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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资本下乡，还是工业集中，其中要义，都是带给了农民新的机会。而过去农村和农民的贫穷，其根本原因，正是缺少机会
常年在东莞打工的杨秀括，这次回家惊讶地发现，家乡正经历着一些变化。
2005年之前，他要把家里的耕地找个人种，不收租金不说，还要一年倒贴几百块钱，以备接手的人交“皇粮国税”。
2005年，他所在的成都市金堂县取消了农业税，“贴钱找人种地”的日子宣告结束。春节时，幺叔提着一大包东西过来串门，顺便提及继续代耕一事。
同一年，他从村委会领到一个存折，村干部告诉他，国家每年会往这个折子里打进一些钱，作为农民种粮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对于杨秀括来说，土地第一次“扭亏为盈”。
现在，他听说土地又要涨价了。周围乡镇的一些村庄，据说已经从城里引进来一些有钱人。这些老板要大量承包农民的土地，农民不仅能拿到的租金，还能像在城里一样打工。
老板下乡
牛晋渝，54岁，成都牛公司总经理，就是“传说”中的这种老板。
2006年初，在花椒油生产中尝到甜头的牛晋渝正在琢磨：在哪儿能找到一块地，种些花椒，以给日渐红火的花椒油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他相中了距离自己的工厂不远的栖贤乡向前村。
当时，该村响应成都市“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号召，已将村里不宜耕种的两块总面积达1100多亩的山坡地整理完毕。其中一块300多亩，一块800多亩。
即便是在那些无力外出的留守老人眼里，租给老板种也比自己种划算。邛崃市油渣乡马岩村60多岁的老人付定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总共9分耕地，一季稻子一季玉米算下来，按照一般的市场行情，一年的收成也就1000元多一点，但光生产资料的投入就要六七百元，收益远远比不上租出去所能获得的500多元的租金。
这还没有算上人力成本。马岩村的一位农民说，长期以来，农民种地就是“义务干活”。但有了打工的经历后，农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劳力放在地里能挣多少钱，放到城里又能值多少钱？“算清楚这笔账以后，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种这个地了。”老板进村以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对比：自己种地能挣多少钱，租给老板又能挣多少钱？
付定银就做过这样的对比。他把9分地一半留作自己耕种，一半租给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种植竹子。农忙时他就在自己的地里忙活，闲时就到集体经济组织找些活干。随着“三个集中”在成都郊区的逐步推开，在村里找活干正变得越来越容易。石岩村除了一个竹业合作社，还有一个蔬菜大棚，还有一些养鸡专业户，这样零零散散地打零工下来，一个月平均也有三四百元的收入。而自己辛勤耕耘的那块土地，一年下来的利润总共才不过几百块钱。
当然，能够轻易找到活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打工，村里对这些机会缺乏真正的竞争。
邹仲英到牛公司后没多久，就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被提升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工资也从以前的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一千多一点。牛与村里签订了20年的租地合同，而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解决了20年的就业问题。
她说，那时候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可以拿着自己的耕保基金去养老了。耕保基金是成都市政府2008年出台的一个举措，即以对农民补贴的形式，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补贴的标准是一等地每亩400元，二等地每亩300元。
这些补贴，农民并不能每年提取，男的要等到60岁、女的要等到55岁，在政府核实过其土地确实没被破坏后，一次性地发给农民。不过，到农民手里的只有上述金额的90%，另外10%则被用作农业保险的补贴。
但农民也发现，这些收益的计算中间，漏掉了一些可能的风险，比如有可能收不到租金。牛晋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牛公司一样，很多业主正在承受来自租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支出的比例，一半都占业主总支出的50%以上。有些并无多大经济实力的业主，本希望借助土地的产出来偿付地租，在产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就会拍屁股走人。
人员的工资也不是没有风险。它是业主的第二项大的支出。牛晋渝说，在牛公司的支出构成中，人员工资的占比达20%还多。由于农产品的周期较长，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业主都尽量避免先期的大量投入，在人力成本上是能减则减。本刊记者在金堂县调查发现，常年用工在10人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在该县并不多见，大多数项目以季节性的临时用工为主。
园区上岗
“三个集中”还产生另外一个就业渠道——工业园区。
在年前返乡之前，杨秀括已在东莞待了将近15年。这15年，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毛头小伙，熬成了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
不久前，一个朋友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现在家附近也有很多工厂，不如回来。
此时，发端于太平洋对岸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蚕食了“世界工厂”东莞的大量订单。杨秀括所在的鞋厂，原来一个月只休两天，现在一个星期休两天。杨秀括原来的收入有2000元左右，到离开东莞前，已经缩水了一半。
而此时的金堂，已经承接了从成都市武侯区迁移出来的一些鞋厂。这些鞋厂和一些轻纺和建材企业一起，组成了金堂县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都市纺织制鞋工业园区。截至2008年底，该园区已经引进项目154个，总投资达91亿元。
年前，杨秀括顺利通过了当地一家鞋底生产企业——成都昆泰实业公司的面试，并在年后正式上班。他告诉本刊记者，每个月保底工资1200元，订单多时还能多拿。
他感觉很知足。收入虽然比起生意红火时东莞要低一些，但如果刨去房租、吃饭以及在外地生活难免要发生的费用，剩下来的收入其实差不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家里干活，“感觉安全多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在浙江打工的堂哥，他老婆也从东莞赶回来，一起进了这个厂。
金堂县委书记杨林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金堂的农民工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往年年关，农民工返乡的数量一般只有1万多一点，今年则暴增到5万多人。金堂县劳动局向本刊提供的截至2月17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5万多返乡的农民工中，已有2.5万人重新返回打工地，另外的2.5万人中，2.2万人尚在观望，剩下的3000人，则已在金堂县内实现就业。
这3000个在金堂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园区企业。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春节前后，他们组织招聘了100多位工人，有二三百人报名，其中一半以上是返乡农民工。
相对于那些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园区企业更中意这些有着沿海气息的农民工。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说，她判断一个员工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那些长期受竞争氛围熏陶的返乡民工，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园区内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走在宽阔的园区大道上，两边的工厂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开工不足。虽然很多的企业贴出了招工的公告，但进去了解后才知道，很多的企业是出于储存人才的考虑，至于何时能够上岗，还要看订单恢复的程度。
常年在东莞打工的杨秀括，这次回家惊讶地发现，家乡正经历着一些变化。
2005年之前，他要把家里的耕地找个人种，不收租金不说，还要一年倒贴几百块钱，以备接手的人交“皇粮国税”。
2005年，他所在的成都市金堂县取消了农业税，“贴钱找人种地”的日子宣告结束。春节时，幺叔提着一大包东西过来串门，顺便提及继续代耕一事。
同一年，他从村委会领到一个存折，村干部告诉他，国家每年会往这个折子里打进一些钱，作为农民种粮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对于杨秀括来说，土地第一次“扭亏为盈”。
现在，他听说土地又要涨价了。周围乡镇的一些村庄，据说已经从城里引进来一些有钱人。这些老板要大量承包农民的土地，农民不仅能拿到的租金，还能像在城里一样打工。
老板下乡
牛晋渝，54岁，成都牛公司总经理，就是“传说”中的这种老板。
2006年初，在花椒油生产中尝到甜头的牛晋渝正在琢磨：在哪儿能找到一块地，种些花椒，以给日渐红火的花椒油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他相中了距离自己的工厂不远的栖贤乡向前村。
当时，该村响应成都市“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号召，已将村里不宜耕种的两块总面积达1100多亩的山坡地整理完毕。其中一块300多亩，一块800多亩。
即便是在那些无力外出的留守老人眼里，租给老板种也比自己种划算。邛崃市油渣乡马岩村60多岁的老人付定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总共9分耕地，一季稻子一季玉米算下来，按照一般的市场行情，一年的收成也就1000元多一点，但光生产资料的投入就要六七百元，收益远远比不上租出去所能获得的500多元的租金。
这还没有算上人力成本。马岩村的一位农民说，长期以来，农民种地就是“义务干活”。但有了打工的经历后，农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劳力放在地里能挣多少钱，放到城里又能值多少钱？“算清楚这笔账以后，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种这个地了。”老板进村以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对比：自己种地能挣多少钱，租给老板又能挣多少钱？
付定银就做过这样的对比。他把9分地一半留作自己耕种，一半租给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种植竹子。农忙时他就在自己的地里忙活，闲时就到集体经济组织找些活干。随着“三个集中”在成都郊区的逐步推开，在村里找活干正变得越来越容易。石岩村除了一个竹业合作社，还有一个蔬菜大棚，还有一些养鸡专业户，这样零零散散地打零工下来，一个月平均也有三四百元的收入。而自己辛勤耕耘的那块土地，一年下来的利润总共才不过几百块钱。
当然，能够轻易找到活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打工，村里对这些机会缺乏真正的竞争。
邹仲英到牛公司后没多久，就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被提升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工资也从以前的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一千多一点。牛与村里签订了20年的租地合同，而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解决了20年的就业问题。
她说，那时候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可以拿着自己的耕保基金去养老了。耕保基金是成都市政府2008年出台的一个举措，即以对农民补贴的形式，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补贴的标准是一等地每亩400元，二等地每亩300元。
这些补贴，农民并不能每年提取，男的要等到60岁、女的要等到55岁，在政府核实过其土地确实没被破坏后，一次性地发给农民。不过，到农民手里的只有上述金额的90%，另外10%则被用作农业保险的补贴。
但农民也发现，这些收益的计算中间，漏掉了一些可能的风险，比如有可能收不到租金。牛晋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牛公司一样，很多业主正在承受来自租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支出的比例，一半都占业主总支出的50%以上。有些并无多大经济实力的业主，本希望借助土地的产出来偿付地租，在产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就会拍屁股走人。
人员的工资也不是没有风险。它是业主的第二项大的支出。牛晋渝说，在牛公司的支出构成中，人员工资的占比达20%还多。由于农产品的周期较长，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业主都尽量避免先期的大量投入，在人力成本上是能减则减。本刊记者在金堂县调查发现，常年用工在10人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在该县并不多见，大多数项目以季节性的临时用工为主。
园区上岗
“三个集中”还产生另外一个就业渠道——工业园区。
在年前返乡之前，杨秀括已在东莞待了将近15年。这15年，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毛头小伙，熬成了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
不久前，一个朋友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现在家附近也有很多工厂，不如回来。
此时，发端于太平洋对岸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蚕食了“世界工厂”东莞的大量订单。杨秀括所在的鞋厂，原来一个月只休两天，现在一个星期休两天。杨秀括原来的收入有2000元左右，到离开东莞前，已经缩水了一半。
而此时的金堂，已经承接了从成都市武侯区迁移出来的一些鞋厂。这些鞋厂和一些轻纺和建材企业一起，组成了金堂县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都市纺织制鞋工业园区。截至2008年底，该园区已经引进项目154个，总投资达91亿元。
年前，杨秀括顺利通过了当地一家鞋底生产企业——成都昆泰实业公司的面试，并在年后正式上班。他告诉本刊记者，每个月保底工资1200元，订单多时还能多拿。
他感觉很知足。收入虽然比起生意红火时东莞要低一些，但如果刨去房租、吃饭以及在外地生活难免要发生的费用，剩下来的收入其实差不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家里干活，“感觉安全多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在浙江打工的堂哥，他老婆也从东莞赶回来，一起进了这个厂。
金堂县委书记杨林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金堂的农民工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往年年关，农民工返乡的数量一般只有1万多一点，今年则暴增到5万多人。金堂县劳动局向本刊提供的截至2月17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5万多返乡的农民工中，已有2.5万人重新返回打工地，另外的2.5万人中，2.2万人尚在观望，剩下的3000人，则已在金堂县内实现就业。
这3000个在金堂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园区企业。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春节前后，他们组织招聘了100多位工人，有二三百人报名，其中一半以上是返乡农民工。
相对于那些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园区企业更中意这些有着沿海气息的农民工。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说，她判断一个员工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那些长期受竞争氛围熏陶的返乡民工，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园区内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走在宽阔的园区大道上，两边的工厂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开工不足。虽然很多的企业贴出了招工的公告，但进去了解后才知道，很多的企业是出于储存人才的考虑，至于何时能够上岗，还要看订单恢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