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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大宗教,经历了两千年跌宕起伏的佛教,如今感召了一批中国社会精英希望在佛门之下找到灵魂的安宁
年近40岁的何岚把一辆别克轿车停在北京法源寺前街的车场,从车里拿出《大悲咒》和《心经》,转身走进这座藏于宣武门外民居社区内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咱们一块儿吧。”在寺院前院遇见同行参加法事的信徒,这位中年人表现得足够谦和。皈依三年来,这位中年商人已经习惯于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个佛教徒的平静。
8月22日是一个星期日,恰逢农历七月十三日。法源寺大雄宝殿里香火弥漫,百余名年龄各不相同的信徒围绕在明代木胎贴金罩漆的毗卢遮那佛像四周,俯身念经。空寂的古寺,诵经声不荡其幽静,苍松翠柏、银杏丁香和西府海棠在夏末初秋的日光照耀下,树影斑驳。
下午三时,随着法鼓、法钟敲击的节奏,身着素衣的信众和大殿内一身袈裟的师傅一同诵读经文,不时在经文声中俯身磕头拜佛。众人的额头叩在拜垫上隆隆作响,动人心魄。
汉语系佛教地区的佛教徒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是举行超度宗亲的盂兰盆节。自阴历七月初九起,中国境内的1.3万多座寺庙一连七天均在同时举办法事,信众在“盂兰盆法会”期间每日念经,以追荐先祖、超荐亡灵。法会在十五这一天达到顶峰,法事从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子夜以后。
何岚双手合十,笔直着身体,诵读超度的经文。在他身边,四位同行的信徒也虔诚地行使法事,佛珠在他们的手腕上不时碰撞出声。
佛教的感召
“盂兰盆会是一年中汉传佛教最重大的宗教法会。”何岚说。
“和雍和宫主要对游客开放的情况不同,法源寺这里来的更多是佛教信徒,我觉得这里在闹市中却闹中取静,是很适合修行的地方。”何岚每月都会参加两三次诵经会,也认识了几十名北京的佛教居士。他们大多是四十岁上下、事业有成的北京居民。
“可以说,生活中的种种境遇吧,让我自然地向在佛法中找到归宿和答案。”何岚平静地说。
而还有更多像何岚一样的,年龄各不相同的城市人,在不断走进中国式佛教信徒的生活。每个公历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法源寺的皈依法事都会吸引几百名城市人排队步入佛門。
在等待接授法名和斋饭之后,这些追随佛祖的人们从此皈依佛教三宝,正式成为居士。打坐、念经、做法事、戒酒肉,成为他们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在法源寺常驻的僧人和义工们来说,阴历七月中旬也是寺庙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他们经常利用周末服务寺庙的日常运作,有的人甚至会在单位调休,为的是能在盂兰盆会所在的周二,全天在法源寺里帮忙。
“政府机关的,学校的,公司的,我们这里什么职业的都有。”四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现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义工小聂说。在他身旁,不少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的义工,穿着“法海真源”的马甲,在寺庙中穿梭忙碌,为七月十五的大法会制作道具。
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法源寺,不仅是北京城内历史悠久的古寺,更因为李敖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同名小说名扬海内外。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把寺院作为小说的开始和结束的地点,赋予作品一种寻佛之气。
自1956年起,法源寺更进一步成为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为全国众多寺庙培养了青年僧伽和佛教文化研究学者。
毕业于南京栖霞山佛学院、现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的惟俊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学习的三年期间,他认识了许多曾为社会精英、后皈依佛门从事研究的年轻人。
“现在选择出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在入学佛学院之前必须出家,因此在我接触的佛学院同学里,年轻人或是因为家庭成员信佛而出家,或是因为事业上的考验使他们放弃了世俗的追求,转投佛门。”八年前出家研读佛学的惟俊法师说,正是因为父母是佛教居士,他才选择了成为虔诚的佛徒。
“我的同学就曾对我说,他在佛法里找到了他在高等院校的书本里找不到的答案。我觉得这一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也会选择皈依。”法师说。
在佛学院,本科学制均为四年,学员需学习共四十余门课程,除了唯识学外,还有禅学、天台学、华严学、净土学、因明学、戒律学、中观学等专业课程。此外,每天还有包括英语、时政、计算机、书法、茶道、佛教音乐等兴趣课程。
根据上一次公布的2007年版《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的佛教,已经拥有出家僧尼20万人,其中藏传佛教的喇嘛、尼姑12余万人。
而近年来,选择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中国年轻精英不在少数。相比于居士群体中各年龄段都存在的情况,由于对出家僧侣年龄和家室的限制,当今的皈依人士,大多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人士。
精英从佛
石家庄以南五十公里的柏林寺,近年来在住持释明海方丈的带领下,不仅多次修缮,还成为北京和周边地区知识精英们内心驰往之地。而其中一些精英更是在这座禅寺选择削发从佛,让这里增添了许多神秘的吸引力。
柏林寺的住持释明海方丈本身就曾是一位社会精英。1968年出生、祖籍湖北潜江的他于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9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单位工作。
在大学期间,释明海在学习哲学的同时留心佛学。那时,他在北京广济寺与禅宗大师净慧上人结缘,自此潜心精研佛学专著,产生了从佛的念头。
然而,要向远在湖北的父母解释这一非世俗的选择,是一件难事。释明海于是瞒着家人独自来到河北赵县,在残破的柏林寺剃度落发。那是1992年9月,净慧上人为他披剃,授法名“明海”。当释明海的家人知道儿子的归宿,已是若干年之后。
跟随释明海的明影法师便曾是他的校友。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明影在北京市海淀区区政府、深圳市政府当了一年公务员之后,因为不能适应仕途生活,另寻他途,皈依佛门。
“和领导、同事不是很合得来。”明影法师曾对校友解释过他出家的初衷。“搞不清其中的道理,又不愿意盲目地去执行,时间一久,双方互不满意。”1992年,明影来到柏林寺,师从净慧法师,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归宿。在向父母和家人表明心迹后,他在当年就出家为僧。
在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魏德东看来,中国第一大宗教中蕴含的强大文化承载和理性哲学是感召众多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原因。
“佛教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吸引包括它很高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承载在诗歌、雕塑、艺术、哲学这些高雅的形式之中。此外,佛教还是一个十分强调理性的宗教。它的理性传统符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心理结构。”魏德东表示。
“在佛教中‘没有讲不通的道理’,即使不信仰佛教的普通人,也能从中受益。”魏德东表示。
2009年7月,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合宗教会(ICARUS)通过对200名全球宗教界领袖的票选后,将佛教评为“最佳宗教世界”奖项的获得者。宗教领袖们表示,佛教徒真正实践了他们所倡导的宗教精神,这也是佛教比其他宗教做得更彻底的地方。
“应该说,佛教是中国传统中,最符合国际社会定义的宗教。”魏德东说。
今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宗教的现状与走向: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根据2007年中国零点研究咨询公司“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提出,在中国真正“一教独大”的宗教仍是佛教,有占中国18%人口的比例,即近1.85亿人,已经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
和杨凤岗教授有多年合作经历的魏德东也认为,中国人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的信仰,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弱化。“相反,我们发现,现代人的宗教信仰需求反而增强。”
在魏德东看来,中国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比例这一点上,和其他信仰宗教的民族无异。中国人的宗教活动积极性同样高涨,约80%的中国人都参加过祭祖、扫墓等带有宗教属性的仪式。同时值得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宗教归属感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和宗教有关的自发性活动、明确的宗教团体和组织的归属性均较低。
“但总体来说,崇尚佛教、儒教的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是趋于温和的、多元化的,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是比较弱的。”魏德东表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杨凤岗教授也提到,1.85亿认信佛教的中国人未必是皈依佛教的,也未必有“三皈依”的宗教实践。
“我们也发现,认信佛教的人中,民间信仰也比较盛行,这样的人可能占相当大的比例。所谓‘正信佛教’,要严格按照四正谛、八正道等佛教信条来界定。但在自认为是佛教徒的人中,祖先崇拜的比例很高,相信风水、算卦的比例也很高,这些都是公认的民间信仰中的东西,本不属于佛教信仰。当然中国佛教一向如此,1949年以前也是这样的。”杨凤岗曾对媒体表示。
在魏德东看来,民间信仰的存在不会混淆中国人对“佛”的理性认知。“中国人对宗教的认同有相当程度的交织性,时常体现为一种在民俗性的鬼神观念与理性的宗教观念之间的重叠。”
“并非只有制度性宗教的扩大才符合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台湾近20年来的调查,对星象、手相、看卦这些形态的取信在知识分子之中的比例并不低于其他人群,甚至还略高。”魏德东说。
“佛教的感召力不言而喻,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皈依。不过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现在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佛教的教义和含义,这是我想知道答案的。”法源寺的一位法师说罢,便走进宝殿,继续履行佛赋予的使命。★
年近40岁的何岚把一辆别克轿车停在北京法源寺前街的车场,从车里拿出《大悲咒》和《心经》,转身走进这座藏于宣武门外民居社区内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咱们一块儿吧。”在寺院前院遇见同行参加法事的信徒,这位中年人表现得足够谦和。皈依三年来,这位中年商人已经习惯于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个佛教徒的平静。
8月22日是一个星期日,恰逢农历七月十三日。法源寺大雄宝殿里香火弥漫,百余名年龄各不相同的信徒围绕在明代木胎贴金罩漆的毗卢遮那佛像四周,俯身念经。空寂的古寺,诵经声不荡其幽静,苍松翠柏、银杏丁香和西府海棠在夏末初秋的日光照耀下,树影斑驳。
下午三时,随着法鼓、法钟敲击的节奏,身着素衣的信众和大殿内一身袈裟的师傅一同诵读经文,不时在经文声中俯身磕头拜佛。众人的额头叩在拜垫上隆隆作响,动人心魄。
汉语系佛教地区的佛教徒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是举行超度宗亲的盂兰盆节。自阴历七月初九起,中国境内的1.3万多座寺庙一连七天均在同时举办法事,信众在“盂兰盆法会”期间每日念经,以追荐先祖、超荐亡灵。法会在十五这一天达到顶峰,法事从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子夜以后。
何岚双手合十,笔直着身体,诵读超度的经文。在他身边,四位同行的信徒也虔诚地行使法事,佛珠在他们的手腕上不时碰撞出声。
佛教的感召
“盂兰盆会是一年中汉传佛教最重大的宗教法会。”何岚说。
“和雍和宫主要对游客开放的情况不同,法源寺这里来的更多是佛教信徒,我觉得这里在闹市中却闹中取静,是很适合修行的地方。”何岚每月都会参加两三次诵经会,也认识了几十名北京的佛教居士。他们大多是四十岁上下、事业有成的北京居民。
“可以说,生活中的种种境遇吧,让我自然地向在佛法中找到归宿和答案。”何岚平静地说。
而还有更多像何岚一样的,年龄各不相同的城市人,在不断走进中国式佛教信徒的生活。每个公历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法源寺的皈依法事都会吸引几百名城市人排队步入佛門。
在等待接授法名和斋饭之后,这些追随佛祖的人们从此皈依佛教三宝,正式成为居士。打坐、念经、做法事、戒酒肉,成为他们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在法源寺常驻的僧人和义工们来说,阴历七月中旬也是寺庙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他们经常利用周末服务寺庙的日常运作,有的人甚至会在单位调休,为的是能在盂兰盆会所在的周二,全天在法源寺里帮忙。
“政府机关的,学校的,公司的,我们这里什么职业的都有。”四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现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义工小聂说。在他身旁,不少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的义工,穿着“法海真源”的马甲,在寺庙中穿梭忙碌,为七月十五的大法会制作道具。
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法源寺,不仅是北京城内历史悠久的古寺,更因为李敖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同名小说名扬海内外。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把寺院作为小说的开始和结束的地点,赋予作品一种寻佛之气。
自1956年起,法源寺更进一步成为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为全国众多寺庙培养了青年僧伽和佛教文化研究学者。
毕业于南京栖霞山佛学院、现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的惟俊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学习的三年期间,他认识了许多曾为社会精英、后皈依佛门从事研究的年轻人。
“现在选择出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在入学佛学院之前必须出家,因此在我接触的佛学院同学里,年轻人或是因为家庭成员信佛而出家,或是因为事业上的考验使他们放弃了世俗的追求,转投佛门。”八年前出家研读佛学的惟俊法师说,正是因为父母是佛教居士,他才选择了成为虔诚的佛徒。
“我的同学就曾对我说,他在佛法里找到了他在高等院校的书本里找不到的答案。我觉得这一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也会选择皈依。”法师说。
在佛学院,本科学制均为四年,学员需学习共四十余门课程,除了唯识学外,还有禅学、天台学、华严学、净土学、因明学、戒律学、中观学等专业课程。此外,每天还有包括英语、时政、计算机、书法、茶道、佛教音乐等兴趣课程。
根据上一次公布的2007年版《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的佛教,已经拥有出家僧尼20万人,其中藏传佛教的喇嘛、尼姑12余万人。
而近年来,选择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中国年轻精英不在少数。相比于居士群体中各年龄段都存在的情况,由于对出家僧侣年龄和家室的限制,当今的皈依人士,大多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人士。
精英从佛
石家庄以南五十公里的柏林寺,近年来在住持释明海方丈的带领下,不仅多次修缮,还成为北京和周边地区知识精英们内心驰往之地。而其中一些精英更是在这座禅寺选择削发从佛,让这里增添了许多神秘的吸引力。
柏林寺的住持释明海方丈本身就曾是一位社会精英。1968年出生、祖籍湖北潜江的他于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9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单位工作。
在大学期间,释明海在学习哲学的同时留心佛学。那时,他在北京广济寺与禅宗大师净慧上人结缘,自此潜心精研佛学专著,产生了从佛的念头。
然而,要向远在湖北的父母解释这一非世俗的选择,是一件难事。释明海于是瞒着家人独自来到河北赵县,在残破的柏林寺剃度落发。那是1992年9月,净慧上人为他披剃,授法名“明海”。当释明海的家人知道儿子的归宿,已是若干年之后。
跟随释明海的明影法师便曾是他的校友。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明影在北京市海淀区区政府、深圳市政府当了一年公务员之后,因为不能适应仕途生活,另寻他途,皈依佛门。
“和领导、同事不是很合得来。”明影法师曾对校友解释过他出家的初衷。“搞不清其中的道理,又不愿意盲目地去执行,时间一久,双方互不满意。”1992年,明影来到柏林寺,师从净慧法师,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归宿。在向父母和家人表明心迹后,他在当年就出家为僧。
在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魏德东看来,中国第一大宗教中蕴含的强大文化承载和理性哲学是感召众多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原因。
“佛教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吸引包括它很高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承载在诗歌、雕塑、艺术、哲学这些高雅的形式之中。此外,佛教还是一个十分强调理性的宗教。它的理性传统符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心理结构。”魏德东表示。
“在佛教中‘没有讲不通的道理’,即使不信仰佛教的普通人,也能从中受益。”魏德东表示。
2009年7月,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合宗教会(ICARUS)通过对200名全球宗教界领袖的票选后,将佛教评为“最佳宗教世界”奖项的获得者。宗教领袖们表示,佛教徒真正实践了他们所倡导的宗教精神,这也是佛教比其他宗教做得更彻底的地方。
“应该说,佛教是中国传统中,最符合国际社会定义的宗教。”魏德东说。
今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宗教的现状与走向: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根据2007年中国零点研究咨询公司“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提出,在中国真正“一教独大”的宗教仍是佛教,有占中国18%人口的比例,即近1.85亿人,已经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
和杨凤岗教授有多年合作经历的魏德东也认为,中国人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的信仰,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弱化。“相反,我们发现,现代人的宗教信仰需求反而增强。”
在魏德东看来,中国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比例这一点上,和其他信仰宗教的民族无异。中国人的宗教活动积极性同样高涨,约80%的中国人都参加过祭祖、扫墓等带有宗教属性的仪式。同时值得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宗教归属感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和宗教有关的自发性活动、明确的宗教团体和组织的归属性均较低。
“但总体来说,崇尚佛教、儒教的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是趋于温和的、多元化的,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是比较弱的。”魏德东表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杨凤岗教授也提到,1.85亿认信佛教的中国人未必是皈依佛教的,也未必有“三皈依”的宗教实践。
“我们也发现,认信佛教的人中,民间信仰也比较盛行,这样的人可能占相当大的比例。所谓‘正信佛教’,要严格按照四正谛、八正道等佛教信条来界定。但在自认为是佛教徒的人中,祖先崇拜的比例很高,相信风水、算卦的比例也很高,这些都是公认的民间信仰中的东西,本不属于佛教信仰。当然中国佛教一向如此,1949年以前也是这样的。”杨凤岗曾对媒体表示。
在魏德东看来,民间信仰的存在不会混淆中国人对“佛”的理性认知。“中国人对宗教的认同有相当程度的交织性,时常体现为一种在民俗性的鬼神观念与理性的宗教观念之间的重叠。”
“并非只有制度性宗教的扩大才符合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台湾近20年来的调查,对星象、手相、看卦这些形态的取信在知识分子之中的比例并不低于其他人群,甚至还略高。”魏德东说。
“佛教的感召力不言而喻,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皈依。不过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现在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佛教的教义和含义,这是我想知道答案的。”法源寺的一位法师说罢,便走进宝殿,继续履行佛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