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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30个省份2011-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四个维度构建区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综合评价区域发展质量，并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进行分地区回归。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之间存在二次函数关系，但东、中部地区的二次曲线形状不同，西部地区二者的二次函数关系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建设和生态环保存在阈值效应。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质量;熵权法
一、引言
普惠金融最早由联合国提出，其目的是为金融服务缺失或不足的人群提供其可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从而使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合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公平性。2016年杭州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国际层面确立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扶贫方面的重要地位。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以金融科技为基础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渗透到偏远地区的成本，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符合其需求的小额信贷和多样化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金融业的关注焦点，发展速度也在逐步加快，但其对于区域发展质量有何影响？影响机制又是什么？发展过程中又存在哪些问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及潜在问题，将有助于政府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高效地发展。正确认识金融科技对于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将能使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帮助提升区域发展质量。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进行分地区的面板回归，从而提出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建议。
二、数字普惠金融概述
（一）数字普惠金融定义
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在其发布的白皮书中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数字普惠金融最初是集支付工具和储值账户功能于一体的交易平台，此类平台可以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它具有五个与众不同的要素，一是新的提供商及提供商组合，二是数字技术，三是将代理作为与客户的主要接口，四是新产品、新服务及二者间的捆绑，五是纳入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盈灿咨询、网贷之家等在其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白皮书中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运用互联网、网络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使原金融服务不足人口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它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产品的数字创新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黄余送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化、电子化技术交易的电子货币、付费卡和常规银行账户提供的金融服务。他将数字普惠金融分为四类：一是创新融资方式，如P2P、网络股权融资等;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渠道，如移动支付等;三是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技术，如：互联网征信等;四是新型的金融产品，如：互联网理财等。郝云平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加入数字技术驱动因素，通过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加大金融服务的力度和可获得性，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高菲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是通过数字技术匹配金融服务缺失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且应该达到客户可负担成本、提供主体商业可持续的效果。董润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包括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数字化，商业银行在向网络存贷、电子商务方向发展。我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可复制性和边际成本递减的优势。吕家进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的4个特征：服务对象覆盖广泛、长尾人群亦能享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信用风险评估、降低交易成本
（二）数字普惠金融价值分析
张子豪、谭燕芝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均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他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建议。陈婵姹、岳玉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郝云平、雷汉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01%-0.02%。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民、城市低收入人群等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减少建设网点、购置设备的物力成本和现场服务的人力成本，降低了长尾市场的边际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使得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更好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可以缓解金融排斥的问题。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渗透到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突破了地理上的限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降低了银行风险定价的成本;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对目标客户进行分析，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此外，数字化交易平台产生的大量交易数据，可以刻画客户的资信状况，有助于推动征信体系的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①增加家庭消费：对中低收入人群、农民、弱势群体等长尾人群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储蓄提供便利，可以平滑其收入波动，使其能够更加合理稳定地消费。同时，阿里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自身的大数据优势，对用户的网络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制定精准营销策略，促进了消费增长，扩大了消费人群;②增加政府投资：金融科技使得资金供求双方更快速地匹配，有利于利率市场化，使得市场的均衡利率有所降低，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信贷支持，进而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此推动经济增长;③为企业信贷提供支持：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获得资金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或是生产线的更新，提高生产能力。
（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还有待提升。二是上网费用偏高，对中低收入人群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产生制约。三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受众缺乏金融知识的教育，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困难。四是一些在线支付和网络借贷平台会存在资金挪用和虚假投標问题，给用户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也存在一些风险：服务对象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被窃取，从而被欺诈，网上财产被盗取，而长尾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一旦信息泄露被欺诈，遭受资金损失，对于个体而言将是无法承受的后果;同时，大数据行为分析、用户画像等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风险。
三、区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借鉴蔡雨胜等（2018）和杨文等（2015）选取区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方法，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发展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分别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保。指标体系有两个准则层，共12个二级指标。其中单位GDP能耗属于逆指标，针对逆指标采用倒数化处理的方式。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环境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采用熵权法计算各地区区域发展质量指数。首先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大小的影响。然后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和差异化系数，接着从下至上逐层计算各指标层的权重。
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
LLC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面板为零阶单整，符合实证分析的前置条件。
F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中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间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1可以看出，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为7.13，小于10，说明自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可以忽略。
（二）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以全国30个省份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从区域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成二次曲线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超过某一规模后，将能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经济发展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指数存在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呈现这一关系的可能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监管，存在较多的风险和问题，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在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具备了一定的市场成熟度，得到了有效监管，一些不良问题得以被解决，开始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我国早期的互联网借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属于“柠檬”市场，为吸引投资者，平台竞相承诺高回报，使得借贷成本大大提高，使得一些成长前景较好的小微企业退出借贷平台，而那些高风险的小微企业借到款项，最后却由于经营不善而无力还贷，导致资金供给者无法收回本金，承受了巨大损失，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建设指数存在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城市建设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阈值。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环保指数呈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超过一定的规模后会降低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三）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区域发展质量存在差异，因此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面板回归估计。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呈U型二次曲线关系。在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呈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而西部地区二者的二次函数关系并不显著。
贸易依存度对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专利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且西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大，应鼓励中西部地区自主研发，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在东、中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区域发展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中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大，说明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是有必要的，中部地区应重视对外的技术合作，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新技术转化的效率。
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中，多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结构和其他两个地区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注意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四）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主要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采用区域发展质量指数。由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报告中不僅给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给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细分维度的指数，因此本文考虑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指数，之后建立同样的模型进行面板回归。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指数后，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均未发生改变，主要解释变量与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之间仍为U型曲线关系，主要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一次项基本均在10%水平下显著，且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与未替换前的系数相差较小。主要解释变量为使用深度指数时，模型的R?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说明使用深度指数相较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而言能够更好地解释与区域发展质量的关系。
五、思考与启示
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存在各自的长短板，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宜的发展政策。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中西部;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的出口业务提供支持，从而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带动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相关性较强，所以应加强地区间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合作。
要进一步提高长尾人群利用数字技术接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意识，推广数字技术的使用教育。同时也要重视用户的身份验证和个人信息保护，降低长尾人群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可以考虑结合当地农业发展需求，利用数字技术，了解农民的具体金融服务需求，提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可以通过提供专项贷款，为农业新技术的引进提供技术支持，引导农业向绿色、科技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地区的生态环保指数
参考文献
[1] 黄余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J].清华金融评论，2016（12）：37-40.
[2] 郝云平，雷汉云.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J].当代金融研究，2018（03）：90-101.
[3] 高菲，费萌萌，阮国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J].现代经济信息，2018（12）：312+327.
[4] 董润杉.数字金融在普惠金融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8（24）：112-113.
[5] 吕家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思考[J].清华金融评论，2016（12）：22-25.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质量;熵权法
一、引言
普惠金融最早由联合国提出，其目的是为金融服务缺失或不足的人群提供其可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从而使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合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公平性。2016年杭州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国际层面确立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扶贫方面的重要地位。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以金融科技为基础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渗透到偏远地区的成本，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符合其需求的小额信贷和多样化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金融业的关注焦点，发展速度也在逐步加快，但其对于区域发展质量有何影响？影响机制又是什么？发展过程中又存在哪些问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及潜在问题，将有助于政府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高效地发展。正确认识金融科技对于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将能使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帮助提升区域发展质量。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进行分地区的面板回归，从而提出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建议。
二、数字普惠金融概述
（一）数字普惠金融定义
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在其发布的白皮书中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数字普惠金融最初是集支付工具和储值账户功能于一体的交易平台，此类平台可以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它具有五个与众不同的要素，一是新的提供商及提供商组合，二是数字技术，三是将代理作为与客户的主要接口，四是新产品、新服务及二者间的捆绑，五是纳入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盈灿咨询、网贷之家等在其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白皮书中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运用互联网、网络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使原金融服务不足人口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它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产品的数字创新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黄余送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化、电子化技术交易的电子货币、付费卡和常规银行账户提供的金融服务。他将数字普惠金融分为四类：一是创新融资方式，如P2P、网络股权融资等;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渠道，如移动支付等;三是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技术，如：互联网征信等;四是新型的金融产品，如：互联网理财等。郝云平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加入数字技术驱动因素，通过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加大金融服务的力度和可获得性，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高菲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是通过数字技术匹配金融服务缺失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且应该达到客户可负担成本、提供主体商业可持续的效果。董润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包括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数字化，商业银行在向网络存贷、电子商务方向发展。我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可复制性和边际成本递减的优势。吕家进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的4个特征：服务对象覆盖广泛、长尾人群亦能享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信用风险评估、降低交易成本
（二）数字普惠金融价值分析
张子豪、谭燕芝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均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他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建议。陈婵姹、岳玉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郝云平、雷汉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01%-0.02%。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民、城市低收入人群等提供金融服务，通过减少建设网点、购置设备的物力成本和现场服务的人力成本，降低了长尾市场的边际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使得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更好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可以缓解金融排斥的问题。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渗透到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突破了地理上的限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降低了银行风险定价的成本;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对目标客户进行分析，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此外，数字化交易平台产生的大量交易数据，可以刻画客户的资信状况，有助于推动征信体系的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①增加家庭消费：对中低收入人群、农民、弱势群体等长尾人群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储蓄提供便利，可以平滑其收入波动，使其能够更加合理稳定地消费。同时，阿里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自身的大数据优势，对用户的网络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制定精准营销策略，促进了消费增长，扩大了消费人群;②增加政府投资：金融科技使得资金供求双方更快速地匹配，有利于利率市场化，使得市场的均衡利率有所降低，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信贷支持，进而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此推动经济增长;③为企业信贷提供支持：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获得资金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或是生产线的更新，提高生产能力。
（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还有待提升。二是上网费用偏高，对中低收入人群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产生制约。三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受众缺乏金融知识的教育，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困难。四是一些在线支付和网络借贷平台会存在资金挪用和虚假投標问题，给用户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也存在一些风险：服务对象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被窃取，从而被欺诈，网上财产被盗取，而长尾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一旦信息泄露被欺诈，遭受资金损失，对于个体而言将是无法承受的后果;同时，大数据行为分析、用户画像等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风险。
三、区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借鉴蔡雨胜等（2018）和杨文等（2015）选取区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方法，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发展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分别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保。指标体系有两个准则层，共12个二级指标。其中单位GDP能耗属于逆指标，针对逆指标采用倒数化处理的方式。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环境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采用熵权法计算各地区区域发展质量指数。首先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大小的影响。然后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和差异化系数，接着从下至上逐层计算各指标层的权重。
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
LLC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面板为零阶单整，符合实证分析的前置条件。
F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中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间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1可以看出，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为7.13，小于10，说明自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可以忽略。
（二）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以全国30个省份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从区域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成二次曲线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超过某一规模后，将能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经济发展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指数存在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呈现这一关系的可能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监管，存在较多的风险和问题，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在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具备了一定的市场成熟度，得到了有效监管，一些不良问题得以被解决，开始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我国早期的互联网借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属于“柠檬”市场，为吸引投资者，平台竞相承诺高回报，使得借贷成本大大提高，使得一些成长前景较好的小微企业退出借贷平台，而那些高风险的小微企业借到款项，最后却由于经营不善而无力还贷，导致资金供给者无法收回本金，承受了巨大损失，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建设指数存在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城市建设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阈值。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环保指数呈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超过一定的规模后会降低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三）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区域发展质量存在差异，因此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面板回归估计。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呈U型二次曲线关系。在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质量呈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而西部地区二者的二次函数关系并不显著。
贸易依存度对区域发展质量的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专利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区域发展质量的提升，且西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大，应鼓励中西部地区自主研发，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在东、中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区域发展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中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大，说明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是有必要的，中部地区应重视对外的技术合作，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新技术转化的效率。
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中，多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结构和其他两个地区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注意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四）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主要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采用区域发展质量指数。由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报告中不僅给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给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细分维度的指数，因此本文考虑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指数，之后建立同样的模型进行面板回归。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指数后，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均未发生改变，主要解释变量与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之间仍为U型曲线关系，主要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一次项基本均在10%水平下显著，且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与未替换前的系数相差较小。主要解释变量为使用深度指数时，模型的R?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说明使用深度指数相较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而言能够更好地解释与区域发展质量的关系。
五、思考与启示
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存在各自的长短板，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宜的发展政策。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中西部;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的出口业务提供支持，从而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带动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相关性较强，所以应加强地区间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合作。
要进一步提高长尾人群利用数字技术接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意识，推广数字技术的使用教育。同时也要重视用户的身份验证和个人信息保护，降低长尾人群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可以考虑结合当地农业发展需求，利用数字技术，了解农民的具体金融服务需求，提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可以通过提供专项贷款，为农业新技术的引进提供技术支持，引导农业向绿色、科技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地区的生态环保指数
参考文献
[1] 黄余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J].清华金融评论，2016（12）：37-40.
[2] 郝云平，雷汉云.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J].当代金融研究，2018（03）：90-101.
[3] 高菲，费萌萌，阮国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J].现代经济信息，2018（12）：312+327.
[4] 董润杉.数字金融在普惠金融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8（24）：112-113.
[5] 吕家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思考[J].清华金融评论，2016（1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