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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何葆珍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坠入爱河。然而，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娘胎里带来的特殊染色体，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当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1939年，她和刘允斌一起被送到苏联。刘爱琴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忧，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由此初开情窦。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刘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刘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在那个时候，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的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段简要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道，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
“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
“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解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那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协议、合同，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两人都没有放弃终成眷属的努力。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说，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这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此时，两国公开的论战已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但是，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身边的人多体谅他，可是，大家又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眼看着刘少奇和允若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创痛。
当她发现允若对某位电影演员印象不错时，曾有意促成好事，但经调查感觉有些问题，只得放弃。后来，她又为允若相中了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电影演员，并亲自和允若谈了此事。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恩，专门到某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女方得知允若的家庭背景后，感到两家境况悬殊，委婉推脱了。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即允若）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刘源后来回忆说。
然而，作为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他们也许只想当好他们的工程师、教师，他们只想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只是，由于他们生长在了政治领袖的家庭，原本平常的渴望，在他们就可能成了奢望。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自我，这是让人钦佩的。
摘自《扬子晚报》2008.12.23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1939年，她和刘允斌一起被送到苏联。刘爱琴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忧，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由此初开情窦。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刘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刘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在那个时候，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的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段简要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道，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
“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
“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解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那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协议、合同，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两人都没有放弃终成眷属的努力。
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说，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这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此时，两国公开的论战已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但是，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身边的人多体谅他，可是，大家又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眼看着刘少奇和允若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在利弊权衡、苦口婆心皆不奏效的情况下，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同丽达分手的心灵创痛。
当她发现允若对某位电影演员印象不错时，曾有意促成好事，但经调查感觉有些问题，只得放弃。后来，她又为允若相中了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电影演员，并亲自和允若谈了此事。允若对继母的关心很感恩，专门到某电影制片厂看了那位女演员，并表示满意。但女方得知允若的家庭背景后，感到两家境况悬殊，委婉推脱了。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即允若）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刘源后来回忆说。
然而，作为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他们也许只想当好他们的工程师、教师，他们只想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只是，由于他们生长在了政治领袖的家庭，原本平常的渴望，在他们就可能成了奢望。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自我，这是让人钦佩的。
摘自《扬子晚报》2008.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