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特别响，非常近》视做9·11小说，未免小瞧了它。没错，其故事源头与背景是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人物的痛楚与悲伤亦环绕之，但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显然未将自己的创作拘囿于一个固定事件的限定中，他借一名孩童的寻觅之途，延展开去，探究着更具普泛性的肉身与精神困境，记忆与想象在虚实之间徘徊，思念的裂痕或许可找到弥合途径，而事关存在与死亡，显然须更深层次的思考切入之。
　　男孩奥斯卡九岁，他的小脑袋瓜儿里总是蹦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想发明一种茶壶，壶嘴能吹出好听的调调，或演出莎士比亚，或和我一起哈哈大笑），并坚持不懈地和大科学家斯蒂芬·霍金通信，而他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不幸的是，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奥斯卡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在清理遗物时，他发现了一只封面写着“布莱克”的信封和一枚钥匙，不知所由何来。奥斯卡踏上了寻找纽约城所有叫布莱克的居民的路程，这是对父亲所留物事的交代，也是自己疗治创伤与排解思念的方法……
　　应该说，以“9·11”事件这样的大悲剧为题材创作，在尺度的把握上是要冒风险的。近则触动创痛，远则难解其意，在敏感的美国读者这里是很难过关的。而乔纳森·萨福兰·弗尔选取了淡化惨剧背景的视角，也即“去9·11化”，他在多次访谈中也说，自己写的不是9·11小说，只是一个孩童的心理疗伤与漫游故事。这是一种高明的做法，既避免了距离大事件太近难免浅白直露，也使作品具有更为普泛的意义，即上升到人性的层面，当人类面对无理性的大屠杀时，该如何处理存在与死亡、记忆与遗忘的交织事端。
　　弗尔在讲述小奥斯卡的故事时，同时牵出了另一条叙事的线索，那就是奥斯卡祖父母的往事回忆。两位老人是二战时期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亲人们全部在这次灾难中遇难，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始终未完全走出创伤的阴影。我们可以看到，小奥斯卡的故事与爷爷奶奶的故事构成一种对称与比照：至亲逝去，徒留自己在世间徘徊，思念与莫名的内疚撕扯着脆弱的心灵。小奥斯卡走上了寻觅之途，而爷爷是不告而别离家数十年，均源于忍受不了心理所受的重压，死者长已矣，我为什么还独活世上？我的存在是不是对不住已不在人世的亲人？另外还有记忆与遗忘，小奥斯卡对妈妈不满，是因为她有了一个新男友，这意味着对爸爸的遗忘；而他不仅保留着所有关于爸爸的往事回忆，还有珍贵的最后时段电话录音，以及那枚钥匙和“布莱克”信封，且通过寻找来加强记忆，消弭思念的裂痕。
　　至于寻找的结果，事实上并不重要，小奥斯卡要的是过程，且在寻觅之途临近终结时，他兀自忧心其结束。其实，他期盼的是一切均未发生，或时空可以倒转，如他幻想的倒置过来放的照片，“他便可以飞过一扇窗户，回到大楼里，烟雾会回到飞机将要撞出来的那个大洞里”，以至回到街上，回到地铁，直到回到家里，一切又和从前一样，“我们会平安无事”。小奥斯卡的幻想如此忧伤，如此动人，我们都希望他的冀望成真，却又徒唤奈何。裂痕的弥补，其难一至如斯。
　　耐人寻思的是，弗尔在故事的叙述中还加进来一段广岛核爆幸存者的访谈记录，那是一个母亲在回忆灾难中死去的女儿，惨状令人不忍复听。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互文，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核爆、“9·11”事件，起因不同，发生时间不同，施加者与受害者不同，但对同类惨绝人寰的屠杀却毫无二致，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完全相通。弗尔在想什么，他想说什么？他未必愿意明言，但将“9·11”事件与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核爆放在一个层面上比较，已是极大胆的行为，昔日的施加者如今成为了受害者，小奥斯卡的困境在其他地域何尝不比比皆是？将同类推向极端境遇的只能是人类自己，而需要反思的并不是特定的有“原罪”的群体，而是不分国别、不分种族的所有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弗尔创作《特别响，非常近》并不仅仅用文字，还采取了许多照片、符号、图形，乃至留白。这和一个孩童的叙事视角是贴合的，增加了故事的趣味和张力，也是小说在读图时代的一种尝试。尤其当我们看到书末的几十张照片，快速翻动起来，那个坠下世贸中心大厦的人体如电影的倒转镜头，奇迹般地回到了大厦上，如同一次复活。这图片与小奥斯卡的幻想达成了奇妙的共识，于是我们知道，参与叙事的，并不只是文字。
　　（据：豆瓣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