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是一篇奇文。首先，奇在它本是散文，但其稿本还是个草稿，尚未正式誊清，颇有错字和涂改，却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其次，它本是当时一群名人、贵人如谢安、孙绰、王羲之及其亲属王徽之、王玄之等人聚会所作三十余首诗歌的序言。其目的本是引导阅读诗歌的兴趣。但是，那些诗歌却得不到后世读者的青睐，几乎无人问津，而这篇序言却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
　　究其原因，似乎又并不太奇，那些诗歌与序言相比，在艺术上，在思想上，在文体的驾驭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不要说别人的，就是王羲之自己的诗作和他的散文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只是当时五言写景诗程序化的对仗，又如“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为诗经式的单调节奏，以“和气载柔”写“暮春”，缺乏感性，失之抽象，诗中用了《论语》中孔夫子和他学生的对话典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情绪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归结到哲理（“异世同流”）上去。总体说来，情绪和语言都比较局促。而《兰亭集序》则显得大度雍容。
　　序文的表层乃是对景观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似乎并无惊人之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概括的叙述，而不是带有精致细节的描绘。《兰亭集》另有孙绰写的“后序”，其对景观的描绘有：“高岭千寻，长湖万顷”，二者相比，王羲之似乎并不以文采取胜。从“千寻”“万顷”，可以看出，孙绰是比较夸张的。其实，兰亭周遭，并不存在千寻的高岭，也没有什么万顷的长湖。这说明，孙绰不但刻意作语言的夸张，而且追求情绪上的激化。而王羲之的情绪是节制的，文字是比较质朴的，不过是“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而已。说明王羲之的情绪不是激情，而是相当婉约的温情。这种高雅的风格，孤立地看，可能不容易感悟，但与同类的文章相比，就不难感知其潇洒了。
　　这种文化名人观景、饮酒、吟咏的聚会，早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记录，石崇有名文《金谷诗序》述其事，极写“娱目欢心”之情：
　　“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欢目娱心之物备矣。”石崇是当时顶级的大富豪，他的抒情首先集中在物之齐“备”上，其次是隆重、盛大的音乐：“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而王羲之则不取石崇这种盛大的排场，亦不夸耀物品之齐备。孙绰所写的“长湖万顷”，到了他笔下，不过是一湾“曲水”，诸人只是随意
　　“列坐”，将酒杯放在曲水中，流至则饮酒赋诗，在文字上，被他简洁地概括为“一觞一咏”，他所追求的，是情调自如、自在、从容，甚至有点淡定。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说明对石崇那种盛大的乐队，王羲之有点不屑，特别点出只要能“畅叙幽情”就行。“情”的特点是“幽”，不在乎外在场景的宏大，也不在内在的强烈，而是深邃的、微妙的、自如的。故饮酒轮替而从容不迫，为诗畅叙而不张扬。王羲之和石崇、孙绰同为贵族，但是，他明显不取石崇的富丽，亦不取孙绰的夸张，而是以文士的庸雍，显示出一种潇洒的风度。
　　虽然石崇的语言格调不尽高雅，但是他的
　　“诗会”，他的赏景、饮酒、为诗却留下了佳话，成为后世追随的模式。同时，他的诗序，也多多少少有些深思，那就是在欢乐无极之盛会中，也会“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种欢乐与悲惧的矛盾，为后世此类诗序奠定了母题的基础，就是王羲之也不能不说是受到这个母题的影响。
　　但是，王羲之的“幽情”远远超出了石崇，显示了更为深邃的矛盾。
　　矛盾的—方面是“信可乐也”，实在是太幸福了。这个“乐”的特点，就在于“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就是让感官最大限度地（“极”）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如果光是这样，和石崇的“昼夜游宴”的感官享乐差别不大。王羲之的“乐”，还来自“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石崇的食物之毕备，与之相比，就相形见绌了。眼界是如此宏阔：从无生命的宏伟的“宇宙”空间，到有生命的万物“品类”，无不尽收眼底。精神空间显然比石崇广阔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乐”，不限于此时此地，乐到忘却时间的流逝，“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这种“乐”，一不来自物质，二不来自音乐，而是来自对人的生命的宏观（俯仰一世）的体悟。这里蕴含着对不同个性的包容，不管是晤言一室、心领神会的，还是放浪形骸、超越礼法的，虽然“取舍万殊”所追求的和所回避的各不相同，但都可能欣然相与达到“快然自足”的境界。
　　“信可乐也”“快然自足”，是意脉的第一个环节。
　　矛盾的另—方面则是，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暂得于己”，欢乐只能是暂短的，“情随事迁”是免不了的。“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往昔的快乐，很快就过去了，“陈迹”，也就是一去不返。这一去不复返的，还不仅仅是眼下聚会的欢乐，“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且是生命。这就不能使“极视听”之“乐”转化为反面：“岂不痛哉”。
　　“终期于尽”“岂不痛哉”是意脉的第二个环节。
　　两点节点矛盾而统一，交织着统一着乐与痛，生与死的矛盾。他对这个矛盾，不像石崇那样以一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轻轻带过，也不像孙绰在《后序》中所写那样，虽然“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他觉得庄子把生与死看得没有区别，把生命长短当成一回事，一味达观（“齐以达观”），是虚诞而妄惘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他显然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他不想回避生与死的矛盾，他站在时间的高度来俯视这个矛盾。他的根据是，在他涉猎先贤的诗文时，时时感到“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在生命的欢乐和悲痛上，所见略同。这是不可逃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很理性的，但是从隋感上，却又不能不“临文嗟悼”，也就是不能不有所伤感。不能不在自己的文章中“喻之于怀”。这个“怀”的内涵，这种“嗟悼”的情绪，究竟是什么？他在这里，好像有意含混一点。但是，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他却作出更深入的概括：“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生命使欢乐成为“陈迹”，不管古人今入还是后入，凡是人，都有逃不脱的大限。但是，王羲之并不因为理性上意识到这种必然而冷峻，相反，作为艺术家，他还是发出了“悲夫”的慨叹。 　　到此审美意脉已经达到高潮，但是，文章却并没有结束。他还要在思想上正面作出总结，正是因为意识到这样的大限，才（“故”）把这次诗会的作品结集起来（“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目的倒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为了今日，而是为了未来、为了“后之览者”。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命运肯定是不同的（“世殊事异”），但是，对于生命欢乐和大限的感受却是一样的（“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当他们读到我们的文章时“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也就是王羲之文章中揭示的生命之乐与悲的矛盾，不能用庄子的“齐生死”“同彭殇”来消解，但是，可以让他们也体悟到“我”所体悟到的矛盾是永恒的。这就是文章的主题了。王羲之的诚实之处，也就是他的深刻之处。
　　这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是意脉的高潮，其特点是，既有哲理性的概括，又有情感的抒发。可谓情理交融。但是，对哲理，并不言明，对于情感，点到为止，理性显然节制着情感。后世读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感些什么呢？似乎并不是感慨万千，而是他自己所说的“感慨系之”而已。情感很收敛，哲理也很含蓄，但是情与理的矛盾并不冲突，而是相得益彰地和谐。
　　情志和谐决定他的语言风格，开头叙聚会之由来，几近轻描淡写：“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交代时间；“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说明地点；“修禊事也”，目的是很重要的，只用了四个字。太不着意形容了。简洁到连什么人来聚会都省略了。本来这是很值得夸耀一番的，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中，开门见山，说到自己是“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参与聚会还有“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到了文章最后，不但把主要人物的头衔罗列一番，而且还说明罗列的目的，因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才“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好像有了这些显赫的官衔，才有传诸后世的价值似的。
　　按照这种模式，王羲之本来可以交代—下，自己也是“江州刺史右军将军”，参与聚会的还有谢安这样的大人物“官太保都督，封庐陵郡公”，而谢万则“历吏部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散骑常侍”。其他人等，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在王羲之看来，不但官衔不重要，连人物的名字也都可以省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风的简洁联系着品位的高雅。
　　当然，文章的好处，还在于不取赋体，以参差的叙述为主，用词质而不华，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然而，词质而意文，以情胜于文。于叙述中，不时地间以局部对仗。“群贤毕至，少长成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则是句间与旬内的双重的对仗。骈散交织，文质彬彬。然华而不丽，华朴互补。其抒情语言，亦简约质直，如“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在可以抒情的地方，多用叙述语气：“感慨系之”“以之兴怀”，没有渲染，没有形容。到了“临文嗟悼”，唯一的感叹句只有两个字：“悲夫”，就戛然而止了。这本是意脉的关键，如果用对仗句来渲染也不为过，但是却用了散句“不能喻之于怀”。这种从容的风格，孤立起来，不容易看出，只要用李白后来同样性质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来比较一下，其特点就昭然了。李白文章，基本上都是骈文的对仗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除了散文必要的“夫、者、也”等的语气词，和叙事不可或缺的递进和转折性连接词“而：况”，全文几乎都是赋体的对仗句式。对仗句式往往是平行的，这里连“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的因果句式，都是严格对仗的，不但实词“佳作”“雅怀”对仗，连虚词“不”“何”都是对称的，而且连平仄也基本相对。与李白的激昂情彩和华赡的文采相比，王羲之文风的朴而不华，华而不丽，理性对情绪的从容的节制中，更能显示出他的心态的庸雍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