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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的镜头并不像通常的反映战争苦难的电影那样触目惊心，而是在平静的影像中，深刻反映着历史留下的痕迹。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影片通过非常克制的镜头记录22位老人平凡的生活，以及日常叙事下波涛汹涌的回忆。
历史不容遗忘 真相惕励世人
2017年8月14日是第五個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公映。这是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第一次在院线展映，也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不忘战争伤痛、坚决铭记历史的态度。
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客观展现她们的生活现状。作为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她们曾在日军魔爪下受尽非人凌辱，她们的苦难也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道深深的疮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慰安妇”幸存者越来越少。据相关数据显示，仅在1932年到1945年间，被日军在二战期间蹂躏的女性，人数就多达20万。到了2012年，还幸存于世的慰安妇只剩32人。2014年，仅剩22人。就在今年8月12日晚，又一名“慰安妇”幸存者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她们平均年龄已过91岁。当幸存的慰安妇数量一天天减少，“抢救历史”的紧迫感就愈发强烈。80后导演郭柯就是迫切想“抢救”这一历史的践行者。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数字不断在减少
2012年，郭柯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篇“中国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孩子”的故事，他被深深的打动，之后通过朋友联系，他辗转找到了故事中的老人，住在广西偏远农村的韦绍兰。接下来的半年间，他三次前往广西，照顾老人生活，陪她吃饭、聊天。渐渐地，他被老人顽强的生命力打动。他发现，这位在战争中受尽折磨的老人，却爱唱山歌，知道感恩社会，“只愁命短不愁穷”。于是，郭柯下决心要将老人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听，同时也将这段历史世代保留。因此，在2012年12月，一部以“慰安妇”为主题的记录片正式开拍。因为当时全国“慰安妇”幸存人数为32人，所以郭柯将纪录片取名为《三十二》。在短短43分钟的影片中，没有绝望的哭喊、悲天悯人的幽怨、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就在广西优美的风光中，静静地向世人讲述这位92岁老人悲苦而又乐观的一生。
2012年拍摄《三十二》的时候，韦绍兰已经92岁了，但她依然自己洗衣、做饭、挑水。每三个月会长途跋涉去领90块钱的生活费。当提及封尘的记忆时，还是会令她激动地说不出话，止不住掉眼泪。韦绍兰被抓进慰安所3个月，好不容易从慰安所逃出来，活了命，却一辈子顶上了 “慰安妇” 的头衔。但她却很乐观，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其实，郭柯想表达的东西不止于此，韦绍兰也只是32个幸存者之一。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他只能拍成时间有限的纪录片。不过，影片播出后却意外地受到了大量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1，而且在国内外拿了不少奖，也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馆藏。
可惜时间不等人，等到2014年，郭柯想用纪录片的形式把这些老人的生活都记录下来时，数字从32变成了22。短短两年，幸存者中就有10位老人相继辞世。郭柯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了，就算拼尽全力、花光积蓄也要拍这部片子。好在有31850名善良的网友参与了影片《二十二》的众筹，也有不少明星艺人被故事所打动，自发为《二十二》筹资宣传，电影才得以顺利拍摄。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从描绘个体到群像
《三十二》虽然看起来说的是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一名老人韦绍兰的故事。而《二十二》则关照了22名老人的生活现状。这次拍摄，摄制组在中国内地的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5省的29个地区进行了近3个月的拍摄，通过与这些老人的深入交流，突破了历史资料和证据收集的局限性，从而更客观地从人性的角度展示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内心世界。同时将这些微小的碎片从历史长河中筛选而出，使那些即将离我们远去的事实镌刻成永久的记忆石碑。随着影片中的老人们的相继离世，截至2017年8月12日21点，黄有良老人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二十二》中22位“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没有了艺术加工 只剩下真实
《三十二》讲述了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发现怀上了日军的孩子，后来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并抚养长大。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清楚地讲诉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在打光、配乐、镜头上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更没有了艺术加工。那么，《二十二》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这种真实，甚至和我们想要看到的，不太一样。
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脑海中一般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怨恨。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于是，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波澜不惊的祥和与平静。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当影片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另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
《二十二》的镜头并不像通常的反映战争苦难的电影那样触目惊心，而是在平静的影像中，深刻反映着历史留下的痕迹。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影片通过非常克制的镜头记录22位老人平凡的生活，以及日常叙事下波涛汹涌的回忆。只有电影中时不时出现在老人名字上的白色边框提醒着我们，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悄然离世：林亚金、陈亚扁、蔡美娥、邓玉民、林爱兰……
这或许正是郭柯的别有用心之处，他抛开功利心，不刻意去挖掘老人心里埋藏的秘密，而是以尊重的方式去对待每一位幸存者，并以影像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关心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如今的生活现状。一位老人说：“之前（其他）记者来了好几次，都没跟他们说这个，只有对你们。”这句话就是对整部电影最大的认可。正如谈及影片的呈现方式时，郭柯所说的：“我选择了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让大家深情的看她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显然，《二十二》的上映圆了郭柯让更多人关注到慰安妇群体的梦想。
“二十二”，既是电影的片名，也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数字，并且这个数字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归零。历史的真相往往污秽不堪，历史的痕迹又总是淡而又淡。历史，却又不能忘记。当历史的证人们一个个地离开，这段历史再不被铭记，就真的来不及了。
历史不容遗忘 真相惕励世人
2017年8月14日是第五個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公映。这是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第一次在院线展映，也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不忘战争伤痛、坚决铭记历史的态度。
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客观展现她们的生活现状。作为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她们曾在日军魔爪下受尽非人凌辱，她们的苦难也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道深深的疮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慰安妇”幸存者越来越少。据相关数据显示，仅在1932年到1945年间，被日军在二战期间蹂躏的女性，人数就多达20万。到了2012年，还幸存于世的慰安妇只剩32人。2014年，仅剩22人。就在今年8月12日晚，又一名“慰安妇”幸存者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她们平均年龄已过91岁。当幸存的慰安妇数量一天天减少，“抢救历史”的紧迫感就愈发强烈。80后导演郭柯就是迫切想“抢救”这一历史的践行者。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数字不断在减少
2012年，郭柯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篇“中国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孩子”的故事，他被深深的打动，之后通过朋友联系，他辗转找到了故事中的老人，住在广西偏远农村的韦绍兰。接下来的半年间，他三次前往广西，照顾老人生活，陪她吃饭、聊天。渐渐地，他被老人顽强的生命力打动。他发现，这位在战争中受尽折磨的老人，却爱唱山歌，知道感恩社会，“只愁命短不愁穷”。于是，郭柯下决心要将老人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听，同时也将这段历史世代保留。因此，在2012年12月，一部以“慰安妇”为主题的记录片正式开拍。因为当时全国“慰安妇”幸存人数为32人，所以郭柯将纪录片取名为《三十二》。在短短43分钟的影片中，没有绝望的哭喊、悲天悯人的幽怨、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就在广西优美的风光中，静静地向世人讲述这位92岁老人悲苦而又乐观的一生。
2012年拍摄《三十二》的时候，韦绍兰已经92岁了，但她依然自己洗衣、做饭、挑水。每三个月会长途跋涉去领90块钱的生活费。当提及封尘的记忆时，还是会令她激动地说不出话，止不住掉眼泪。韦绍兰被抓进慰安所3个月，好不容易从慰安所逃出来，活了命，却一辈子顶上了 “慰安妇” 的头衔。但她却很乐观，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其实，郭柯想表达的东西不止于此，韦绍兰也只是32个幸存者之一。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他只能拍成时间有限的纪录片。不过，影片播出后却意外地受到了大量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1，而且在国内外拿了不少奖，也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馆藏。
可惜时间不等人，等到2014年，郭柯想用纪录片的形式把这些老人的生活都记录下来时，数字从32变成了22。短短两年，幸存者中就有10位老人相继辞世。郭柯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了，就算拼尽全力、花光积蓄也要拍这部片子。好在有31850名善良的网友参与了影片《二十二》的众筹，也有不少明星艺人被故事所打动，自发为《二十二》筹资宣传，电影才得以顺利拍摄。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从描绘个体到群像
《三十二》虽然看起来说的是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一名老人韦绍兰的故事。而《二十二》则关照了22名老人的生活现状。这次拍摄，摄制组在中国内地的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5省的29个地区进行了近3个月的拍摄，通过与这些老人的深入交流，突破了历史资料和证据收集的局限性，从而更客观地从人性的角度展示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内心世界。同时将这些微小的碎片从历史长河中筛选而出，使那些即将离我们远去的事实镌刻成永久的记忆石碑。随着影片中的老人们的相继离世，截至2017年8月12日21点，黄有良老人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二十二》中22位“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 没有了艺术加工 只剩下真实
《三十二》讲述了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发现怀上了日军的孩子，后来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并抚养长大。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清楚地讲诉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在打光、配乐、镜头上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更没有了艺术加工。那么，《二十二》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这种真实，甚至和我们想要看到的，不太一样。
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脑海中一般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怨恨。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于是，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波澜不惊的祥和与平静。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当影片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另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
《二十二》的镜头并不像通常的反映战争苦难的电影那样触目惊心，而是在平静的影像中，深刻反映着历史留下的痕迹。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影片通过非常克制的镜头记录22位老人平凡的生活，以及日常叙事下波涛汹涌的回忆。只有电影中时不时出现在老人名字上的白色边框提醒着我们，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悄然离世：林亚金、陈亚扁、蔡美娥、邓玉民、林爱兰……
这或许正是郭柯的别有用心之处，他抛开功利心，不刻意去挖掘老人心里埋藏的秘密，而是以尊重的方式去对待每一位幸存者，并以影像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关心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如今的生活现状。一位老人说：“之前（其他）记者来了好几次，都没跟他们说这个，只有对你们。”这句话就是对整部电影最大的认可。正如谈及影片的呈现方式时，郭柯所说的：“我选择了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让大家深情的看她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显然，《二十二》的上映圆了郭柯让更多人关注到慰安妇群体的梦想。
“二十二”，既是电影的片名，也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数字，并且这个数字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归零。历史的真相往往污秽不堪，历史的痕迹又总是淡而又淡。历史，却又不能忘记。当历史的证人们一个个地离开，这段历史再不被铭记，就真的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