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出差，办事之余兼顾访酒，全国各地的名酒几乎尝遍了——当然，浅尝辄止。每结识一种新品种就像交往了一位新朋友，好长时间都惦记着。最难忘的，居然是西安默默无闻的稠酒。主人冲伙计挥挥手：“去烫一壶酒来。”拎上来的是一只铜壶，热气腾腾，满屋子弥漫着类似四川醪糟的香气，倒在玻璃杯里，呈乳白色，像热牛奶或米汤。口感极佳，是沁人肺腑的那种清甜，香气像掺了桂花。问伙计，伙计说没有，又解释稠酒自古以来就是这味道。详细打听，方知汉唐时饮用的都是这种粗糙、浑朴、未经再加工的米酒，估计那时代蒸馏白酒尚未诞生。这顿时给饮者以传奇的感觉了，不禁刮目相看。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毕竟出现了一个酒字。看来酒对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晋风度，不无影响。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著名的有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慢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浪形骸，这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刘伶文雅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而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的话，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的中世纪，属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暗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的寂寞。酒作为文人的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酒出现在宋词里，不见得比唐诗里少。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高姿态，恐怕已构成中秋节或月亮的审美符号，辛弃疾更是“醉里挑灯看剑”，诗人在烛光下把玩冷兵器，和武士关羽在夜营帐篷里读《论语》，具有同样的反差。酒并非豪放派的专利，婉约派也不可一日无此君，柳永如痴人说梦般自问自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甚至绿肥红瘦的女流李清照也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慵倦时候。陆游虽属豪放派，但一句“红酥手，黄滕酒”，刻骨铭心的温柔。我至今没弄懂黄滕酒是怎样一种品牌。潜意识里已将之视若爱情的商标，爱情的别称。源远流长，人世间有多少红男绿女被其醉倒过？
　　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几乎要怀疑没有酒便没有诗、没有文学了，这种设想肯定是偏颇的。但这种不成立的设想反过来也说明酒确实给文学增添了魅力，不是吗？酒持有任何社会阶层的通行证，对文人亦不例外。文人的酒瘾，既俗且雅，大俗而后大雅，这使其与平庸的酒徒区别开来。文人若烟酒不沾、清醒理智，那可能有洁癖了，激情才是文人精神中的火药、血液里的酒精。毛泽東有一半身份应该是诗人，他既谴责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同样憧憬过月亮上不散的宴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我对酒是有感情的。否则我干嘛要写这篇文章呢？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
　　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也记住了许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了汪曾祺，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他没回忆更多，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结尾处：“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然后他感叹一声，“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便完了。四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碗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