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讲述宋太祖的事迹，几乎必讲他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显示其政治野心与手腕;也必讲他平定西川、荆湖、江南、岭南，消灭军阀割据之举，以展示其雄才大略;更是必讲他“杯酒释兵权”的传闻轶事，以说明宋王朝强化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的趋势。
　　不过，我们不打算讲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只来说说太祖得国之初的三件容易为史家忽略的小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匡胤从一名军阀到一国之君的角色意识转换，也可以看到宋初制度构建过程的一些投影。
　　
　　第一个故事：拜相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跟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赵宋立国，制度构架仍沿袭唐旧，执政团队也沿用后周旧人，仍拜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礼待有加。留用后周旧臣执政，有利于将政变产生的政治动荡降到最低限度。但对于范质等人来说，作为后周旧臣，继续当大宋的宰相，于心不安，所以一再上表请辞。话说乾德二年（964），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太祖批准了辞呈。此后数日，大宋的行政中枢出现形式上的“权力真空”，“内殿起居无宰相”。三日之后，宋太祖才拜赵普为相。
　　这时候，赵匡胤才发现，他对宰相赵普的任命，面临一个程序上的大问题。原来，按照从唐代传下来的惯例，皇帝发布的任命正式诏令，包括任命宰相的制书，都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
　　宋太祖先批准了范质等三位宰相辞职，三日后才拜赵普为相，那么谁来副署赵普的拜相制书呢？找不到人了。没有宰相副署，制书便无法生效。怎么办？
　　宋太祖军旅出身，绝不是拘泥于礼法之人，他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不就是署名吗？朕是皇帝，宰相是朕所任命，朕来署名，还不行吗？
　　根据制度与惯例，这还真不行。假如宋太祖不经宰相副署而径自署名任命赵普为相，往重里说，无异是对制度的破坏;往轻里说，则是对赵普的不尊重，堂堂宰相，难道也要成了受人鄙视的“斜封官”？
　　所以赵普拒绝了皇帝署字：“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申明副署乃是宰相之权，非帝王可以越俎代庖。
　　宋太祖只好“使问翰林学士讲求故实”，让翰林学士检索典故、先例，看看能不能从先例中找到变通的办法。
　　翰林学士承旨、禮部尚书陶谷通过检索史书，提出一个建议：“自古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后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署敕。”
　　但是，另一位翰林学士窦仪反对陶谷的意见：“（陶）谷所陈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据。”唐朝“甘露之变”是衰世征兆，尚书仆射“奉行制书”只是乱时变通权宜之法，引此为据确实令人不舒服。但不让尚书仆射副署制书，又该由谁署敕呢？
　　窦仪提了另一个建议：“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按唐朝制度，同平章事就是宰相，不过自晚唐至宋初，不少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也兼领同平章事之衔，称为“使相”，是名义上的宰相，并不行使相权。但不管怎么说，同平章事在名义上确实是宰相，亲王、开封府尹赵匡义既然领有同平章事衔，就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他来副署赵普的拜相制书，倒也符合名分。
　　宋太祖说：“仪言是也。”即命赵匡义以同平章事的名义副署制书，总算合乎程序地完成了对宰相赵普的任命。
　　第二个故事：熏笼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故事，跟宋朝的宫廷制度有关。故事发生在赵普任相之后，但具体时间未详。
　　话说内廷需要一批熏笼（熏笼者，指放在炭盆之上的竹罩笼，可用于取暖或烘烤，亦可用来熏香、熏衣），宋太祖便吩咐后苑赶快去采购几个。过了几天，熏笼还未送来，太祖有些生气，便将办事之人叫来责问。
　　采办熏笼的人回话：按照条贯，内廷采办日用等物，需要先给尚书省打报告，尚书省将报告下发本部，本部下发本曹，本曹下放本局，本曹做好预算，再复奏，层层审批，最后经宰相批准，才可以拨款采购、进呈大内使用。因为报告要“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最快也得好几天。
　　宋太祖一听，大怒：“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
　　左右说：“可问宰相。”宋太祖当即交待左右：“呼赵学究来。”赵学究即赵普。其实赵普可不是学究，并无什么高深的学问，他“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赵匡胤故意称他为“赵学究”，是不满他设计了那一套复杂得令人生厌的条贯来约束内廷用度，因而语带讥讽。
　　赵普赶来见太祖。宋太祖质问他：“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皇帝有些想不通啊，为什么他在民间时，用几十文钱便可以马上买到一个熏笼，当了皇帝后，采办几个熏笼却要这么麻烦。
　　赵普说：“没办法，条贯是这么规定的。”
　　宋太祖说：“这是什么狗屁条贯？”
　　赵普不紧不慢地说：“此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
　　赵匡胤显然被赵普说服了，大喜说：“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第三个故事：祭礼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故事，跟宋朝的祭祀礼制有关。古人相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不但是祈求国家获得天地、祖先庇的形式，更是政治合法性的礼制安排。
　　话说赵匡胤初入太庙祭祖之时，见到太庙内所陈列的“笾豆簋”，都是一些自己从未见过的家伙，便问左右：“此何等物也？”左右回答说，这些都是古时传下来的用于祭祀的礼器。
　　赵匡胤说：“吾祖宗宁识此？”命人将这些“笾豆簋”撤走，“进常膳如平生”，用寻常食物作祭品。宋太祖出身于草莽，对于传统礼制那一套繁文节，打心底是不以为然的。
　　但很快赵匡胤又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说道：“古礼亦不可废也。”又命人复设“笾豆簋”，遵照古礼完成了宗庙之祭。祭毕交待左右：“却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行礼。”
　　此时，太常寺的礼官说：“案唐天宝中享太庙，礼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五代以来，遂废其礼。今请如唐故事。”宋太祖也同意了。
　　其实，在太庙祭案上加设一个“牙盘”究竟有什么意义，赵匡胤自然不会晓得，但既然前代已经设了这么一个礼器，现在礼官又提议复设，那就遵循先例吧。这并非刻意泥古，而是虚己从俗。
　　宋太祖这种对于礼制虽然不求甚解，却选择遵从先例的态度，得到北宋著名理学家邵康节的高度评价：“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邵康节是在拍赵家皇帝的马屁吗？不是。赵匡胤对待祭礼的心智确实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帝王品质：屈己从众，舍己从俗。
　　我相信，对于赵匡胤来说，不管是礼法上的繁文节，还是制度上的繁琐程序，都是他前半生非常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当上了开国之君，就必须要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不可再像早年在民间时那般率性，而应当习惯于接受繁文节、繁瑣制度的束缚。
　　赵匡胤称帝最初几年，一直处于角色意识转换的过程中。当他任命赵普为宰相，遇到副署程序的麻烦时，直想“朕为卿署之”;当他发现宫廷采购几个熏笼，居然需要层层审批时，怒骂“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他入太庙祭祀，看到“笾豆簋”等礼器，说“吾祖宗宁识此”，可以说都是豪杰性情的自然流露。但最后，他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国之君，自觉收敛了不拘小节的性情，转而接受制度、先例、礼法的安排。
　　从前面讲述三件小事，不难看出，赵匡胤这个人，还真的跟五代的其他军阀不一样。他能开创一个享国三百余年的王朝，岂是无因？（华丽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