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可以说是和倭患相始终的，嘉靖之后所刊行的论海防著作，泰半均以防倭寇为对象。这些论海防的书籍中，《筹海图编》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部。本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上都著录为明胡宗宪撰。一般最常见到的明刻本《筹海图编》，殆均为天启刻本，此本亦署：“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胡宗宪曾总督江浙等地抗倭军务，编纂这样一本以防倭为中心的海防图籍，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其实，它的真正的编纂人却不是他，而是在胡幕中的贡生郑若曾。
　　要辨明《筹海图编》的编纂者，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本书的版本情况。就我所知，《筹海图编》在明代凡三刻，即嘉靖、隆庆和天启三版，但万历间曾用嘉靖初刻板重印过一次，至天启版重印次数更多。此书在康熙年间，又重刻刊印了一次。因为有这康熙版，使我们在今天能弄清不少事情。
　　嘉靖初刻本的署名，并没有胡宗宪字样，在所有序跋，包括在发行时因胡宗宪出事而撤去的胡宗宪序中，也都说《筹海图编》是郑若曾之作，根本与胡无涉。这说明在胡宗宪本人，并没有攘夺他人成果的企图。二十年代末期，日本后藤肃堂在《东洋文化》42—44号上发表题为《关于倭寇史料<筹海图编>》一文，缪凤林在《国学图书馆年刊》(第二年份)上，也发表一篇文章，都曾辨正该书原编纂者是郑若曾。晚近屈万里在其所著《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一九七四，台北艺文印书馆)中著录此书时认为：“若此乃郑氏佐胡宗宪幕时，胡氏为刻梓以传者，初无据为己有之意。迨天启重刻时，胡氏裔孙乃改题为宗宪所著；而尽去嘉靖间他家序跋，仅留茅坤一序。于是后人遂不知此书实郑若曾所作。如无嘉靖原刻，殆莫能发其覆矣。”梁容若《谈书集》中，也有类似意见。他们两位所以这样提，即对改署时间置于天启，则胡氏裔孙必为重刻天启版之宗宪曾孙胡维极这二点是还可商榷的。当然，两位并没有见到国内所藏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胡灯印本，这样提不足为怪。至于日本田中健夫、大友信一两位对嘉靖初刻本和胡灯印本间之关系，则大有商讨余地。
　　北京图书馆另藏有一用嘉靖初刻板另刷的印本，也就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而在田中健夫、大友信一和石原道博文中，亦目为嘉靖本的一种版本。
　　这印本除了极少数张叶和嘉靖初刻本的不同以外，其余无论字体，行、字数乃至象鼻中书吏姓名等完全相同。但最明显的，却是每卷第二行署名那一行，却和前见的嘉靖本完全不同，虽然仍占一行，但文字已改为：“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山郑若曾编次。”就是说，开始把胡宗宪列入到《筹海图编》编纂者之列了，不过还保留着郑若曾的名字，尽管已降到最下面，且由“辑”而改成“编次”了。这一行有明显的剜改后易刻痕迹可见，无疑是后来改的板。除此以外，在文字中间，也有不少处有增删改刻的情况。大友信一曾列举七处，比较嘉靖初刻本和此版本后发见的相异处，其实还不止此。这种印本所作的改动，大概不过这样几种情况：一、嘉靖初刻本中，剜去的胡宗宪名字，一一加以复原刊出；二、改动后的语句，完全是褒扬胡宗宪功绩的，更强调平倭之功属于胡宗宪；三、凡初刻本中有“若曾按”、“曾按”处，大部分均被剜改成“予按”。这种改动和署名的更易是出于同一目的，而其所以没有象天启本那样大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还要利用嘉靖初刻的原板。这种窜改的责任，就是署名中担任重校的胡宗宪孙子胡灯。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甚至欺世盗名，我想是和胡宗宪的起复有关。
　　胡宗宪是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十月瘐死狱中的，但到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就被平反了。他的子孙，主要是其孙子举人胡灯为了其本身利益，必须恢复其祖的名誉，减弱其因党附严嵩而被逮入狱，并瘐死狱中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宣扬其祖在抗倭御寇中的功绩。当然，胡宗宪在保卫东南江山，抗倭御寇上是有一定功绩的；《筹海图编》就是在他指使下编纂增补，并资助镌刻的。而这部论海防的著作，因其内容丰富，所以颇见重于当时，这样胡灯就重印了这部书，以作为颂扬其祖德政的工具。为了加强和扩大其影响，他不择手段地窜易了原编纂者的姓名，剜改了某些文字以抬高其祖地位，改善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利用了嘉靖初刻本的原板，只作了若干的改动。因此说这版虽用的是嘉靖原版，但是万历印本而非嘉靖印本。也不是因嘉靖初刻本中有所错误，在发行后立即收回，并刊印这一版的；更不会比嘉靖初刻本早。田中、大友和石原的主张是没有把胡宗宪的际遇和本书相连系，虽然他们也知道胡的起复和赐谥录功时间。
　　那么为什么既欺世盗名，窜名成胡宗宪辑议之后，还留下一个“山郑若曾编次”的痕迹呢。很简单，估计胡灯印本的刊印时间是在万历十年前后，那时距离嘉靖初刻本的时间，不过是二十年左右，不算很长；而离隆庆本的刊印，仅仅十年。这两种版本上的署名，完全是郑若曾而非胡宗宪，要想完全抹杀郑若曾是不可能的；因此用胡宗宪辑议，而由郑若曾编次这样移花接木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胡灯这种想法，其下一代的胡维极是充分理解的，所以在重刻天启本时，郑若曾的名字完全被删削，不留丝毫痕迹。但窜改易名的责任，应该由胡灯来负，不能归诸胡维极的。
　　对这种盗名窜改的举动，郑若曾的五世孙郑起泓在重刻《筹海图编》时，就清楚地指了出来，康熙版的小引和跋中，都曾谈到。其所指，很清楚是将郑若曾置于编次的胡灯印本，而不是后来的天启本(当然天启本也是窜改了的)，不过因为这两种版本流传不广，所以有屈、梁诸氏在改署问题上的失误。缪凤林虽没有见过天启以外刊本，但对窜易更名问题上的看法，说“疑宗宪之冒名，或在天启之前。”是对的。无论胡灯之窜改，胡维极之尽删郑名和除茅序外所有嘉、隆各版的序跋，其用意，似只在重彰其祖先之功绩；不一定象梁容若所说，不满郑氏节本(指《筹海重编》)和妒视若曾二子之列名。假使仅仅是这个目的，那么就用不到改易文中词句。
　　隆庆本吴鹏序和康熙本郑起泓的序跋中，都称嘉靖初刻的木板，存在杭州督署库中；吴鹏序中，更称因“顾刻久漫漶，难于考质。”致不能不重刻，但从现在见到胡灯重印本的情况看，似并不如此；因除少数不清楚外，绝大多数都良好，不仅本文清晰如旧本，即象鼻上的书吏名字等亦无模糊情况。因此怀疑当嘉靖四十一年镌刻时，不是有两副刻板，一副收存在新安胡宗宪家中，就是根本没有存放在督署库之事。否则胡灯是无法利用这初刻原版以重印，并窜改易名的。我们知道胡宗宪被捕后，其家并未被抄(天启本唐凝庵文)。当然，在胡宗宪平反后，其孙要到督署借用刻板重印，也不是不可能，但要窜改增删，恐非易事。
　　《筹海图编》在明代是三刻，但在四个不同朝代都有印本。到清初，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又重刻印了一次，这次是由郑若曾五世孙起泓负责的。这版本是所有《筹海图编》刊本中最完整的一种，但也有缺点。康熙版《筹海图编》收录了除天启本的思伸序外，所有的序跋，连嘉靖初刻本发行时撤去的胡宗宪序也收入。对万历、天启两次印本中被窜删的文字，也分别根据嘉靖原本，作了订正，尽可能地恢复了嘉靖初刻本的本来面目。可是也因其增添过度和把郑若曾原来简化了的章节，用若曾其他有关文字掺入，而使失去了真象，反难以理解了的。
　　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关于《筹海图编》的版本和作者问题大体可作如上判断。万历本如果不是指胡灯在万历初年，剜改嘉靖原刻板而重印的那种，就有待于日后发见再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