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晚七点零六分，巴金在上海仙逝。萧乾是1999年2月11日下午六点正，在北京去世的。我陪萧乾在北京医院度过的那两年，他常念叨自己实在幸运，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他再也没想到进入暮年还能重新拿起笔，畅所欲言。这辈子活得值。
　　距今35年前，巴金、萧乾……所有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为亲历“四人帮”的灭亡而欢欣鼓舞。转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室看到了巴金发表在《文汇报》（1977年6月11日）上的《第二次解放》一文，是5月27日写的。由于自购的房子被占，从干校返京后，萧乾一直蛰居八平米的“门洞”，我以办公室为家。我当即把巴金文章的摘要记下来，下班后，奔回“门洞”，告诉他这一喜讯。然而，萧乾仍不敢冒昧给老友寄信。于是，由我出面，给巴金写了一封短笺，托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谢天吉带到上海，面交给巴金。现在，收在《巴金与萧乾》集子里的第21封就是巴金的回信。
　　巴金与萧乾的友谊始于1934年，他们之间曾鱼雁往还数十载。现存的157封信中，1977年以前的，只有20封。1977年7月5日至1999年1月22日，则有137封。导致前期书信散失的重要原因是八年抗战（1937—1945）。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萧乾致巴金的信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有19封。巴金致萧乾的信，統统毁于文革。萧乾沦为被引出洞的“蛇”后，只在1964年7月1日，给巴金写信告以“文化部党委已批准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改革开放后，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巴金对他的影响：“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和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自从1933年在海淀蔚秀园夏斧心家初识巴金，潜移默化中，萧乾开始致力于冲破个人小天地。1930年夏，他去过内蒙的卓资山。他竟然站在罂粟花丛中留影！结识巴金后，他于1934年再度去内蒙。由于精神境界起了变化，归来后，他满怀悲愤心情写了《平绥道上》，发表于《国闻周报》。文中关于鸦片烟，有这样的描述：“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玻璃上。炕上横竖正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萧乾特地向一位已在塞外做了六年官的朋友去了解戒烟的情况。对方说：“在中国应付环境都不容易，先别讲改造。……经济状况已凋敝不堪的绥远将因鸦片消耗而把仅剩的一些现金全部流入别的邻省——最可痛的，是多半流到奖励种烟、质料最佳的热河去，……更明显的，这是省府财政主要的收入之一项。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萧乾对前途是抱着希望的。他接着写道：“事实和职务为每个官吏找到类似的一番议论，来解释当前的矛盾。但收着烟税，心中企盼着中国认真‘拒毒’那一天的也大有人在。”
　　在文章的末尾，他写道：“我翘首望那广漠的一片，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赋予西北民众的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平绥道上》是萧乾写通讯特写的起点。十年后，1944年6月，他在伦敦舰队街设立《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任战地记者。1945年3月，随着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巴金把萧乾发表的报告文学，从报上剪辑后编成《南德的暮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的顶峰之作《寒夜》，于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司马长风写道：“巴金在《寒夜》里，卓绝地刻画了人性。……当男主人公吐尽最后一口血痰死去的一天，巷里传来胜利的‘号外’声。寡母笑得流下眼泪，喊道：‘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脱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清新的目光，写具体的生命，写善恶萌孽、爱恨交织、哀欢流转的人性。巴金在《寒夜》中表现了卓绝的才能，和庄严的艺术精神。”
　　2000年7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巴金入选两种：《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和《随想录》（1—5集）。萧乾的《人生采访》也被选入。看到目录上《由伦敦到法兰克福》《纽伦堡访狱》和《仆仆风尘到慕尼黑》的篇名，我立即想起，1946年3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初版的《南德的暮秋》就是巴金替萧乾编的，当时萧乾尚在路上，6月才返抵上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友谊！
　　杨义在《萧乾全集》前言中写道：“改革开放以后，巴金大无畏地提倡讲‘真话’，萧乾也提出：‘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他尝尽人生滋味的真诚心声。他以胆识和智慧对待人生……写出《搬家史》《八十自省》《萧乾回忆录》等百万余字的可以同巴金《随想录》南北辉映的‘萧乾式随想录’，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留下了不少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