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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高考三十周年之际讨论中国教育改革，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为什么40年前毛泽东会决意取消高考，打碎整个系统教育体制。我们需要的不是制度崇拜，而是重新定义教育承载的真正使命
前不久，与一年一度的高考同时进行的，还有各界对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的纪念。尽管没有官方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历史成就图片展之类的纪念活动，但诸多的相关人士发表谈话或文章，一方面回顾30年前恢复高考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和对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
中国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有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会说: 有，而且很大。但有问题怎么解决，却少有能服众的答案。10年前，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倡议以大学扩招和增加市场化手段办学为主的教育改革，换来了是今天的一片骂声; 对孩子从小学时代就饱受精神压力的高考制度改革，无论是分省出题、3+X还是大学自主招生，按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说，都是“表面上的”，“改来改去改不下去了”；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虽然国家财政的大手笔不断，一举扭转了“中国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和教育经费占比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的局面，但两年前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对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的激烈抨击音犹在耳，至今未见改变不说，连“小升初”都变成万千家长烦恼的门槛。更何况，教育改革到今天，社会开放和多元选择到今天，“教育杀人”、“学校杀人”似乎更严重了。且不论中小学生自闭、大学生自杀、研究生失业案例的增多，很多高校录取的新生中有20%进校后心理测试不合格。今年“两会”上，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自己有次吃饭时问儿子，你高中毕业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儿子说，我想把我那个中学炸掉。
制度不是主要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应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更何况，我们已经饱尝过制度革命带来的毁灭性危机——1966年的“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寄希望于完全改变教育制度而最终毁掉教育的明证。
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化革命是一场灾难，但它也自有理性逻辑。事实上，一生以“导师”（teacher）为己任的毛泽东对“文革”前17年的学校教育体制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色彩，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1964年他发表的“春节谈话”中激烈抨击到，“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教育学家杨东平1996年的一篇文章注意到，1965年7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不仅大幅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而且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比如建立义务和培训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不同需要制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缩短学制，减少课程，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1970年后的第二阶段教育改革更为激烈：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小学至大学的学制由17年减为12年；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提出农村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 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類的实用初级专业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注重“干中学”。所有这些，都缘于毛泽东“个性化、非正规化、非科层化、学以致用”的教育理想。
毛泽东以政治化的极端手段干预教育的“破坏性创新”失败了，他所推行的教育制度被完全推翻。在现代化这一西方话语体系的宏大主题下，整套的西方教育体系移植而来，再结合中国“望子成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维，中国的教育体制再现了被毛泽东所痛恨的图景和功用：民众尤其是穷困地区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忽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在大城市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如果看过1982年英国导演Alan Parker根据Pink Floyd乐队专辑《The Wall》拍摄的同名电影《The Wall》，被平克抨击的英国教育制度中国人也如此熟悉: 学生戴着相同的面具，以同样节奏的步伐走向绞肉机，机器里的铁锤敲打着孩子们，流水线另一端走出来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大破大立地再来一次教育制度革命。但制度设计爱好者往往忘记了教育承载的真正使命——我们要的不是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不是在墙上再加一块精美的砖瓦，或者为巨大机器打造高效齿轮和合格螺丝钉，而是一个懂得爱与感恩、谦卑与勇气、宽恕和责任的社会细胞。这不是任何一种教育制度能够一劳永逸达致的目标。
前不久，与一年一度的高考同时进行的，还有各界对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的纪念。尽管没有官方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历史成就图片展之类的纪念活动，但诸多的相关人士发表谈话或文章，一方面回顾30年前恢复高考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和对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
中国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有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会说: 有，而且很大。但有问题怎么解决，却少有能服众的答案。10年前，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倡议以大学扩招和增加市场化手段办学为主的教育改革，换来了是今天的一片骂声; 对孩子从小学时代就饱受精神压力的高考制度改革，无论是分省出题、3+X还是大学自主招生，按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说，都是“表面上的”，“改来改去改不下去了”；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虽然国家财政的大手笔不断，一举扭转了“中国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和教育经费占比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的局面，但两年前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对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的激烈抨击音犹在耳，至今未见改变不说，连“小升初”都变成万千家长烦恼的门槛。更何况，教育改革到今天，社会开放和多元选择到今天，“教育杀人”、“学校杀人”似乎更严重了。且不论中小学生自闭、大学生自杀、研究生失业案例的增多，很多高校录取的新生中有20%进校后心理测试不合格。今年“两会”上，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自己有次吃饭时问儿子，你高中毕业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儿子说，我想把我那个中学炸掉。
制度不是主要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应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更何况，我们已经饱尝过制度革命带来的毁灭性危机——1966年的“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寄希望于完全改变教育制度而最终毁掉教育的明证。
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化革命是一场灾难，但它也自有理性逻辑。事实上，一生以“导师”（teacher）为己任的毛泽东对“文革”前17年的学校教育体制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色彩，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1964年他发表的“春节谈话”中激烈抨击到，“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教育学家杨东平1996年的一篇文章注意到，1965年7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不仅大幅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而且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比如建立义务和培训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不同需要制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缩短学制，减少课程，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1970年后的第二阶段教育改革更为激烈：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小学至大学的学制由17年减为12年；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提出农村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 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類的实用初级专业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注重“干中学”。所有这些，都缘于毛泽东“个性化、非正规化、非科层化、学以致用”的教育理想。
毛泽东以政治化的极端手段干预教育的“破坏性创新”失败了，他所推行的教育制度被完全推翻。在现代化这一西方话语体系的宏大主题下，整套的西方教育体系移植而来，再结合中国“望子成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维，中国的教育体制再现了被毛泽东所痛恨的图景和功用：民众尤其是穷困地区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忽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在大城市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如果看过1982年英国导演Alan Parker根据Pink Floyd乐队专辑《The Wall》拍摄的同名电影《The Wall》，被平克抨击的英国教育制度中国人也如此熟悉: 学生戴着相同的面具，以同样节奏的步伐走向绞肉机，机器里的铁锤敲打着孩子们，流水线另一端走出来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大破大立地再来一次教育制度革命。但制度设计爱好者往往忘记了教育承载的真正使命——我们要的不是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不是在墙上再加一块精美的砖瓦，或者为巨大机器打造高效齿轮和合格螺丝钉，而是一个懂得爱与感恩、谦卑与勇气、宽恕和责任的社会细胞。这不是任何一种教育制度能够一劳永逸达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