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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是银行业监管的重要手段，除了惩戒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还能对行业运行予以指导和警示。分析监管罚单是研判银行业监管强度和动向的重要视角之一。近年来，银保监会通过官网发布的罚单信息，是业界密切关注的焦点，其中巨额罚单更是频频跃居各类媒体报道头条。
2018年1月1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指出在2017年“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经过半年的持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各类问题13.6万个、涉及金额13万亿元。各级监管部门现场检查105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现各类问题1.48万个、涉及金额2.47万亿元。银保监会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罚，严格问责，上半年共处罚银行业金融机构798家、罚没14.3亿元；处罚责任人962人，其中罰款3026万元，取消175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银行业从业及高管任职资格。相对于2017年上半年的近1300张罚单和3.4亿元罚款，处罚力度明显上升。
以本文根据罚单编号的不完全统计，银保监会官网上已公布的、属于上半年开具的罚单共计1361张，罚没金额13.86亿元。其中，银保监会机关罚单10张（包括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后的4张），罚款1.84亿元；各地银监局罚单474张（其中按编号连续性推测空缺7张，实际样本467张），处罚机构及人员492次（罚单同时涉及机构和个人，本文分别计算1次，下同），罚款8.12亿元；银监分局罚单877张（其中按编号连续性推测空缺23张，实际样本854张），处罚机构及人员880次，共处罚机构及人员883次，罚款3.9亿元。
我国金融机构数量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营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合规经营水平各有所重，理论上受处罚的概率也会有所差异。整体来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有违规事项，农商行收到罚单数量最多，全国性股份制行被罚没金额最高。
处罚对象全面覆盖，农商行受罚次数最多。以各机构受处罚频次为指标，农商行受处罚次数最多，为375次，占比27%；五大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位居第二、第三位，受处罚238次和204次。其后依次为城商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政策性银行。邮储银行系统受罚合计102次，与其全国网点分布的广泛性基本匹配。政策性银行中，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均有收到罚单。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均有收到罚单（图1）。
罚款为主要手段，全国性股份制行受罚金额居前。银监系统的处罚手段主要有罚款、警告，以及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此外，还有责令改正、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等。从监管罚单的处罚金额来看，不仅总额上升，且千万级的大额罚单频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高居首位，整体受罚金额达7亿元，占上半年罚款总额的51%；农商行受罚金额2.13亿元，占比15%，位居第二；城商行受罚金额1.64亿元，占比12%，位居第三；邮储银行系统受罚1.14亿元，比五大行合计受罚的9396万元还要多（图2）。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占据大额罚单榜前列。上半年超过千万元的巨额罚单12张，累计罚没9.48亿元，占上半年所有罚单罚没总额的66.3%。其中，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各领4张罚单，罚单金额分别合计6.45亿元和1.04亿元；农商行领了2张，罚单金额合计1.04亿元；邮储银行和工商银行各领1张，罚单金额分别为8550万元和1040万元（表1）。虽然巨额罚单数量不多，但是对整个行业的震慑作用及对受罚机构的警示作用极其明显。
对于机构的违规行为是否予以处罚以及怎样处罚，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仍有不小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一定的监管风格和偏好差异。上半年，36个地方银监局中，只有辽宁、西藏、青海银监局没有开出罚单；各省局下辖银监分局中，西藏、甘肃、青海三地分局没有开出罚单。不同区域监管处罚力度有一定差异，下面分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进行比较。
区域金融机构密集程度与其监管罚单占比基本相对应。从法人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2016年东部地区占34.5%，中部地区占25.3%，西部地区占31.4%，东北地区占8.8%。不过，金融业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土壤，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使得地区之间金融机构网点数、资产规模布局差异明显。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数、人员数和资产占比均高于其法人机构数占比，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从受处罚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罚单占比与其网点数占比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受罚机构占比高于其网点数占比，西部地区受罚机构占比低于其网点数占比，可以推断中部地区处罚力度高于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更加注重对个人的追责。43%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从受处罚的个人占比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分别达到36.6%和35.1%，明显高于其从业人员占比（21.5%和24.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力度要大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例如，陕西银监局对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处罚追究了11人的责任，山西临汾银监分局对霍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处罚中追究了13人的责任，衡阳银监分局对衡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处罚中追究了11人的责任。 不同机构在各大区域受处罚频次构成差异较大。政策性银行单位及个人受处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五大行受处罚的地域分布较平均，与其网点在全国的广泛分布相对应；邮储银行在中西部受处罚比重较高；股份行和城商行主要在东部地区受罚居多，与两类银行主要位于东部地区的地域布局特征相对应； 农商行和农信社罚单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关键也在于这类机构在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村镇银行收到的罚单以东部和中部为主；外资银行罚单6张，5张在北京、上海、广东，还有1张源自四川（图3）。
《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列出的处罚项目共269 项。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上半年银行业监管处罚事由大致归纳为十四类，分别为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属于兜底性规定，此处主要是指罚单未披露其他信息的情况）、贷款业务管理（包括违规发放贷款、“贷款三查”不严、贷后管理不严、贷款支付管理违规、贷款资金用途不当、以贷转存/虚增存款等）、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包括票据保证金来源违规、贸易背景审查不严、超越授权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违规开展业务、违规收费（主要是向借款人转嫁抵押评估费用和抵押登记费用以及违规向客户转嫁成本）、业务指标管理（主要是授信集中度超过监管规定等）、信息披露不当（主要是财务信息、监管报表、风险案件信息等隐瞒不报、延迟报送和虚假报送等）、不良贷款相关（主要是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虚假出表等）、关联交易、内控管理不严谨、高管任职资格未经审批以及员工管理等。单张罚单的处罚事由可能涉及几个方面，本文统计上半年处罚事由共计1581条，其中贷款管理不当占37%，是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各类机构受处罚最主要的原因；票据业务、内控管理、同业业务分列二三四位，反映了违规开展同业、理财业务仍是银行业乱象重灾区；针对内控失效的监管则是今年乱象整治的重点，也是罚单较集中的领域（图4）。
政策性银行除贷款管理外主要因信息披露和违规开展业务受罚。上半年政策性银行共收到32张罚单，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均有涉及，覆盖率100%。处罚事由35项， 主要是贷款管理问题15项，信息披露6项（主要是违规发送确认不实业务报文），违规开展业务5项（主要是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内控管理5项，违规收费和转嫁费用3项。没有涉及同业、理财、票据等业务方面的违规，相关业务指标及不良贷款管理也没有受处罚事宜。整体而言，政策性银行在合规方面相对较谨慎（图5）。
大型银行除贷款业务管理外，内控管理失效是受罚的重要方面。上半年五大行共收到罚单228张，工农中建交五家行均有涉及，覆盖率100%。处罚事由253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86 项）、理财业务（43项）、内控管理（30项）和违规收费与费用转嫁（26项），没有涉及业务指标超过监管要求的处罚。邮储银行共收到罚单96张，处罚事由111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49 项）、内控管理（30项）和票据业务（12项）。没有涉及同业业务、业务指标超过监管要求、关联交易、不良贷款管理等方面的处罚（图6）。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除贷款业务外，因票据和同业业务处罚为主。上半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共收到罚单137张，特别是银保监会机关的10张罚单有9张都是开给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处罚事由205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78项）、票据业务（37项）和同业业务（20项）。除了业务指标管理没有受处罚外，其他方面均有收到罚单。由于监管对票据业务、同业业务的处罚金额普遍较大，这也是导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罚单总金额较高的原因之一（图7）。
地方银行除贷款管理业务外，受处罚事由差异较大。上半年城商行共收到罚单169张，涉及48家城商行，占城商行法人机构总数的35.8%。处罚事由203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73 项）、票据业务（48项）和同业业务（17项），因内控管理失效和员工管理不力受罚也达到12项和11项，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农村商业银行共收到罚单361张，涉及161家农商行，占农商行法人机构总数的14.5%。处罚事由397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128项）、超指标（53项）、同业业务（43项）及信息披露（26项），除了未因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农信社共收到罚单182张，涉及55家农信社，占农信社法人机构总数的5%。处罚事由230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121 项）、内控管理（22项）及员工管理（16项），除了未因违规收费和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图8）。
其他。上半年村镇银行共收到罚单62张，涉及34家村镇银行，占村镇银行法人机构总数的2.4%。处罚事由78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24项）、超指标（12项）以及内控管理（9 项），除了未因违规收费和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外资银行领受的6张罚单中，非现场检查报表迟报漏报、部分理财产品未实行“三单管理”、网站发生非法入侵等风险事件、人民币流动性比例低于法定要求、票据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办理贷款业务中违规向小型企业收费各占其一。
随着银行监管信息透明度的不断上升，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善于解读监管文件，也要时刻关注处罚动态，确保自身发展符合监管要求。
银行业监管严厉处罚已经成为常态，侥幸心理尤需避免。2018年银监会4号文明确提出要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长效机制和常态化监管，培育银行“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强监管、严监管是不变趋势，更没有对不同机构区别对待之说。无论是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五大行、邮储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以及外资银行，上半年均受处罚。只是不同类型银行金融机构受处罚的事由差异较大，大型银行在同业等业务方面受到监管关注较多，中小型银行因内控管理方面受罚情况较多，客观体现了机构间业务发展重心、内部管理水平的实际差距，同时也为机构强化合规经营点出了改进重点。在监管不断趋严的背景下，银行如果试图通过逃避监管来拓展业务，必将面临严重的监管处罚。
监管政策执行力度的区域差异淡化，監管套利空间压缩。2018年银监会4号文进一步强调了对监管机构职责的要求，对监管者的问责强化，意味着未来监管政策执行力度的区域差异将进一步缩小。上半年，监管罚单的区域分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不过各地监管部门的处罚风格仍有一定差异，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个人的罚单较多，就同一违规事项追求个人责任的范围和力度较大；东部地区监管部门罚单主要以处罚机构为主。同时，东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机构同业业务等方面的处罚较多，西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机构内部管理的处罚较多。
监管处罚事由紧扣阶段性政策重点，政策引导方向需关注。基于2017年监管风暴的全面排查，银监会《2018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工作要点》明确了8大项22小项的具体监管推动要点。这些要点在上半年的罚单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关于信贷管理不当的处罚频率较高，其中关于贷款资金流向管控不力的追责，与监管部门一再强调的促进资金回归实体、防止脱实向虚遥相呼应；对同业、票据、理财业务的严监管不变，金融体系内部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持续；对内控管理、信息披露、不良贷款真实性以及关联交易的关注则明显上升，对贷款质量真实性的关注上升。特别是对内控失效的整治力度很大，2018年以来备受关注的浦发银行违规放贷案、武威邮储银行违规票据案中，均涉及了公司治理不健全、内控严重失效的问题。随着监管政策的落地， 银行系统曾经非正常的业务模式只能选择出清，只有尽快适应新规则，以合规为基础谋出路，金融机构才能真正提升竞争力、增强生命力。
（作者单位：海南银行、海南南海金融研究院）
罚单数量和金额保持同步增长
2018年1月1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指出在2017年“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经过半年的持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各类问题13.6万个、涉及金额13万亿元。各级监管部门现场检查105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现各类问题1.48万个、涉及金额2.47万亿元。银保监会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罚，严格问责，上半年共处罚银行业金融机构798家、罚没14.3亿元；处罚责任人962人，其中罰款3026万元，取消175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银行业从业及高管任职资格。相对于2017年上半年的近1300张罚单和3.4亿元罚款，处罚力度明显上升。
以本文根据罚单编号的不完全统计，银保监会官网上已公布的、属于上半年开具的罚单共计1361张，罚没金额13.86亿元。其中，银保监会机关罚单10张（包括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后的4张），罚款1.84亿元；各地银监局罚单474张（其中按编号连续性推测空缺7张，实际样本467张），处罚机构及人员492次（罚单同时涉及机构和个人，本文分别计算1次，下同），罚款8.12亿元；银监分局罚单877张（其中按编号连续性推测空缺23张，实际样本854张），处罚机构及人员880次，共处罚机构及人员883次，罚款3.9亿元。
哪些机构受到监管处罚较频繁
我国金融机构数量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营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合规经营水平各有所重，理论上受处罚的概率也会有所差异。整体来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有违规事项，农商行收到罚单数量最多，全国性股份制行被罚没金额最高。
处罚对象全面覆盖，农商行受罚次数最多。以各机构受处罚频次为指标，农商行受处罚次数最多，为375次，占比27%；五大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位居第二、第三位，受处罚238次和204次。其后依次为城商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政策性银行。邮储银行系统受罚合计102次，与其全国网点分布的广泛性基本匹配。政策性银行中，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均有收到罚单。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均有收到罚单（图1）。
罚款为主要手段，全国性股份制行受罚金额居前。银监系统的处罚手段主要有罚款、警告，以及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此外，还有责令改正、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等。从监管罚单的处罚金额来看，不仅总额上升，且千万级的大额罚单频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高居首位，整体受罚金额达7亿元，占上半年罚款总额的51%；农商行受罚金额2.13亿元，占比15%，位居第二；城商行受罚金额1.64亿元，占比12%，位居第三；邮储银行系统受罚1.14亿元，比五大行合计受罚的9396万元还要多（图2）。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占据大额罚单榜前列。上半年超过千万元的巨额罚单12张，累计罚没9.48亿元，占上半年所有罚单罚没总额的66.3%。其中，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各领4张罚单，罚单金额分别合计6.45亿元和1.04亿元；农商行领了2张，罚单金额合计1.04亿元；邮储银行和工商银行各领1张，罚单金额分别为8550万元和1040万元（表1）。虽然巨额罚单数量不多，但是对整个行业的震慑作用及对受罚机构的警示作用极其明显。
哪些区域监管强度较大
对于机构的违规行为是否予以处罚以及怎样处罚，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仍有不小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一定的监管风格和偏好差异。上半年，36个地方银监局中，只有辽宁、西藏、青海银监局没有开出罚单；各省局下辖银监分局中，西藏、甘肃、青海三地分局没有开出罚单。不同区域监管处罚力度有一定差异，下面分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进行比较。
区域金融机构密集程度与其监管罚单占比基本相对应。从法人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2016年东部地区占34.5%，中部地区占25.3%，西部地区占31.4%，东北地区占8.8%。不过，金融业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土壤，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使得地区之间金融机构网点数、资产规模布局差异明显。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数、人员数和资产占比均高于其法人机构数占比，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从受处罚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罚单占比与其网点数占比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受罚机构占比高于其网点数占比，西部地区受罚机构占比低于其网点数占比，可以推断中部地区处罚力度高于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更加注重对个人的追责。43%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从受处罚的个人占比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分别达到36.6%和35.1%，明显高于其从业人员占比（21.5%和24.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力度要大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例如，陕西银监局对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处罚追究了11人的责任，山西临汾银监分局对霍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处罚中追究了13人的责任，衡阳银监分局对衡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处罚中追究了11人的责任。 不同机构在各大区域受处罚频次构成差异较大。政策性银行单位及个人受处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五大行受处罚的地域分布较平均，与其网点在全国的广泛分布相对应；邮储银行在中西部受处罚比重较高；股份行和城商行主要在东部地区受罚居多，与两类银行主要位于东部地区的地域布局特征相对应； 农商行和农信社罚单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关键也在于这类机构在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村镇银行收到的罚单以东部和中部为主；外资银行罚单6张，5张在北京、上海、广东，还有1张源自四川（图3）。
哪些行为容易遭受处罚
《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列出的处罚项目共269 项。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上半年银行业监管处罚事由大致归纳为十四类，分别为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属于兜底性规定，此处主要是指罚单未披露其他信息的情况）、贷款业务管理（包括违规发放贷款、“贷款三查”不严、贷后管理不严、贷款支付管理违规、贷款资金用途不当、以贷转存/虚增存款等）、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包括票据保证金来源违规、贸易背景审查不严、超越授权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违规开展业务、违规收费（主要是向借款人转嫁抵押评估费用和抵押登记费用以及违规向客户转嫁成本）、业务指标管理（主要是授信集中度超过监管规定等）、信息披露不当（主要是财务信息、监管报表、风险案件信息等隐瞒不报、延迟报送和虚假报送等）、不良贷款相关（主要是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虚假出表等）、关联交易、内控管理不严谨、高管任职资格未经审批以及员工管理等。单张罚单的处罚事由可能涉及几个方面，本文统计上半年处罚事由共计1581条，其中贷款管理不当占37%，是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各类机构受处罚最主要的原因；票据业务、内控管理、同业业务分列二三四位，反映了违规开展同业、理财业务仍是银行业乱象重灾区；针对内控失效的监管则是今年乱象整治的重点，也是罚单较集中的领域（图4）。
政策性银行除贷款管理外主要因信息披露和违规开展业务受罚。上半年政策性银行共收到32张罚单，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均有涉及，覆盖率100%。处罚事由35项， 主要是贷款管理问题15项，信息披露6项（主要是违规发送确认不实业务报文），违规开展业务5项（主要是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内控管理5项，违规收费和转嫁费用3项。没有涉及同业、理财、票据等业务方面的违规，相关业务指标及不良贷款管理也没有受处罚事宜。整体而言，政策性银行在合规方面相对较谨慎（图5）。
大型银行除贷款业务管理外，内控管理失效是受罚的重要方面。上半年五大行共收到罚单228张，工农中建交五家行均有涉及，覆盖率100%。处罚事由253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86 项）、理财业务（43项）、内控管理（30项）和违规收费与费用转嫁（26项），没有涉及业务指标超过监管要求的处罚。邮储银行共收到罚单96张，处罚事由111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49 项）、内控管理（30项）和票据业务（12项）。没有涉及同业业务、业务指标超过监管要求、关联交易、不良贷款管理等方面的处罚（图6）。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除贷款业务外，因票据和同业业务处罚为主。上半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共收到罚单137张，特别是银保监会机关的10张罚单有9张都是开给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处罚事由205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78项）、票据业务（37项）和同业业务（20项）。除了业务指标管理没有受处罚外，其他方面均有收到罚单。由于监管对票据业务、同业业务的处罚金额普遍较大，这也是导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罚单总金额较高的原因之一（图7）。
地方银行除贷款管理业务外，受处罚事由差异较大。上半年城商行共收到罚单169张，涉及48家城商行，占城商行法人机构总数的35.8%。处罚事由203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73 项）、票据业务（48项）和同业业务（17项），因内控管理失效和员工管理不力受罚也达到12项和11项，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农村商业银行共收到罚单361张，涉及161家农商行，占农商行法人机构总数的14.5%。处罚事由397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128项）、超指标（53项）、同业业务（43项）及信息披露（26项），除了未因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农信社共收到罚单182张，涉及55家农信社，占农信社法人机构总数的5%。处罚事由230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121 项）、内控管理（22项）及员工管理（16项），除了未因违规收费和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图8）。
其他。上半年村镇银行共收到罚单62张，涉及34家村镇银行，占村镇银行法人机构总数的2.4%。处罚事由78项，主要为贷款管理问题（24项）、超指标（12项）以及内控管理（9 项），除了未因违规收费和关联交易违规受罚外，其他各个方面均有受罚。外资银行领受的6张罚单中，非现场检查报表迟报漏报、部分理财产品未实行“三单管理”、网站发生非法入侵等风险事件、人民币流动性比例低于法定要求、票据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办理贷款业务中违规向小型企业收费各占其一。
基本结论与启示
随着银行监管信息透明度的不断上升，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善于解读监管文件，也要时刻关注处罚动态，确保自身发展符合监管要求。
银行业监管严厉处罚已经成为常态，侥幸心理尤需避免。2018年银监会4号文明确提出要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长效机制和常态化监管，培育银行“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强监管、严监管是不变趋势，更没有对不同机构区别对待之说。无论是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五大行、邮储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以及外资银行，上半年均受处罚。只是不同类型银行金融机构受处罚的事由差异较大，大型银行在同业等业务方面受到监管关注较多，中小型银行因内控管理方面受罚情况较多，客观体现了机构间业务发展重心、内部管理水平的实际差距，同时也为机构强化合规经营点出了改进重点。在监管不断趋严的背景下，银行如果试图通过逃避监管来拓展业务，必将面临严重的监管处罚。
监管政策执行力度的区域差异淡化，監管套利空间压缩。2018年银监会4号文进一步强调了对监管机构职责的要求，对监管者的问责强化，意味着未来监管政策执行力度的区域差异将进一步缩小。上半年，监管罚单的区域分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不过各地监管部门的处罚风格仍有一定差异，中西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个人的罚单较多，就同一违规事项追求个人责任的范围和力度较大；东部地区监管部门罚单主要以处罚机构为主。同时，东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机构同业业务等方面的处罚较多，西部地区监管部门针对机构内部管理的处罚较多。
监管处罚事由紧扣阶段性政策重点，政策引导方向需关注。基于2017年监管风暴的全面排查，银监会《2018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工作要点》明确了8大项22小项的具体监管推动要点。这些要点在上半年的罚单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关于信贷管理不当的处罚频率较高，其中关于贷款资金流向管控不力的追责，与监管部门一再强调的促进资金回归实体、防止脱实向虚遥相呼应；对同业、票据、理财业务的严监管不变，金融体系内部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持续；对内控管理、信息披露、不良贷款真实性以及关联交易的关注则明显上升，对贷款质量真实性的关注上升。特别是对内控失效的整治力度很大，2018年以来备受关注的浦发银行违规放贷案、武威邮储银行违规票据案中，均涉及了公司治理不健全、内控严重失效的问题。随着监管政策的落地， 银行系统曾经非正常的业务模式只能选择出清，只有尽快适应新规则，以合规为基础谋出路，金融机构才能真正提升竞争力、增强生命力。
（作者单位：海南银行、海南南海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