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接到母亲惊慌中打来的电话：我那位健康活泼的父亲入院了，怀疑是中风。我马上开车奔赴他们居住的新泽西。我知道我必须在那里，以确保父亲的安全，他去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医院。
　　我父亲在这个全美骨干教学医院里三天的经历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周六下午，护士差点给他输错了液，那药本来是给另外一位病人的，在我的坚持下，护士再次检查序号才避免了这次错误。护士意识到自己弄错以后安慰我说：“没事儿，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
　　周日，神经科专科医师给我父亲安排错了核磁共振检查的类型，检查出来的结果没有派上用场，而我父亲的病仍然得不到确切的诊断，同时美国纳税人的钱也被花掉了上万美元（因为我父亲加入了医疗保险）。周一，父亲出院，但是处方又弄错了。
　　我是一个执业医师，那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我都陪着父亲，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肯定地说我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医疗安全保障。好消息是——父亲的“中风”是假的，并且成功熬过了医院里的折磨，而且现在他能很好地自理自己的生活了。
　　我给同事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又觉得在意料之中。我们认为，这样的差错在常规医疗保健中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这些差错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据美国医学研究所估计，每年美国医院里死于医疗差错的人高达10万。201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医疗安全性，但我们并未真正减少对病人的间接伤害。最近的一份联邦报告估计，27%的医保病人在住院的每一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我讲这个危险的住院故事并无恶意，医疗中的这种缺憾源自医疗系统的高度复杂性。
　　2013年，一位心脏病发作的病人平均大约会住院五天，其中病人会在急救室、心导管室、特护病房以及常规病房之间周转，其间会有20至30名护士、十来个医师以及数不清的人照顾他。他会经历数不清的血液检查以及几十剂药物治疗。由于病人多次转手，这对有效信息流的要求就很高，而这仅仅是一位心脏病病人的情况，医院每年住院治疗的病人都会有形形色色的病因，而他们各自都有其特殊的挑战性。
　　复杂的医疗服务已经伴随我们多年了，我们对病人的间接伤害亦是如此。那我们为何能容忍医疗保健中如此高的差错率呢？航空业、汽车制造业和食品加工行业都有很复杂的流程，但是这些行业大部分已经找到了持续安全运转的办法。但是医院和其他行业的性质并不一样。
　　死于空难的人死因很明显，而死在医院的人则不同，人们会很容易归咎于病人得的病。汽车制造商如果卖的车辆安全性能不高，经济上的后果会严重，而这种情况对于不安全的医院却没什么影响。如果某个食物供应商因技术不到位而导致沙门氏菌爆发，我们会责怪他们，但是医院出差错时，我们通常无法找到责任人。在透明度、经济后果以及责任缺失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的亲人们在医院接受治疗过程中受到间接伤害的可能性很高。
　　那么，我们要为此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办法来跟踪医院治疗过程中的间接伤害。这样做能让我们了解病人何时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受伤或死亡，并帮助临床医生和医保从业者了解他们机构里问题的严重程度。将这些项信息公开更为重要，但前提是病人和消费者有这样的要求。
　　其次，医院要了解提供不安全医疗将带来的财政后果。很多医院并未采取便宜、简单的医疗措施来降低间接伤害的风险，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如果医疗市场健全，病人们可以基于现实和自己的经济能力挑选医院，那些不安全的医院就会倒闭。作为医疗保健的最大支付方，联邦医保是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并未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需要为病人的安全负责。医疗机构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职责在于为病人提供安全保障。然而，很多医院从未追究高级管理层的责任。
　　我父亲的住院经历也许很普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事是可以接受的。医疗保健中的每位关键人物——消费者、支付方和供应商——都在改善病人安全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对医疗保健的容忍度已经远远超出对生活中其他问题的容忍度，是就此提出意见的时候了。
　　（译/王琛）
　　阿希什·杰哈
　　（作者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副教授，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