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但不仅仅是中产阶层的行为，它也是促进“大众”形象
　　和身份诞生的推手，而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形成中出现的国货
　　运动和抵制美货日货的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
　　民国时代上海的中产阶级没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后来在与国家的对抗中败下阵来，一直令不少历史研究者感到遗憾。
　　但在《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一书中，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则认为，上述观点过分强调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与国家互动和配合的一面，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市民社会逐渐演变成了大众社会，即政治性和组织性压倒了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这本书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将市民社会、大众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交织穿插展现，从而摆脱了二元叙事的窠臼。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消费不但不仅仅是中产阶层的行为，它也是促进“大众”形象和身份诞生的推手，而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形成中出现的国货运动和抵制美货日货的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
　　换言之，消费从来不仅仅是消费，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政治意涵，而为了促进消费“俘获”大众而进行的种种文宣，和日后的政治动员仅有一线之隔，那些善于发动大众的意见领袖们无一不对消费社会的鼓动工具得心应手，而一些广告从业人员也会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宣传人士。
　　此外，大众消费和大众娱乐也不完全是自发性的，各种行业团体和具有互助性质的合作社在组织和动员大众进行他们所认为“适宜”的消费和娱乐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当这样的组织和动员还涉及政治势力间的竞夺时。
　　从这个角度来说，日后出现的种种“革命歌曲大家唱”以及物资的单位配给制等等，也并不是横空出世之举，更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对市民空间的侵夺，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顺理成章的历史延续性。
　　更多从历史延续性而非历史的断裂来看待上海社会发展史，正是《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这本书比较突出的特色。我们曾先入为主认为是新社会新风尚的很多现象其实在民国时期都曾出现过，比如反对奢华强调简朴的集体婚礼，就曾被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被大力提倡和推行过。
　　而日后的“三反”和“五反”，其实在抗战后揭批汉奸资本家的大众风潮中即已埋下了根源。而不法工厂主在通货膨胀时期囤积居奇的行为，在当时即已成为工人合作组织斗争的对象。因此，相关部门通过发动普通工人，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肃工商阶层并非是一种新发明，而是对既有动员模式乃至组织机制的发扬光大，只不过因为有了政权的加持而更加得心应手。
　　中产阶层没能领导构建一个市民社会，反而走向了一个大众社会，其间似乎不乏被裹挟的意味，也似乎充分暴露了中产阶层的软弱性。但在岩间一弘看来，这种看法其实不乏武断偏颇之处。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间社会与官方的关系从来就有着既对抗又合作的传统，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士绅所组成的代表民意的社团，虽然在皇朝末期也不乏领导民众进行抗争的事例，但承平时期更多发挥了对政府官方职能进行补充的功能，合作的一面大过对抗的一面。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内外情势的交迫基本容不下一个市民社会的从容发育，救亡图存、构建民族国家和界定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等等无不需要去一次次发动大众，与此同时大众本身也一直在进行自我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层本身也同时扮演了发动者和被发动者的双重角色，比如上海救国总会旗下就不乏各社会职业团体。
　　换言之，如果说以前的研究者过多强调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暴力的面向，而忽略了同一时期市民社会顽强成长的一面，近年来对“市民”面向的强调则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有意无意忽视导致了市民社会“变貌”的大众动员和群众运动。
　　︻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
　　作者：[日]岩间一弘 译者：葛涛 甘慧杰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定价：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