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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文革”的人来说,恐怕很难忘记生活在“红色海洋”中的岁月。“红色海洋”是用来盛赞当时社会政治氛围和工作生活环境的特定用语,它主要是由毛泽东语录、最高最新指示、革命口号和毛泽东肖像综合构成,特别是毛泽东肖像更以其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形象感染力而形成“红色海洋”中的强音和亮点。作为领袖肖像,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国家象征,根据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出现在各种传媒和许多场合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但在“文革”中作为领袖毛泽东的肖像很快大量出现在新闻电影、报刊杂志、各种邮票、新闻图片、宣传画招贴画之中。与此同时,所有机关、团体、工厂、部队、学校、商店等的正门都耸立着大型的领袖画像或领袖塑像,每个会场、办公室、科室、教室、家庭、宿舍等都挂有领袖像。不仅如此,领袖像还出现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比如在具有实用功能的票证上面都印有领袖像,构成了领袖像更大限度的延伸和拓展。
票和证都是作为一种凭证和证件,都具有实用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比如工作证、土地证等都具有较长时间的实用功能,而像代表证、入场券、购物券、白酒票等则只具有短期或一次性的实用功能。多年来,我一直进行“文革”时期印有领袖毛泽东肖像的票证及其具有类似功能的卡、单、表等品类的收集工作,经过长年的艰苦努力,我自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一定的收集规模。在证件类别中收集有:五好荣誉证、代表证、列席代表证、代表当选证、出席证、工作证、工作人员证、主席团证、党费证、值勤证、学生证、服务员证、游泳证、持枪证、借书证、出入证、临时出入证、工地出入证、出生证、宣传员证、结婚证、毕业证、粮食供应证、用地证、存款凭证、献血证、收音机修理证等。票券类别有:入场券、种谷券、白酒票、棉絮票、肥皂票、粮票、火车票、汽车票、电车月票、物资收购票等。其他类别有:住房缴费卡、炉渣卡片、演出节目单、储蓄存单、储蓄存折、销售单、行车路单、代记帐凭单、消费帐单、货物运单、会计报表、政审登记表、革委会委员呈报表、产品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产品维护说明、产品目录、商品标签、预购合同、请帖、请柬、慰问信、介绍信、医院门诊病历、户口薄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票证上领袖像大体有三种印刷形式:一是采用胶印,印刷质量好,其中有些是多色彩印,非常醒目漂亮。二是采用蜡纸刻版油印领袖像用红色套印,效果较差。三是采用把领袖像刻制在橡皮图章上并用红色加盖的方式,效果也不够好。此外票证上领袖像的选定主要有两种,一是选用照片(包括彩色或黑白照片),一是选用木刻像,其中着军服戴军帽的领袖木刻像选用率最多最高,效果也最好最佳。
我曾历经“文革”全过程,在我收集印有领袖像票证的过程中,既丰富了我的视野,也拓宽了我的知识,但当我看到收集到的销售单、行车路单、汽车票、预购定金合同、白酒票、肥皂票,甚至商品标签、炉渣卡片上都印有领袖像时,仍令我极为惊讶,更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空间。但同时也使我逐渐感悟到,在“文革”大潮中,催生和发展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领袖像文化”,而大量票证中出现的领袖像既不是偶然产生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领袖像文化”向纵深延伸和拓展的必然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领袖像文化”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豪情和思想情感的需要,从而促使“领袖像文化”迅猛发展,势不可挡,构成了一种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不知这种特有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能否构成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而对于这种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深刻内涵绝不是我的学养和能力所能研究和评说的。作为我或个人来讲,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和努力只想说明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文革”十年确实发生和存在着极为独特和罕见并能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领袖像文化”,这也许是我最大的唯一的要求和心愿。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票和证都是作为一种凭证和证件,都具有实用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比如工作证、土地证等都具有较长时间的实用功能,而像代表证、入场券、购物券、白酒票等则只具有短期或一次性的实用功能。多年来,我一直进行“文革”时期印有领袖毛泽东肖像的票证及其具有类似功能的卡、单、表等品类的收集工作,经过长年的艰苦努力,我自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一定的收集规模。在证件类别中收集有:五好荣誉证、代表证、列席代表证、代表当选证、出席证、工作证、工作人员证、主席团证、党费证、值勤证、学生证、服务员证、游泳证、持枪证、借书证、出入证、临时出入证、工地出入证、出生证、宣传员证、结婚证、毕业证、粮食供应证、用地证、存款凭证、献血证、收音机修理证等。票券类别有:入场券、种谷券、白酒票、棉絮票、肥皂票、粮票、火车票、汽车票、电车月票、物资收购票等。其他类别有:住房缴费卡、炉渣卡片、演出节目单、储蓄存单、储蓄存折、销售单、行车路单、代记帐凭单、消费帐单、货物运单、会计报表、政审登记表、革委会委员呈报表、产品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产品维护说明、产品目录、商品标签、预购合同、请帖、请柬、慰问信、介绍信、医院门诊病历、户口薄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票证上领袖像大体有三种印刷形式:一是采用胶印,印刷质量好,其中有些是多色彩印,非常醒目漂亮。二是采用蜡纸刻版油印领袖像用红色套印,效果较差。三是采用把领袖像刻制在橡皮图章上并用红色加盖的方式,效果也不够好。此外票证上领袖像的选定主要有两种,一是选用照片(包括彩色或黑白照片),一是选用木刻像,其中着军服戴军帽的领袖木刻像选用率最多最高,效果也最好最佳。
我曾历经“文革”全过程,在我收集印有领袖像票证的过程中,既丰富了我的视野,也拓宽了我的知识,但当我看到收集到的销售单、行车路单、汽车票、预购定金合同、白酒票、肥皂票,甚至商品标签、炉渣卡片上都印有领袖像时,仍令我极为惊讶,更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空间。但同时也使我逐渐感悟到,在“文革”大潮中,催生和发展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领袖像文化”,而大量票证中出现的领袖像既不是偶然产生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领袖像文化”向纵深延伸和拓展的必然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领袖像文化”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豪情和思想情感的需要,从而促使“领袖像文化”迅猛发展,势不可挡,构成了一种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不知这种特有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能否构成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而对于这种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深刻内涵绝不是我的学养和能力所能研究和评说的。作为我或个人来讲,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和努力只想说明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文革”十年确实发生和存在着极为独特和罕见并能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领袖像文化”,这也许是我最大的唯一的要求和心愿。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