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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九龄、余靖是粤北历史名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九龄风度是张九龄道德文章的展示，余靖风采是余靖廉洁从政精神的凝聚。九龄风度和余靖风采是传统儒家天下大公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于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九龄风度；余靖风采；廉政
粤北是广东省北部与湘、赣、桂相邻的区域，位置重要，人文蔚起。在粤北众多的历史名人中，唐代名相张九龄、禅宗六祖惠能及北宋名臣余靖尤为显要。历史上，不仅唐相张九龄以“诗”而名、宋臣余靖以“文”而称，更主要的是他们从政、为政“以名节显”，称岭南第一、第二人物。他们的廉政思想意蕴深刻，廉政精神影响深远，是粤北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思想与精神对当下社会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九龄风度及其廉政思想特质
张九龄（678—740年），广东曲江（今韶关）人，字子寿，一名博物。唐景龙元年（707年）进士，初授“校书郎”，后官至“中书令”，封“始兴伯”。卒后谥曰“文献”，今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九龄风度”是唐玄宗因为宰相张说生前曾极力推荐张九龄的才干，张说死后唐玄宗因为追念张说观点，于是封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后来知道张九龄有“深明吏事、面决是非”的才能而改封为“中书侍郎”；而且，玄宗以张九龄仪表出众，也常说：“每见九龄，令人精神顿生。”以后宰相每引荐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①“九龄风度”由此而彰显，并成为“宰相风度”的同义语。其实，九龄风度仅非唐玄宗的一句话这么简单，而是张九龄道德、文章、才识并美的高度概括，是他的治政精神的凝聚。这种治政精神包含着敢言直谏的胆气、任人唯贤的正气和廉洁奉公的清气。
（一）忤宰相意，主张官爵为天下公器，应以德为先
公元725年12月16日，唐玄宗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时相张说曾建议多引所亲及录事主书官陪同参加，建议把他们提升至五品，张说命张九龄起草诏书。
对此，张九龄不同意。张九龄认为，官爵乃天下公器，应该以德望为先，次及勋旧老臣，不能凭个人感情而任意提升，否则将使各方百姓失望。张说没有听张九龄的建议，以致后来被宇文融攻击而发生波折，张九龄也由此而降职为“太常少卿”，外调“冀州刺史”。为此，张九龄以就近奉养老母，请准改任“洪州都督”，并得以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二）犯颜直谏“废太子瑛”，直道而行
玄宗为临淄王时，曾宠爱丽妃、皇甫德义及刘才人，丽妃生太子瑛，德仪生鄂王瑶，才人生光王据。玄宗即位后专宠爱武惠妃，丽妃等皆失宠。太子瑛及光王据、鄂王瑶曾一起议论，被武惠妃告为“阴结党与”、“指斥至尊”。玄宗大怒，要废太子及二王。当时作为中书令的张九龄，在拒绝惠妃密遣宦奴牛贵儿所进行的贿赂后，上《谏废三太子奏》，认为：“太子国本，難于动摇”②，力言“古人重嫡长之义”。张九龄以君事为己事，不畏奸佞，直道而行，难能可贵。
（三）奏劾李林甫，请诛安禄山，显竭忠尽责的担当精神
李林甫原为唐室宗亲，史称其“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他迎合玄宗，勾结武惠妃，欲杀太子以揽大权，图谋不轨。张九龄力保太子以正官邪，他反对玄宗任李林甫为相，认为：“宰相系国家安危，林甫非社稷之臣也。陛下若相林甫，恐异日为社稷忧矣！”③事实证明，李林甫勾结武惠妃，怂恿了唐玄宗做出了废太子及二王的决定，使唐王朝国运逐渐衰退。而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早年丧父，后其母嫁突厥人安延偃，遂改名为安禄山。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投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因为打仗勇猛而获得节度使的赏识。但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奉命去进攻奚、契丹部时，持勇冒进，损失惨重，按律当斩，却被节度使张守珪所护。张九龄为此上《请诛安禄山疏》，犯颜固争，言“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并说：“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的建议并没有被唐玄宗采纳。以致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四）“正官邪、防滥渎”，任人唯贤，为国选拔人才
首先，张九龄主张慎重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地方的官吏。开元初，张九龄针对地方官吏“多非其任，徒有虚名”、才德不胜职的情况，向玄宗建言创立法制，规定内外调动期限，以杜绝追逐名利、人浮于事的现象。张九龄认为地方官吏是“亲人之任”，故“宜得其贤”。因此，实行改革，能调动那些有才智的人士到地方任职以尽亲民之责，维护好社会秩序。
其次，张九龄建议废除论资排辈的陋习，注意破格选贤任能。他说：“古者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伪自止，流品不杂。”纯洁官吏流品，提高行政效率，只有追问其称职与否，不问其年资短长，才能鼓励人们修德勉学，也才能使苟图之人无所施其谄佞。为此，张九龄主张实行“讲理观能，乡举里选”的“辟举法”，从而使“正气必伸，官邪自息”。这个主张正好击中了当时的弊病。
张九龄的功绩，可以借用明代邱濬所题《寄题张丞相祠》二诗之语加以说明及证明。诗中说：“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伊尹兴商吕佐周，匡时有道孰能侔？谁知岭表千年后，公向中州出一头。”可见，九龄风度的历史影响及其价值。
二、余靖《从政六箴》及其风采
余靖（1000—1064年），广东曲江（今韶关）人，本名希古，字安道，号武溪。北宋天圣二年进士，初授赣县尉，后官至尚书左丞，卒谥“襄”。因慕张九龄之《曲江集》，取比其著作名为《武溪集》，今有二十卷传世。
余靖“风采”是出自蔡襄的《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诗句：“好竭谋猷居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④，也根植于其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根植于其行为的自律。
（一）“清公勤明和慎”的《从政六箴》及其廉政思想特质
《从政六箴》，写于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这是余靖进士及第后，授赣县尉期间的为官心得和今后为官的准则。这不仅是余靖自强自觉的私箴，也是个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
关键词：九龄风度；余靖风采；廉政
粤北是广东省北部与湘、赣、桂相邻的区域，位置重要，人文蔚起。在粤北众多的历史名人中，唐代名相张九龄、禅宗六祖惠能及北宋名臣余靖尤为显要。历史上，不仅唐相张九龄以“诗”而名、宋臣余靖以“文”而称，更主要的是他们从政、为政“以名节显”，称岭南第一、第二人物。他们的廉政思想意蕴深刻，廉政精神影响深远，是粤北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思想与精神对当下社会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九龄风度及其廉政思想特质
张九龄（678—740年），广东曲江（今韶关）人，字子寿，一名博物。唐景龙元年（707年）进士，初授“校书郎”，后官至“中书令”，封“始兴伯”。卒后谥曰“文献”，今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九龄风度”是唐玄宗因为宰相张说生前曾极力推荐张九龄的才干，张说死后唐玄宗因为追念张说观点，于是封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后来知道张九龄有“深明吏事、面决是非”的才能而改封为“中书侍郎”；而且，玄宗以张九龄仪表出众，也常说：“每见九龄，令人精神顿生。”以后宰相每引荐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①“九龄风度”由此而彰显，并成为“宰相风度”的同义语。其实，九龄风度仅非唐玄宗的一句话这么简单，而是张九龄道德、文章、才识并美的高度概括，是他的治政精神的凝聚。这种治政精神包含着敢言直谏的胆气、任人唯贤的正气和廉洁奉公的清气。
（一）忤宰相意，主张官爵为天下公器，应以德为先
公元725年12月16日，唐玄宗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时相张说曾建议多引所亲及录事主书官陪同参加，建议把他们提升至五品，张说命张九龄起草诏书。
对此，张九龄不同意。张九龄认为，官爵乃天下公器，应该以德望为先，次及勋旧老臣，不能凭个人感情而任意提升，否则将使各方百姓失望。张说没有听张九龄的建议，以致后来被宇文融攻击而发生波折，张九龄也由此而降职为“太常少卿”，外调“冀州刺史”。为此，张九龄以就近奉养老母，请准改任“洪州都督”，并得以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二）犯颜直谏“废太子瑛”，直道而行
玄宗为临淄王时，曾宠爱丽妃、皇甫德义及刘才人，丽妃生太子瑛，德仪生鄂王瑶，才人生光王据。玄宗即位后专宠爱武惠妃，丽妃等皆失宠。太子瑛及光王据、鄂王瑶曾一起议论，被武惠妃告为“阴结党与”、“指斥至尊”。玄宗大怒，要废太子及二王。当时作为中书令的张九龄，在拒绝惠妃密遣宦奴牛贵儿所进行的贿赂后，上《谏废三太子奏》，认为：“太子国本，難于动摇”②，力言“古人重嫡长之义”。张九龄以君事为己事，不畏奸佞，直道而行，难能可贵。
（三）奏劾李林甫，请诛安禄山，显竭忠尽责的担当精神
李林甫原为唐室宗亲，史称其“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他迎合玄宗，勾结武惠妃，欲杀太子以揽大权，图谋不轨。张九龄力保太子以正官邪，他反对玄宗任李林甫为相，认为：“宰相系国家安危，林甫非社稷之臣也。陛下若相林甫，恐异日为社稷忧矣！”③事实证明，李林甫勾结武惠妃，怂恿了唐玄宗做出了废太子及二王的决定，使唐王朝国运逐渐衰退。而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早年丧父，后其母嫁突厥人安延偃，遂改名为安禄山。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投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因为打仗勇猛而获得节度使的赏识。但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奉命去进攻奚、契丹部时，持勇冒进，损失惨重，按律当斩，却被节度使张守珪所护。张九龄为此上《请诛安禄山疏》，犯颜固争，言“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并说：“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的建议并没有被唐玄宗采纳。以致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四）“正官邪、防滥渎”，任人唯贤，为国选拔人才
首先，张九龄主张慎重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地方的官吏。开元初，张九龄针对地方官吏“多非其任，徒有虚名”、才德不胜职的情况，向玄宗建言创立法制，规定内外调动期限，以杜绝追逐名利、人浮于事的现象。张九龄认为地方官吏是“亲人之任”，故“宜得其贤”。因此，实行改革，能调动那些有才智的人士到地方任职以尽亲民之责，维护好社会秩序。
其次，张九龄建议废除论资排辈的陋习，注意破格选贤任能。他说：“古者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伪自止，流品不杂。”纯洁官吏流品，提高行政效率，只有追问其称职与否，不问其年资短长，才能鼓励人们修德勉学，也才能使苟图之人无所施其谄佞。为此，张九龄主张实行“讲理观能，乡举里选”的“辟举法”，从而使“正气必伸，官邪自息”。这个主张正好击中了当时的弊病。
张九龄的功绩，可以借用明代邱濬所题《寄题张丞相祠》二诗之语加以说明及证明。诗中说：“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伊尹兴商吕佐周，匡时有道孰能侔？谁知岭表千年后，公向中州出一头。”可见，九龄风度的历史影响及其价值。
二、余靖《从政六箴》及其风采
余靖（1000—1064年），广东曲江（今韶关）人，本名希古，字安道，号武溪。北宋天圣二年进士，初授赣县尉，后官至尚书左丞，卒谥“襄”。因慕张九龄之《曲江集》，取比其著作名为《武溪集》，今有二十卷传世。
余靖“风采”是出自蔡襄的《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诗句：“好竭谋猷居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④，也根植于其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根植于其行为的自律。
（一）“清公勤明和慎”的《从政六箴》及其廉政思想特质
《从政六箴》，写于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这是余靖进士及第后，授赣县尉期间的为官心得和今后为官的准则。这不仅是余靖自强自觉的私箴，也是个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