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照顾晚辈、养老和就业是老年人口流动的三个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接近一半。
“老漂”，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大潮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结果，整个社会需要对这一人群的需求
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称，我国流动人口达2.47亿人，其中流动老人占将近1800万，主要以低龄为主，其中有八成低于70岁。
他们无声地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分散在各个角落，是在某个家庭的厨房里忙碌做饭的父母;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准时在幼儿园门口等待孩子下课的爷爷奶奶;是在汉堡店里拉着孙子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询问哪种汉堡不辣的顾客。现在，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称呼这群流动的银发族——“老漂”。
2006年10月，当董亚珍和老伴坐上从辽宁铁岭驶往北京的火车时，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座超级大城市里一住就是10年。
那年董亚珍57岁，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已经结婚落户。他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帮自己照顾照顾家，等有了孩子也能帮帮忙。以“辽北粮仓”著称的铁岭农业发达，民风保守，但随着改革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董亚珍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长期离开家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总结过“流动人口家庭化四阶段”的理论：第一阶段在19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结婚或未婚的年轻人只身一人外出打工;第二阶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扎根的年轻人在城市里结婚或者接另一半进城，夫妻一起流动;第三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谓“核心家庭”即夫妻和未成年子女一起流动，其标志是城市流动儿童增多;第四阶段叫做“扩展家庭”，是在“核心家庭”流动的基础上，带动其他血缘较近的家庭成员，如老人或者兄弟姐妹进城。段成荣介绍说，目前流动人口可能还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但是第四阶段已经开始出现。
董亚珍的情况处在第四阶段的开始。当听到儿子要接她到北京时，她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在她内心里，帮儿子照顾下一代是自己的责任。
随着像董亚珍这样的流动老人逐年增多，从2011年起，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就开始聚焦于“老漂”这个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在2011年发表的《关注“老漂”一族》一文中提到，“老漂”，就是“老了老了还在漂泊”。和其他“漂族”比，除了代际差异，他们的漂泊并非为了就业，而主要是为了下一代。
有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流动老人占总流动人口的7.2%，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和就业是流动的三个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接近一半。
对于“漂”的类型，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毕宏音从流动的地点、时间长短以及人数方面总结了几种情况——同城漂或异地漂、阶段漂或长期漂、共同漂或单体漂。
江西省连云港市苍梧绿园内，带着宠物和玩具的老人。
属于“异地漂”和“长期漂”的董亚珍没想到，到北京以后会遭遇这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董亚珍住进了儿子在常营地区买的70平方米的一居室新房——扣除公摊面积，这房子远不如同是70平方米的铁岭的家住着宽敞。2006年首都的东五环外还是一片荒凉，小区孤零零的高楼周围，尽是农田和树林，购物极为不方便。
初来乍到，董亚珍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认路。儿子、儿媳白天上班，老太太早上出门站在马路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每次要东张西望半天，或者向路人打听，时间久了才慢慢熟悉一些。
但是每天在家和超市之间的“两点一线”，把原本喜欢忙活的董亚珍难受坏了。儿子家所在的社区里也有老人，但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聊天肯定会涉及自家的情况，她心里绷着一根弦，不敢随意搭讪。虽然不再与孩子异地，但是儿子、儿媳早出晚归，董亚珍不懂他们的生活圈，尝试和他们聊自己早年的故事，年轻人对这些陈年旧事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几句话就糊弄过去了。
首都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负责人刘亚娜在研究中总结，老漂族普遍存在“精神空巢”的问题——老年人离开熟悉的故乡，需要重建社交圈，但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原因而难以融入新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与儿女有观念和习惯的分歧，家庭中也有代沟和隔阂等。
到北京时间不长，董亚珍的老伴儿就去世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记性不好、也跟不上节奏的董亚珍甚至每天跑到楼下跟着人们跳广场舞，动作会忘，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但是至少不是一个人。就这样，没事儿做、没朋友的日子过去了一年。
寂寞的生活在第二年有了转机。总是一个人在小区里溜达的董亚珍认识了一位50来岁的北京妇女。
“你想干活儿吗？”
“干啥活？”
“扫马路去不去？”
“去！”
当时他们家楼下的常营北路归私人管理，第二天董亚珍被领到了管理处，了解工作内容和时间——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可以休息1小时，负责打扫楼下1公里左右的马路段，月薪700元。
“我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没事儿干，解决寂寞。”有事做，有钱挣，双方一拍即合。回家后她将此事通知了儿子儿媳，老人天天在家无聊难受的情况年轻人也看在眼里，他们也表示赞成。
扫地的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孙子出生后便结束了。但是这段时间却是董亚珍来北京后最开心的日子，忙碌似乎让她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出去多好，还能接触人。” 第三年，家里添了新生命，董亚珍到了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她辞去工作，安心看孙子。虽然生活又回到了刚来北京的“两点一线”，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对周边生活环境不再陌生，因为照顾孙子，生活充实起来，在楼下晒太阳时，和其他同样带孩子的老人们也有了共同语言和天然的信任感。现在董亚珍每天早上9点在去超市的路上，都能遇到几个熟人，自然地打招呼，就像原先在老家一样。
董亚珍是“老三届”毕业生，曾参加过80年代当地计划生育推广工作，之后在国企当职工，她最骄傲的是自己“乐观、外向”。但是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吴梦丽（匿名）似乎更保守。
吴梦丽今年60出头，年轻时从河南移居到新疆，至今还保留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儿子在北京某报社工作，让她从石河子来北京帮忙照顾一对双胞胎孙女。周一下午快6点，她急匆匆拉着3岁的两个孙女赶往离家不远的英语辅导班，然后在教室门口坐上一个小时，等待她们下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来到北京3年，接送孩子和做家务就是自己的日常，除此之外她不常出门，闲的时候看看电视。她的老伴儿还待在新疆，帮另一个儿子照看孩子。
“家家过日子，哪能舌头碰不上牙？”董亚珍这十年来一直在主动适应和接受儿子这一代人与自己的不同。儿媳是个急性子的人，时不时总会说出几句气话，她也来气，但更多时候她选择吃完饭以后一个人出门缓解情绪。逛超市、找人闲聊、甚至坐路边掉两滴眼泪，这股恼怒就“翻篇儿”了。家丑不可外扬，她从来不把这种心事告诉任何邻里，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她知道自己处在儿子一家三口的外围，“跟他说会增加他的压力，不给人家两口子增加矛盾。”
更多的分歧是在孙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上。1940年代出生的董亚珍以前从来不知道抱婴儿之前要洗手、换衣服，更不懂营养配餐。明明以前的孩子吃母乳喂奶粉也长得好好的，现在得给孩子单做，还要注意不同的营养搭配。
儿子、儿媳给上一年级的孙子报了三四个辅导班，董亚珍不理解这么小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学会。她曾劝过儿子，但是儿子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过一次就再也没提。董亚珍现在习惯每天晚饭后出门遛弯，两小时后回家，这段时间儿媳在家辅导孙子做作业。“我不看，因为听不懂，他妈批评他我还来气。但是我还不能说，一方面他妈不高兴，另外孩子容易仗势不好好学习。”
董亚珍的失落感是在人口流动的潮流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毕宏音在其论文中总结，1980年代，年轻人婚后与父代经历着“先合再分”的阶段。合源于“住房少”，又主要因为“增加和改善住房条件”而分。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家庭结构又经历着“先分再合”的新规律，“人口流动”是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抚养孙辈”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合家”。
这一次“合家”意味着大部分流动老人“投奔”子女，“子代权威”取代了“父代权威”，流动老人来到新的城市，不仅失去了社交圈，也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主导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流动对老人来说，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比如（失去）主导权，生活也会随之打乱。”
逐渐熟悉北京生活后的董亚珍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还担任了公寓楼的楼长，快70岁的她有了微信，会和社区的老人保持联系。
她所在的万象新天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周太行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居委会通过与派出所协调和入户调查，了解该社区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后发现，万象新天小区老年人比较多，有很多老人是跟随子女入京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需求比较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芦恒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流动老人原先的社会关系断裂，新的社会关系又难以建立，很难融入当地居民群体及参加各类社区活动，缺乏社区认同感。但是流动老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不仅是流动老人融入城市，而且需要他们和城市之间相互接纳和认同。
周太行发现，子女对这些父母的照顾时间不长，老人心理敏感、猜忌，对健康有担忧。他们邀请社会团体开展心理辅导课，也找社会医疗机构定期为这些老人体检和义诊，不分京籍和非京籍。
另外，他们组织了针对老年人的文体活动，目前万象新天小区有晨练队、太极队、合唱队、舞蹈队和模特队，成员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主要是通过文体活动帮助他们打消时间。经常参加活动的都是那些孙子比较大的老人，不需要他们天天看着，暑假期间参与的人数也会增多。”
周太行在这些年的观察中发现，“在老年服务这块，自己的小区在常营地区甚至朝阳区都算是做得很好的。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工作人员普遍年轻，有激情和理念，而有些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会偏大。另一方面社区里的居民呼声也比较高。”
不知不觉间，董亚珍来到北京已经10年了，她不再是当初那个站在路口找不到方向的老人，对周边大大小小的超市都如数家珍，她渐渐习惯了这个城市。她每年还会回铁岭一次，而那边的朋友却渐渐生疏了。但是，10年时间让她从59岁已经走到了69岁，她不得不关注与自己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保异地报销问题。医保报销是令许多流动老人发愁的问题。
“很多流动老人在农村参加了新农合，但是这个该怎么用？有些政策本身就已经制定好了，但是宣传不够。所以一方面需要完善政策，一方面需要对现有的安排和政策加强宣传，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政策，有效地使用这些政策，有很多工作要做。”段成荣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杜鹏看来，医保异地报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异地和在老家享受的待遇一样现在确实还没有达到，所以应当研究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最新消息，2016年11月18日，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签署了跨省就医联网结报服务协议，各省之间互为甲、乙方，明确了参合省和就医省的责任、义务，规范了转诊、定点就医、垫付、审核、回款等业务环节。今后协议省内参合患者经转诊至协议定点联网机构就医，便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结报服务。另外，卫计委也称，将在年底前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报工作和跨省就医结报试点。
“流动人口最初是大量的就业人群，所以国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围绕就业收入、培训、工商劳动合同等问题来完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等。90年代中后期，随着流动儿童的增加，跟儿童有关的议题也迅速提到议程中来。但是老漂的加入，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设计甚至可以说是空白。从这个意义来讲，整体上要迅速发展完善跟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段成荣说。
了解老漂这个群体的需求，是段成荣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多数老年人的生活重心不是就业，而是进城多年后社保的接续和异地转移，而且他们跟年轻人相比，更加急迫。“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学术界，对这群人的需求知之甚少，甚至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需要迅速开展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需求来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至少使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迅速改善起来。”
“老漂”，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大潮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结果，整个社会需要对这一人群的需求
有更多的认知
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称，我国流动人口达2.47亿人，其中流动老人占将近1800万，主要以低龄为主，其中有八成低于70岁。
他们无声地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分散在各个角落，是在某个家庭的厨房里忙碌做饭的父母;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准时在幼儿园门口等待孩子下课的爷爷奶奶;是在汉堡店里拉着孙子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询问哪种汉堡不辣的顾客。现在，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称呼这群流动的银发族——“老漂”。
为了下一代而“漂”
2006年10月，当董亚珍和老伴坐上从辽宁铁岭驶往北京的火车时，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座超级大城市里一住就是10年。
那年董亚珍57岁，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已经结婚落户。他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帮自己照顾照顾家，等有了孩子也能帮帮忙。以“辽北粮仓”著称的铁岭农业发达，民风保守，但随着改革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董亚珍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长期离开家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总结过“流动人口家庭化四阶段”的理论：第一阶段在19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结婚或未婚的年轻人只身一人外出打工;第二阶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扎根的年轻人在城市里结婚或者接另一半进城，夫妻一起流动;第三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谓“核心家庭”即夫妻和未成年子女一起流动，其标志是城市流动儿童增多;第四阶段叫做“扩展家庭”，是在“核心家庭”流动的基础上，带动其他血缘较近的家庭成员，如老人或者兄弟姐妹进城。段成荣介绍说，目前流动人口可能还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但是第四阶段已经开始出现。
董亚珍的情况处在第四阶段的开始。当听到儿子要接她到北京时，她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在她内心里，帮儿子照顾下一代是自己的责任。
随着像董亚珍这样的流动老人逐年增多，从2011年起，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就开始聚焦于“老漂”这个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在2011年发表的《关注“老漂”一族》一文中提到，“老漂”，就是“老了老了还在漂泊”。和其他“漂族”比，除了代际差异，他们的漂泊并非为了就业，而主要是为了下一代。
有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流动老人占总流动人口的7.2%，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和就业是流动的三个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接近一半。
对于“漂”的类型，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毕宏音从流动的地点、时间长短以及人数方面总结了几种情况——同城漂或异地漂、阶段漂或长期漂、共同漂或单体漂。
属于“异地漂”和“长期漂”的董亚珍没想到，到北京以后会遭遇这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董亚珍住进了儿子在常营地区买的70平方米的一居室新房——扣除公摊面积，这房子远不如同是70平方米的铁岭的家住着宽敞。2006年首都的东五环外还是一片荒凉，小区孤零零的高楼周围，尽是农田和树林，购物极为不方便。
初来乍到，董亚珍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认路。儿子、儿媳白天上班，老太太早上出门站在马路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每次要东张西望半天，或者向路人打听，时间久了才慢慢熟悉一些。
但是每天在家和超市之间的“两点一线”，把原本喜欢忙活的董亚珍难受坏了。儿子家所在的社区里也有老人，但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聊天肯定会涉及自家的情况，她心里绷着一根弦，不敢随意搭讪。虽然不再与孩子异地，但是儿子、儿媳早出晚归，董亚珍不懂他们的生活圈，尝试和他们聊自己早年的故事，年轻人对这些陈年旧事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几句话就糊弄过去了。
“漂”在“子代权威”时代
首都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负责人刘亚娜在研究中总结，老漂族普遍存在“精神空巢”的问题——老年人离开熟悉的故乡，需要重建社交圈，但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原因而难以融入新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与儿女有观念和习惯的分歧，家庭中也有代沟和隔阂等。
到北京时间不长，董亚珍的老伴儿就去世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记性不好、也跟不上节奏的董亚珍甚至每天跑到楼下跟着人们跳广场舞，动作会忘，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但是至少不是一个人。就这样，没事儿做、没朋友的日子过去了一年。
寂寞的生活在第二年有了转机。总是一个人在小区里溜达的董亚珍认识了一位50来岁的北京妇女。
“你想干活儿吗？”
“干啥活？”
“扫马路去不去？”
“去！”
当时他们家楼下的常营北路归私人管理，第二天董亚珍被领到了管理处，了解工作内容和时间——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可以休息1小时，负责打扫楼下1公里左右的马路段，月薪700元。
“我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没事儿干，解决寂寞。”有事做，有钱挣，双方一拍即合。回家后她将此事通知了儿子儿媳，老人天天在家无聊难受的情况年轻人也看在眼里，他们也表示赞成。
扫地的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孙子出生后便结束了。但是这段时间却是董亚珍来北京后最开心的日子，忙碌似乎让她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出去多好，还能接触人。” 第三年，家里添了新生命，董亚珍到了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她辞去工作，安心看孙子。虽然生活又回到了刚来北京的“两点一线”，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对周边生活环境不再陌生，因为照顾孙子，生活充实起来，在楼下晒太阳时，和其他同样带孩子的老人们也有了共同语言和天然的信任感。现在董亚珍每天早上9点在去超市的路上，都能遇到几个熟人，自然地打招呼，就像原先在老家一样。
董亚珍是“老三届”毕业生，曾参加过80年代当地计划生育推广工作，之后在国企当职工，她最骄傲的是自己“乐观、外向”。但是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吴梦丽（匿名）似乎更保守。
吴梦丽今年60出头，年轻时从河南移居到新疆，至今还保留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儿子在北京某报社工作，让她从石河子来北京帮忙照顾一对双胞胎孙女。周一下午快6点，她急匆匆拉着3岁的两个孙女赶往离家不远的英语辅导班，然后在教室门口坐上一个小时，等待她们下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来到北京3年，接送孩子和做家务就是自己的日常，除此之外她不常出门，闲的时候看看电视。她的老伴儿还待在新疆，帮另一个儿子照看孩子。
“家家过日子，哪能舌头碰不上牙？”董亚珍这十年来一直在主动适应和接受儿子这一代人与自己的不同。儿媳是个急性子的人，时不时总会说出几句气话，她也来气，但更多时候她选择吃完饭以后一个人出门缓解情绪。逛超市、找人闲聊、甚至坐路边掉两滴眼泪，这股恼怒就“翻篇儿”了。家丑不可外扬，她从来不把这种心事告诉任何邻里，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她知道自己处在儿子一家三口的外围，“跟他说会增加他的压力，不给人家两口子增加矛盾。”
更多的分歧是在孙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上。1940年代出生的董亚珍以前从来不知道抱婴儿之前要洗手、换衣服，更不懂营养配餐。明明以前的孩子吃母乳喂奶粉也长得好好的，现在得给孩子单做，还要注意不同的营养搭配。
儿子、儿媳给上一年级的孙子报了三四个辅导班，董亚珍不理解这么小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学会。她曾劝过儿子，但是儿子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过一次就再也没提。董亚珍现在习惯每天晚饭后出门遛弯，两小时后回家，这段时间儿媳在家辅导孙子做作业。“我不看，因为听不懂，他妈批评他我还来气。但是我还不能说，一方面他妈不高兴，另外孩子容易仗势不好好学习。”
董亚珍的失落感是在人口流动的潮流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毕宏音在其论文中总结，1980年代，年轻人婚后与父代经历着“先合再分”的阶段。合源于“住房少”，又主要因为“增加和改善住房条件”而分。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家庭结构又经历着“先分再合”的新规律，“人口流动”是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抚养孙辈”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合家”。
这一次“合家”意味着大部分流动老人“投奔”子女，“子代权威”取代了“父代权威”，流动老人来到新的城市，不仅失去了社交圈，也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主导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流动对老人来说，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比如（失去）主导权，生活也会随之打乱。”
政策的空白
逐渐熟悉北京生活后的董亚珍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还担任了公寓楼的楼长，快70岁的她有了微信，会和社区的老人保持联系。
她所在的万象新天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周太行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居委会通过与派出所协调和入户调查，了解该社区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后发现，万象新天小区老年人比较多，有很多老人是跟随子女入京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需求比较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芦恒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流动老人原先的社会关系断裂，新的社会关系又难以建立，很难融入当地居民群体及参加各类社区活动，缺乏社区认同感。但是流动老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不仅是流动老人融入城市，而且需要他们和城市之间相互接纳和认同。
周太行发现，子女对这些父母的照顾时间不长，老人心理敏感、猜忌，对健康有担忧。他们邀请社会团体开展心理辅导课，也找社会医疗机构定期为这些老人体检和义诊，不分京籍和非京籍。
另外，他们组织了针对老年人的文体活动，目前万象新天小区有晨练队、太极队、合唱队、舞蹈队和模特队，成员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主要是通过文体活动帮助他们打消时间。经常参加活动的都是那些孙子比较大的老人，不需要他们天天看着，暑假期间参与的人数也会增多。”
周太行在这些年的观察中发现，“在老年服务这块，自己的小区在常营地区甚至朝阳区都算是做得很好的。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工作人员普遍年轻，有激情和理念，而有些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会偏大。另一方面社区里的居民呼声也比较高。”
不知不觉间，董亚珍来到北京已经10年了，她不再是当初那个站在路口找不到方向的老人，对周边大大小小的超市都如数家珍，她渐渐习惯了这个城市。她每年还会回铁岭一次，而那边的朋友却渐渐生疏了。但是，10年时间让她从59岁已经走到了69岁，她不得不关注与自己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保异地报销问题。医保报销是令许多流动老人发愁的问题。
“很多流动老人在农村参加了新农合，但是这个该怎么用？有些政策本身就已经制定好了，但是宣传不够。所以一方面需要完善政策，一方面需要对现有的安排和政策加强宣传，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政策，有效地使用这些政策，有很多工作要做。”段成荣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杜鹏看来，医保异地报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异地和在老家享受的待遇一样现在确实还没有达到，所以应当研究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最新消息，2016年11月18日，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签署了跨省就医联网结报服务协议，各省之间互为甲、乙方，明确了参合省和就医省的责任、义务，规范了转诊、定点就医、垫付、审核、回款等业务环节。今后协议省内参合患者经转诊至协议定点联网机构就医，便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结报服务。另外，卫计委也称，将在年底前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报工作和跨省就医结报试点。
“流动人口最初是大量的就业人群，所以国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围绕就业收入、培训、工商劳动合同等问题来完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等。90年代中后期，随着流动儿童的增加，跟儿童有关的议题也迅速提到议程中来。但是老漂的加入，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设计甚至可以说是空白。从这个意义来讲，整体上要迅速发展完善跟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段成荣说。
了解老漂这个群体的需求，是段成荣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多数老年人的生活重心不是就业，而是进城多年后社保的接续和异地转移，而且他们跟年轻人相比，更加急迫。“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学术界，对这群人的需求知之甚少，甚至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需要迅速开展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需求来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至少使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迅速改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