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心比佩珀军士和整个该死的乐队都要孤独（《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是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一张专辑，发行于20世纪60年代。——译注），坐在吧台对面的我都看在眼里。“坐在吧台对面”并不意味着我与她相隔千山万水。我们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二十英尺。这个点人都散得差不多了，可以说一抬眼就能看到她。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告诉人们，她是个等待酒吧打烊的女郎（指那些算不上美貌、无人应召的小姐。通常酒吧快打烊时，被酒精迷醉的男人才有可能选择那样的女人。——译注）。别误解我的意思，她可不是个应召女郎。她甚至都称不上是女郎。她至少得有三十岁了，老早之前“女郎”这个称呼就已不再适合她。我想说的是，她得到的男人肯定远多于她应得的，而这仅仅是因为她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男人的绝望是她的助攻。她就像一双陈列在打折货架上的鞋，你之所以买下这双鞋，是因为你需要一双鞋，你手上只有这么点钱，而且商店快要打烊了。酒吧服务生高喊“最后一次添酒了”，这便是她的求偶之歌。她是个等待酒吧打烊的女郎。
　　我看见她的猎物逼近她，靠近她，为她买酒；我看着他们一起离开的样子，他东倒西歪，她搀扶着他。我想象着第二天清晨她看到他异样的眼神时的刺痛感，那时他不再被酒精麻醉，不再满是绝望，不再需要那最后一双鞋，那时她那颗孤独的心会因希望再度破灭而黯然神伤。当然，尽管她魅力四射，但她并不是我来酒吧的原因。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太无聊了。就这么简单。我是个卖酒的，但在店里多待一分钟我都受不了。我要把酒卖给那些暴发户，可这些混蛋对酒的品质的了解甚至不及我对亚原子粒子在宇宙结构中的作用的了解。这些人认为自己深谙价格的含义，可这意味着他们对品质或价值知之甚少。好吧，该死，如果你的总统之前当过演员——还是演技比较拙劣的那种——如果高端金融领域开始依赖垃圾债券和恶意收购，那么价值或是品质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不是吗？我来这儿是因为我临时有份工作，虽然我在拿到侦探许可证后发誓说再不会接这种活儿了。我来这儿是要给“蜘蛛”打掩护，这只蜘蛛没能进化出相适应的后视眼，所以只好找别人来做这事。
　　“蜘蛛”家和我家是邻居，都住在街角那儿。打我记事起，我俩就是朋友了。他名叫迪克·托马斯，外号“蜘蛛”。他得此绰号，是因为他小时候是个四肢瘦长的家伙，看上去好像只长了胳膊腿儿，而且他的四肢似乎都有自己的主意。他架着副眼镜，镜片很厚，衣服乱糟糟的，跟没理过的床铺似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待在老城区。这里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聚居区；在这里，犹太人会念诵《圣母经》，天主教的小孩会吃百吉饼和熏鲑鱼，但如果你是个白人新教徒，祖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这里的人会把你当成怪物。我们完全不知道新教徒做过些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关于“蜘蛛”的另一件事是，他手上总是拿着本书。总是。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已遍览世界之貌，说那是我们这些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我猜是因为他觉得我够聪明，能懂他，又或者是因为我是住在附近的唯一一个愿跟他站队的小孩。
　　如果让林肯市高年级学生进行投票，选出我们之中最不可能与黑帮有关系的人，那“蜘蛛”·托马斯一定会获得压倒性胜利。话虽如此，但这些鬼话也就听听罢了。“蜘蛛”绝不清白。他就读于巴鲁克学院会计学专业，毕业后便迅速着手建立他的帝国。他经营的地下赌场遍布纽约市的五大区，在扬克斯（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的一座城市。——译注）有好几家，在长岛也有一两家。他确保尽量不要踩到任何人的脚趾；他很乐意，甚至急切地将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拱手让人，要么分给控制他赌场所在那片区域的黑帮家族，要么给横行于其余地盘的各个帮派。这些人可樂坏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就能获得如此横财。由于“蜘蛛”的慷慨大度，这些黑帮（实际上是他的合作伙伴）便为他撑腰，使其赌场在遭偷盗抢劫和警方突袭时相安无事。
　　“莫伊，”有一次他对我说，“整个童年时期你都在跟小混混斗智斗勇，好让自己不被打得那么惨，你越发明白要怎么做你才能活下去。但在我第一次被小混混拦路收保护费、上交了我的全部午餐钱后，我便开始把一半的午餐钱藏在袜子里。这样双方都会心满意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课。”
　　“蜘蛛”很乐于拿出赌场的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各种合法实业。如今，“蜘蛛”·托马斯是两家离岸银行和数家汽车经销商、快餐店、便利店、加油站和自助洗衣店的股东，拥有小部分股权；尽管为掩盖其实际收益，这些公司的结构设置得层层叠叠。自助洗衣店，我喜欢这字里行间的讽刺。“蜘蛛”将这些合法合规的企业打造成一个大型洗钱集团。这便是此次会面的目的。俄罗斯黑帮以操纵洗钱活动而闻名，可近来有一批来自布莱顿海滩（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因与俄罗斯和东欧社区紧密相连，又被称为“小敖德萨”。——译注）的年轻的后起之秀前来抢生意，想从俄罗斯黑帮的洗钱市场中分走一大杯羹。这些年轻人并非在苏联监狱里艰难求生的那一代，他们对美国的监狱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们只想四处分散风险。而这往往是“蜘蛛”成功的第一步，他深谙风险与收益的回报比。
　　“你打过高尔夫吗，莫伊？”“蜘蛛”几年前问过我。
　　“没怎么打过。怎么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蜘蛛”是我所认识的最没有运动细胞的人，我很难想象他挥动豪尔兹一号杆（泰特利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的首款钛制的一号开球杆。一号杆用于打第一杆球，通常能打出200—250码的距离，有些专业人士能打到300码以上。——译注）把球打出50码开外的样子。“你打高尔夫？”我问，尽量不让自己听起来像是在怀疑他。
　　他大笑。“我不打，但我喜欢高尔夫。高尔夫球手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估量了风险与收益的结果。” 　　我的一位客户曾把打高尔夫比作下棋。在他看来，这是终极思想家的游戏。我不知道高尔夫意味着什么，但人们似乎总能从中悟到一些饶有深意的真谛，这些都是我无法感悟到的。或许哪天我也去打打高尔夫。没错，在完成悬崖跳水和用匕首猎狮子这两件事后我会立刻去打。
　　位于公园坡（布鲁克林的一个住宅区。——译注）第七大道上的麦吉酒馆曾是一家老派的爱尔兰酒吧，但这里现在成了雅皮士（指城市里那些中产阶级的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工作体面，事业成功，舍得花钱。——译注）的地盘。酒吧菜单上的特色菜有烤无花果和意式薄饼配山羊奶酪，酒吧里提供二十种不同品牌的苏格兰纯麦芽威士忌，但酒的价格会让你寒毛直竖。准确地说，住在公园坡的那些人都不是本地人，所以他们可以远离布鲁克林的下层民众。“蜘蛛”和我这样的布鲁克林本地人、俄罗斯移居者都十分厌恶公园坡。俄罗斯人厌恶这里，是因为这儿不是布莱顿海滩。住在这个乡村地区，他们就跟马戏团小丑被困在葬礼上一个样儿。由于双方都嫌恶这个地方，所以麦吉酒馆便成了双方会面的理想地点——这是布鲁克林的逻辑。尽管麦吉酒馆不幸转型为售卖食物和高价苏格兰威士忌的酒吧，但店主却很乐意在酒吧打烊后将店面租出去。店主丝毫不在乎“是谁租的”以及“为何而租”这样的问题。他只关心“什么时候租”以及“你愿意花多少钱来包场”。
　　这种会面规定双方不允许带保镖。每方只允许带一名未武装的、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助手作为后援。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而且自从我60年代末开始进入这行当以来，我身上第一次没带武器。我不喜欢这样，可那是规定。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助手们得第一个到场，但却不允许参与讨论。想来也不无道理。如果会面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将巨额赃款洗成一笔笔干净合法的现金的话，你同样也不希望谈话时有其他无关人员参与。根据《受敲诈勒索者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此次会面完全可以被定性为阴谋罪，这足以让双方在联邦监狱里待上很长时间了。
　　双方的主要人物均未到场，但一进酒吧我便发现了对方的助手。我很难不注意到他。他面貌丑陋，像个烂桃；又高又壮，但长得不讨喜。他胖吗？其实并不胖。用我母亲的话说，他身形魁梧或身材圆润，用的那些词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这样的人通常缺乏自我肯定，这对于培养自尊心绝无益处。更打击他自尊心的是他的衣着。他身着一套深红色的双层针织休闲套装，可他这只被蒸得通红的小龙虾，似乎还妄想在家用棉制品大减价中躲过别人耳目呢。他至少得有五十了，头上那点头发已变得灰白，而且乱蓬蓬的。尽管如此，但我知道我最好还是不要断定他对我构不成威胁。按规定他不能携带武器，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身上没有武器。而且我曾被几个相当粗鲁的混蛋揍得屁滚尿流，揍我之前这些家伙还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不确定他是否能认出我，但眼下除了正忙着往冰柜里装啤酒的酒吧服务生，整个酒吧里就只有我俩了，所以我猜他已经知道了。
　　我把酒杯举了举以示友好，杯中装着杜瓦牌苏格兰混合威士忌。他稍微咧了咧嘴，闷闷地哼了一声。当然，他不会撼动比利·爱多尔（英国电子摇滚乐天王级歌星，唱腔以咬字含糊、时而轻飘时而嘶吼著称。——译注）的权威，相信我。我耸了耸肩，继续喝酒吃小食，等“蜘蛛”和他的潜在合作伙伴的到来。
　　当“蜘蛛”第一次找到我，想让我干这活儿的时候，我问过他找我的原因。
　　“你是个俄罗斯犹太人。他们也是俄罗斯犹太人。”他如此答道，好像这就足够解释所有问题。
　　“并没那么简单，‘蜘蛛’。这不是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伦敦，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共济会设计了神秘的握手方式，以作为会员间相互沟通联络的暗号。——译注）。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握手方式。虽然都是俄罗斯犹太人，但他们跟我不一样。首先，我是乌克兰的犹太人。这一点就有着天壤之别。我们那儿的人有两大隐忧，一是担心缝纫机的脚踏板断裂，二是担心哥萨克人襲击我们的犹太小村庄。但那些家伙……他们小时候没经历过这些。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生活在斯大林和美国的庇护之下。那些家伙都是些狠角色。”
　　但他仿佛没在听我说话。“犹太小村庄，我喜欢这个词。”
　　“‘蜘蛛’，你听我说——”
　　“我听到了，别担心。但他们也是犹太人，”他说，“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周围一直都有不少犹太人。”
　　“话是没错，‘蜘蛛’，”我说，“但这些家伙行事的方式跟你所认识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从小到大就没什么信仰，不信奉任何宗教。或许我算不上是特别虔诚的犹太人，可跟他们比起来，我简直是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了。”
　　“莫伊，最重要的是，你当我的后援我放心。即使要付出大代价，你也总会支持我。这才是我想让你在场的原因。”
　　话说到这份上，没法再争下去了。
　　俄罗斯人先到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尤里，但我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名。不管他叫什么，肯定比他助手的名字高雅得多。我还想再说一句，别觉得我啰唆，我见过的跳舞的熊都比他的助手要优雅许多。然而，那个家伙，也就是要跟“蜘蛛”谈判的那个人，跟他的助手完全不是一类人。他身穿灰白条纹的意大利西装，上面的针脚加起来得有几百万个，脚上的鳄鱼皮鞋也是意大利进口的，那双鞋的钱比酒吧服务生这周、下周，甚至下下周赚的钱都要多。他的衬衫是定制的。他的黄色领带购自巴黎的爱马仕，手表是在阿尔卑斯山上手工制作的。不知道这表每到半点会不会有音乐报时。他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梳着像帕特·莱利（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教练员。——译注）那样的大背头。尽管如此，但我还没蠢到认为美国这块土地能把这种人的性格磨软。他有一口洁白的好牙，但嘴角僵硬，表情很冷，我的酒杯似乎要被他冻住了。
　　“我叫尤里。” 他对我说。他把自己的骆马毛大衣交给了那只跳舞熊，但完全没理他。
　　“我叫莫伊。”我点头示意，但没打算伸手。也许尤里觉得我是个不喜欢握手的人。“你不介意我检查一下你的大衣吧？” 　　尤里露出了一丝微笑，当然这笑还不足以让我的酒杯解冻。“想得很周到。果然是‘蜘蛛’的人，”他说，“谢尔盖，把外套给莫伊先生。”
　　谢尔盖。原来跳舞熊有名字。他把外套递给我。一件可爱的外套，我满怀敬意地检查这件外套。没发现里面藏有武器，我把外套递回给谢尔盖。
　　“没问题。”我说。
　　“那莫伊先生，公平起见，你是否介意谢尔盖……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尤里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这话我是绝不信的，就像我不相信他的真名叫尤里一样。
　　“搜身。安全检查。”
　　“对，你说得没错。”
　　我将手臂抬高到肩膀的高度，然后叉开双脚，好让跳舞熊把我里里外外搜查个遍。近看谢尔盖，比之前更丑了，而且他身上的气味也没比他表面看起来的好闻到哪儿去。尽管他外表看起来不像个恶棍，但我怀疑他并不是什么好人。我能感觉得到，搜身这种事他已经做过上千次了。他的双手既熟练又有力。如果我看到路上有这么个警察，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
　　“没有武器。”他边说边哼了一声，看向他老板。我心里很肯定，谢尔盖就是个狗腿子，每月按时领点工资。我心里暗想，选这样的人打下手，这个尤里的识人能力令人担忧。有时找助手并不意味着要找个彪形大汉，如果尤里需要他的助手干点搜身以外的活，那带这只跳舞熊的尤里可就没那么走运了。
　　之后，轮到我搜他们的身了。老天，我摸着摸着居然摸出感觉了。在布鲁克林，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大二的时候。那会儿，班里有个女生叫坎蒂·迪纳多，她父母乘邮轮去旅行了，因此她邀请全班同学到她家的地下室开狂欢派对。那晚，我的手伸到苏珊·梅斯特罗的胸罩下，第一次摸到了发硬的乳头。伙计，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干吗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谢尔盖问。
　　我忍不住想说自己只是他的镜子，他才是那个傻笑的白痴，但我还是忍住了。“只是在想很久之前认识的一个女孩。”
　　“噢，你真是个悲观的浪漫主义者，”尤里说，“你是俄罗斯人吗？”
　　“乌克兰犹太人。但我家里人都是来自基辅以外的地方。”
　　“我也是乌克兰人。敖德萨。”他说。
　　“黑海那儿，嗯？”
　　尤里脸上再次闪过一丝笑容，只是这次笑得更温暖。
　　“谢尔盖呢？”我问，“也是敖德萨来的？”
　　“不是。他也是俄罗斯人，出生在车臣。他强壮如牛，蠢笨如驴，忠誠如狗。”
　　“做过警察？”
　　“莫伊先生，您眼力真不错。对，谢尔盖在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当过警察，但他很想要钱。他私卖武器，然后被抓了。”尤里晃动他那修长的食指，“他算是幸运的，他在古拉格劳改营救过我兄弟的命。”
　　“忠诚都是双向的。”
　　“对，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尤里看了看他的瑞士手表，“‘蜘蛛’是没迟到，但……”
　　“不，”我边说边看了看我的表，“他会掐着点准时到的。这是他的行事方式。”
　　正说着，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一次低估了“蜘蛛”。我在这里不仅仅是充当助手的角色或是提供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我还能让尤里放松警惕。我猜“蜘蛛”早就知道尤里是乌克兰人，他知道只要一交谈，尤里就能发现我也是乌克兰人。我相当于“蜘蛛”的一张名片，让对方提前看看他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的出现意味着“蜘蛛”做决定时会深思熟虑，他会争取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这向他潜在的合作伙伴展示了“蜘蛛”这个人是多么体贴而理智。我的出现证明了“蜘蛛”的价值，这比多少推销辞令都有说服力。等“蜘蛛”终于走进酒吧时，他的工作已完成过半。他需要做的只是达成交易。
　　突然，有人在敲麦吉酒馆的玻璃门，我们四人——酒吧服务生，尤里，谢尔盖和我——不约而同地转头去看。那人正是刚才那个等待酒吧打烊的女郎。
　　“让我进去，”她说道，但她绝望的声音被玻璃门淹没了。“让我进去，我的包落在里面了。请让我进去。”她手上戴着一枚大戒指，她用戒指的底部不停地敲打着玻璃门。“我家的钥匙在包里。让我进去。”
　　酒吧服务生弯腰从吧台下钻过去，然后走到门边。钥匙就在锁上，但他回过头看向我们，等着我们同意或是不同意。
　　“告诉那个婊子，让她滚。”谢尔盖说，“没门！”他朝她边挥手边大喊道。
　　真是够了。她开始大哭起来，把属于她那颗孤独之心的眼泪都哭了出来。与此同时，她还把门越敲越响，越敲越疯狂。
　　“让她进来，”尤里说，“让她进来。”
　　甚至在酒吧服务生转动钥匙的时候，我还感到一阵反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当服务生拉开门放她进来时，我的脑子里还在回想今晚来到麦吉酒馆后发生的一切。服务生再次从吧台俯身而过，回到原位。之后他从下面拿出一个黑皮包，这包实在是太大了。见鬼！就是这个，我想。她根本没带包。
　　“快跑，”我一面大喊，一面躲到桌子下，“快跑！”
　　但一切都太迟了。那位等待酒吧打烊的女郎已经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把点40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谢尔盖第一个中枪，他的白衬衫被血染红了，跟他深红色的休闲套装很是搭配。她朝他的面部开了第二枪，血花四溅，那颗烂桃从背面炸裂开来。跳舞熊不再跳舞。接下来轮到尤里了。他也躲在桌子下，可她用的是空尖弹（俗称开花弹，进入肉体内有爆破效果，会对目标产生更大的伤害。——译注）啊，他还是躲在混凝纸墙（由纸浆或纸、水和黏合剂等混合而成，混凝纸坚硬强韧，且价格低廉。——译注）后更安全些。那位女郎冷静地走向他的藏身之处，瞄准目标，尤里的内脏随即成了麦吉酒馆木地板上的装饰。
　　我从这个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藏身处向外瞥，看见她把贝雷塔手枪瞄准酒吧服务生，一枪干掉了她的帮凶。她根本不需要在他身上浪费第二颗子弹。接着她朝我走来，我听到她的高跟鞋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有意思的是，这会儿我想的不是我的妻子凯蒂或我的女儿莎拉。这会儿我脑子里想的是苏珊·梅斯特罗右侧的乳头，它在我笨拙的触摸下逐渐变硬，除此之外脑袋空空如也。我不确定我是否还在呼吸，我只是闭上眼等待着。
　　“莫伊，你最好从那儿出来。这个你拿着，”那位女郎说着，把一个信封塞进我的右手里，“警察两分钟之内就会到达现场，我的雇主可不希望他们发现你在这里。”
　　我根本不需要她把话重复第二遍。在这方面我还是挺精明的。
　　车开出十个街区之外，我仍能听到警笛声。似乎半个布鲁克林区的警察都出警了。我把车停在路边，在街灯下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叠崭新的钱，共计一万美金，包在横格纸里。纸上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就像打高尔夫，莫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希望这些钱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
　　别担心，你很安全。
　　我驱车前往最近的天主教堂，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了募捐箱里。“蜘蛛”的确拥有超凡的洗钱本领，但即使他用上世界上所有的化学品，他也无法把这些纸币上的血迹洗净。他说得没错，我很安全，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走在大街上的我总是疑心重重，很在意走在我身后的人。这的确很愚蠢。我在这个圈子也有些年头了，一些行事方式我还是清楚的，如果我被盯上，我根本不可能觉察得到。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蜘蛛”，或者说再也没见过活着的“蜘蛛”。麦吉酒馆事件发生一年之后，人们在羊头湾、戈瓦纳斯运河和展望公园的湖里发现了他的尸块，装在塑料垃圾袋里。但有些部分依旧未能找到。现在，那个矮胖子在黄泉之下有伴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一直躲在后排。我可没什么心情陪他的家人周旋。一个男人过来坐在我左边的位置上，离我不过几英尺。他衣着考究，穿戴齐整，让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偷偷瞥了他一眼。看见他那张脸，一个名字呼之欲出。我很熟悉这张脸，但我实在无法把它与那个名字对号入座。随后他转向我，用一口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同我说话。
　　“你认识这个‘蜘蛛’？”
　　“对。”我说着，然后把这张脸对上号了。这个男人简直就是另一个尤里，只不过他年纪更大，也更显沧桑。这是他兄弟，我心想：就是曾在古拉格劳改营那个。“你认识他吗？”我问道，尽量不让自己把早餐吐在教堂里。
　　他笑了笑，比他兄弟笑得还冷。“认识，我们一起做过生意。”他往地上吐了口痰，双手搓了两下，脸上挂着厌恶。“但现在生意已经做完了。”
　　他头也不回，转身就走。我也跟着他走了出去，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