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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温瑞安同名小说的电影《四大名捕》热潮才退，在网易上连载的温瑞安新作《少年无情正传》已在一个月内陡然汇聚起700多万的点击量。沉寂10多年后，温瑞安就像一名闭关修炼多年的高手，在这个夏天，重回江湖。
2012年8月1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家酒店见到了温瑞安。1954年出生的温瑞安已近花甲之年，却是一副俊朗之貌：长着四方阔脸，皮肤红润，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他一面利索地招呼记者落座，一面操着粤式普通话和记者打趣：“觉得我皮肤好？刚去了趟韩国！”
武侠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新生
“金古梁温”，是武侠迷们心目中的武侠“四大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庸封笔，古龙、梁羽生去世，温瑞安成了独挑大梁的重量级人物，其著作《四大名捕》系列、《布衣神相》系列、《白衣方振眉》系列等风行全国各地，至今仍频频再版、翻拍。
相较梁羽生之稳重，金庸之大气，古龙之诡谲，温瑞安的武侠世界浪漫而随性。他喜欢把决斗战场搬到如诗如画的场景中，让生死与诗意同在；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安排人物命运，让读者在未及反应间感受角色生死忠奸的变换。
近年来，堪与“金古梁温”相媲美的新作家再也没有出现，图书市场中，奇幻、穿越流行。“武侠是否已至穷途”一类的追问已成为温瑞安常要面对的问题，他的回答永远直截了当：“神州在，侠不灭！”这次又和记者聊起，他依然十分自信：“武侠不但精壮火旺，而且武的形式和侠的素材，正偷偷潜伏并融汇在侦探、言情、历史、宫闱，甚至盗墓等类型的创作里，最终成就了新面貌的武侠。武侠的高明就在于此。”
在温瑞安看来，网络为武侠带来新的机遇。“过去武侠小说多在报纸上连载，而现在这一方式几乎绝迹，这或许也是不少老读者认为武侠衰落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网络空间里武侠小说的创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些不满足于阅读的武侠迷，已经开始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转变。“武侠小说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新生。”
认清形势的温瑞安，作为武侠世界的“老一辈”，率先“凑热闹”，在网易上连载新作《少年无情正传》。“全民写作很好，大量的作品出来才会有竞争。网络也使很多麻烦的步骤被省掉，不用非要想方设法出书。只要在网上拥有高点击率，照样能红。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就是写的人多，看的人少了。”
我的书写的是现实人生
写了几十年的“侠”，在温瑞安心中，到底何谓“侠”？“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是谓侠。”
“怎样判断‘义所当为者’呢？”记者问道。温瑞安说：“义，就是公义、礼义、情义、侠义、道义五大义。而为什么要强调‘义所当为’呢？因为杀人放火、率性而为谁都做得到，那不是侠。只有在大义当前，明知做了会出事，做了会丢命，但还是要做，这才是侠。”
现代社会早不见了传说中的江湖，但温瑞安坚称，侠士仍在。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温伟民是广东梅县人，在马来西亚一边从事中文教育，一边教授洪拳。还没上学，温瑞安就开始看《七剑十三侠》、《黄飞鸿正传》。7岁时，他在香港《世界儿童》上发表诗文。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风云录》是上小学时写的，以班上同学为原型。
上世纪70年代，温瑞安到台湾求学。小时候就爱结社交友的他，创办了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为宗旨的神州诗社。虽竭力规避政治，但诗社还是出事了。1980年，台湾当局以叛乱罪将温瑞安抓捕，理由是他在诗社读毛泽东诗词和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说他是“为匪宣传”。他在诗作《山河录》中描绘中国版图，歌咏黄河、长江等祖国大好河山，也被台湾当局认为是“别有用心”。最终，温瑞安被关押了数月，并在释放后被强制离台。当时，香港收紧移民政策，他的赴港申请也得不到批准，只好四处流亡。
落魄中，温瑞安遍尝人世冷暖。曾经被他视为知己的朋友不愿提供栖身之所；也有大批一面之交甚至未曾谋面的义士奋力相救。种种辛酸，都被温瑞安写进了他那段时间创作的《说英雄，谁是英雄》、《逆水寒》等作品中。自身际遇也建构出他武侠世界的大格局：背叛情节奇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更众；忠奸恶斗惨烈无比，舍生取义豪气冲天。
温瑞安慨叹：“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写武侠。有读者说我的作品特别舍得人死，常常细致地描写了一个人物，让人对他产生了感情，两三页之后却死了。连金庸先生也这么评价，觉得我让一些人物过早地离开实属遗憾。的确，我前期的作品大多如此。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天地无情，我身边太多朋友，就是在当时台湾那种氛围下突然没有了，我自己也没有安全保障。我心中常常觉得，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也许在突然间就会失去。当然，你看我后期的作品就不一样了，我看重的那些人，有哪一个我舍得让他死呢？”
除了那段特殊的岁月，现今生活里的侠士也不乏见。“我认识很多市井豪杰，他们真的肯帮人，真的肯做事。他们就是我心中的侠士。”温瑞安写侠，不是写武侠童话，而是写侠的市井通俗，因为他相信：“侠义就在民间。”
让人改编自己的作品就像嫁女儿
温瑞安以作品多著称。1992年，有人统计，温瑞安出版的著作已多达382部，而当时他不过38岁。如今，他已58岁，每天还有7个专栏在手，一个小时能写4000字。
“我口袋里永远装着笔和纸，随时想到随时写。”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卡片纸向记者展示，那上面写满了文字：“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么创作的。”
在华人作家中，温瑞安是少有的真正靠写作挣到大钱的人。据说网易给他的稿费是一字两元。记者向他求证，温瑞安笑道：“我的稿费何止一字两元？我所有作品的版权费以及影视改编费，林林总总一计算，一字的价值至少30元。”温瑞安的武侠作品的确有这样的招财能力。仅其代表作《四大名捕》问世以来，图书出版、网游、影视改编、漫画、代言等各类收益，就不少于1200万港元（约合984万元人民币）。
不过，因为实在是被改编得太多，温瑞安也曾因不满制作方胡乱改编原著，连续7年拒绝出卖改编权。
最近被陈嘉上导演改编成电影的《四大名捕》上映后，反响不尽如人意。人们不满这部快意恩仇、荡气回肠的武侠小说被演绎得“奇幻有余而侠气不足”，“温迷”们更不愿接受，刚毅冷峻的侠客“无情”竟成了一位女子。但温瑞安本人对于这次改编倒是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影像本就远不及文字，能传达出如此深远的意境。”他举出张爱玲的例子：“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蚤子’，怎么拍？难道要请女主角穿个旗袍，然后让好多跳蚤在那上面跳吗？还有杜甫的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个意境很美，可又能怎么拍呢？”
温瑞安说让人改编自己的作品就像嫁女儿：“你可以劝她、叮嘱她，告诉她你认为这个家伙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能过于专制。我就是抱着这种嫁女儿的心态交出原著让他们创作发挥的。但我不希望到最后我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那叫我情何以堪？”
“写作是让我赚了不少钱！但是比起拿稿费、版税更重要的是创作的过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挣钱方式，你不必为任何人服务，只需为自己的才情服务。”温瑞安直言，“文学创作好像作者的一场梦，要想让受众一起来享受这个梦境，你就有义务把它转化成别人能懂的表达，如果一味故作高深，尽抛出些晦涩难懂之词，那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梦呓，毫无意义可言。”在温瑞安看来，“曲高自然和寡，而稍稍放低，使之能够‘和者众’，其实更见功力”。
2012年8月1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家酒店见到了温瑞安。1954年出生的温瑞安已近花甲之年，却是一副俊朗之貌：长着四方阔脸，皮肤红润，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他一面利索地招呼记者落座，一面操着粤式普通话和记者打趣：“觉得我皮肤好？刚去了趟韩国！”
武侠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新生
“金古梁温”，是武侠迷们心目中的武侠“四大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庸封笔，古龙、梁羽生去世，温瑞安成了独挑大梁的重量级人物，其著作《四大名捕》系列、《布衣神相》系列、《白衣方振眉》系列等风行全国各地，至今仍频频再版、翻拍。
相较梁羽生之稳重，金庸之大气，古龙之诡谲，温瑞安的武侠世界浪漫而随性。他喜欢把决斗战场搬到如诗如画的场景中，让生死与诗意同在；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安排人物命运，让读者在未及反应间感受角色生死忠奸的变换。
近年来，堪与“金古梁温”相媲美的新作家再也没有出现，图书市场中，奇幻、穿越流行。“武侠是否已至穷途”一类的追问已成为温瑞安常要面对的问题，他的回答永远直截了当：“神州在，侠不灭！”这次又和记者聊起，他依然十分自信：“武侠不但精壮火旺，而且武的形式和侠的素材，正偷偷潜伏并融汇在侦探、言情、历史、宫闱，甚至盗墓等类型的创作里，最终成就了新面貌的武侠。武侠的高明就在于此。”
在温瑞安看来，网络为武侠带来新的机遇。“过去武侠小说多在报纸上连载，而现在这一方式几乎绝迹，这或许也是不少老读者认为武侠衰落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网络空间里武侠小说的创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些不满足于阅读的武侠迷，已经开始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转变。“武侠小说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新生。”
认清形势的温瑞安，作为武侠世界的“老一辈”，率先“凑热闹”，在网易上连载新作《少年无情正传》。“全民写作很好，大量的作品出来才会有竞争。网络也使很多麻烦的步骤被省掉，不用非要想方设法出书。只要在网上拥有高点击率，照样能红。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就是写的人多，看的人少了。”
我的书写的是现实人生
写了几十年的“侠”，在温瑞安心中，到底何谓“侠”？“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是谓侠。”
“怎样判断‘义所当为者’呢？”记者问道。温瑞安说：“义，就是公义、礼义、情义、侠义、道义五大义。而为什么要强调‘义所当为’呢？因为杀人放火、率性而为谁都做得到，那不是侠。只有在大义当前，明知做了会出事，做了会丢命，但还是要做，这才是侠。”
现代社会早不见了传说中的江湖，但温瑞安坚称，侠士仍在。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温伟民是广东梅县人，在马来西亚一边从事中文教育，一边教授洪拳。还没上学，温瑞安就开始看《七剑十三侠》、《黄飞鸿正传》。7岁时，他在香港《世界儿童》上发表诗文。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风云录》是上小学时写的，以班上同学为原型。
上世纪70年代，温瑞安到台湾求学。小时候就爱结社交友的他，创办了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为宗旨的神州诗社。虽竭力规避政治，但诗社还是出事了。1980年，台湾当局以叛乱罪将温瑞安抓捕，理由是他在诗社读毛泽东诗词和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说他是“为匪宣传”。他在诗作《山河录》中描绘中国版图，歌咏黄河、长江等祖国大好河山，也被台湾当局认为是“别有用心”。最终，温瑞安被关押了数月，并在释放后被强制离台。当时，香港收紧移民政策，他的赴港申请也得不到批准，只好四处流亡。
落魄中，温瑞安遍尝人世冷暖。曾经被他视为知己的朋友不愿提供栖身之所；也有大批一面之交甚至未曾谋面的义士奋力相救。种种辛酸，都被温瑞安写进了他那段时间创作的《说英雄，谁是英雄》、《逆水寒》等作品中。自身际遇也建构出他武侠世界的大格局：背叛情节奇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更众；忠奸恶斗惨烈无比，舍生取义豪气冲天。
温瑞安慨叹：“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写武侠。有读者说我的作品特别舍得人死，常常细致地描写了一个人物，让人对他产生了感情，两三页之后却死了。连金庸先生也这么评价，觉得我让一些人物过早地离开实属遗憾。的确，我前期的作品大多如此。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天地无情，我身边太多朋友，就是在当时台湾那种氛围下突然没有了，我自己也没有安全保障。我心中常常觉得，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也许在突然间就会失去。当然，你看我后期的作品就不一样了，我看重的那些人，有哪一个我舍得让他死呢？”
除了那段特殊的岁月，现今生活里的侠士也不乏见。“我认识很多市井豪杰，他们真的肯帮人，真的肯做事。他们就是我心中的侠士。”温瑞安写侠，不是写武侠童话，而是写侠的市井通俗，因为他相信：“侠义就在民间。”
让人改编自己的作品就像嫁女儿
温瑞安以作品多著称。1992年，有人统计，温瑞安出版的著作已多达382部，而当时他不过38岁。如今，他已58岁，每天还有7个专栏在手，一个小时能写4000字。
“我口袋里永远装着笔和纸，随时想到随时写。”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卡片纸向记者展示，那上面写满了文字：“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么创作的。”
在华人作家中，温瑞安是少有的真正靠写作挣到大钱的人。据说网易给他的稿费是一字两元。记者向他求证，温瑞安笑道：“我的稿费何止一字两元？我所有作品的版权费以及影视改编费，林林总总一计算，一字的价值至少30元。”温瑞安的武侠作品的确有这样的招财能力。仅其代表作《四大名捕》问世以来，图书出版、网游、影视改编、漫画、代言等各类收益，就不少于1200万港元（约合984万元人民币）。
不过，因为实在是被改编得太多，温瑞安也曾因不满制作方胡乱改编原著，连续7年拒绝出卖改编权。
最近被陈嘉上导演改编成电影的《四大名捕》上映后，反响不尽如人意。人们不满这部快意恩仇、荡气回肠的武侠小说被演绎得“奇幻有余而侠气不足”，“温迷”们更不愿接受，刚毅冷峻的侠客“无情”竟成了一位女子。但温瑞安本人对于这次改编倒是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影像本就远不及文字，能传达出如此深远的意境。”他举出张爱玲的例子：“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蚤子’，怎么拍？难道要请女主角穿个旗袍，然后让好多跳蚤在那上面跳吗？还有杜甫的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个意境很美，可又能怎么拍呢？”
温瑞安说让人改编自己的作品就像嫁女儿：“你可以劝她、叮嘱她，告诉她你认为这个家伙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能过于专制。我就是抱着这种嫁女儿的心态交出原著让他们创作发挥的。但我不希望到最后我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那叫我情何以堪？”
“写作是让我赚了不少钱！但是比起拿稿费、版税更重要的是创作的过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挣钱方式，你不必为任何人服务，只需为自己的才情服务。”温瑞安直言，“文学创作好像作者的一场梦，要想让受众一起来享受这个梦境，你就有义务把它转化成别人能懂的表达，如果一味故作高深，尽抛出些晦涩难懂之词，那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梦呓，毫无意义可言。”在温瑞安看来，“曲高自然和寡，而稍稍放低，使之能够‘和者众’，其实更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