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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即将推行的“两税合并”措施是否会造成外资大规模的撤离，一时间众说纷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发现“两税合并”预期的确对我国吸引FDI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不会引发大量外资“潜逃”。
关键词：“两税合并” ；预期； FDI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11-02
1 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学者便开始深入研究税收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最早期涉及税收与FDI的综述性文献可以追溯到卢丁报告(Ruding，1992)，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税收对于外资的内流有显著的影响。Hines（Hines，1997）通过对美国税收与FDI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税率上调1%便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0.5%-0.6%。Globerman和Shapiro（Globerman & Shapiro，1999、2001） 研究表明基础性经济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非制度性因素与关税、税收和非关税壁垒等制度性因素对一国FDI的流入有重大影响。国内学者鲁明泓（1997）运用1988年-1995年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包括GDP、劳动力成本以及外资出口比重在内的八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统计结果与Shapiro等人的相似，除了外资出口比重这一变量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张军（2005）通过构建古诺-纳什均衡模型分析了东道国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会对跨国公司的预期利润收益产生影响，从而会降低东道国FDI的流入量。上述学者所作的关于税收对FDI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深入研究的平台，然而这些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对税收与FDI关系的研究中未区分外国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范围过于笼统，得到的结果不尽理想。在实证研究上主要是从国内税收水平及进口关税的角度来分析税收对FDI的影响，而忽视了出口关税及税收政策变动的预期对FDI流入的影响。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的角度着重对考察了“两税合并”预期对我国FDI的影响。
2 模型选择
首先将影响我国FDI的众多因素进行抽象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其进行考察，从而剔除对FDI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挑选出显著性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构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模型。然后为了考察“两税合并”预期对FDI的影响，又对基本的模型加以扩充，加入虚拟变量，得到扩展模型。
2.1 变量选择
我们首先对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汇率、通货膨胀率、基础建设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7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上述变量与FDI的相关性。资本成本（LR)以及汇率（EX）未通过显著性为5%的Granger检验，说明其对我国FDI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资本成本、汇率对FDI的影响不大，而将市场规模（PGDP)、劳动力成本(RW)、通货膨胀率(IF)、基础建设投资额（INST）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2.2 模型构建
考虑到各变量之间量纲的差异，故对除通货膨胀率IF之外的其余4个变量采用对数形势构筑模型，之所以不对通货膨胀率取对数是因为当发生通货紧缩情况时是用负的通货膨胀率来表示，负数不能取对数。利用对数形式消除变量间量纲差距后构造的基础模型如下：
又考虑到FDI 的流入具有滞后效应，因此我们将模型中上述五个变量滞后一期，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将“两税合并”预期（TE）纳入模型，得到改进后的回归模型。其中，有涉及“两税合并”政策的年份TE取1，反之，TE取0。
运用EVIEWS软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从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还不错，其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但是模型（1）中变量PGDP与CONS的T统计量较低，且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PGDP与INST也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有必要对模型再进行局部调整，将模型中的平均实际工资（RW）、基础建设投资（INST）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ONS）依次从模型中剔除，构造模型（3）、模型（4）、模型（5）并利用EVIEWS再次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比较模型（3）、（4）、（5）我们可以看出模型（3）与（4）中的变量PGDP、INST和CONS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模型中变量选取不理想，拟合效果不佳。而模型（5）中T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大于3且其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赤池信息准则与西瓦兹准则的值都非常小，说明模型中变量选择较为合适；其D.W值为1.56接近于2可以近似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现象；调整后的整体拟合优度高达0.9731，这证明了模型（5）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初步选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
2.3 模型检验
通过对模型拟合优度及其他各项指标的考察，我们暂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积检验，以证明其并非伪回归模型。通过序列的ADF检验，我们得到模型的变量均是非平稳的，但其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其均通过了1%显著性条件下的ADF检验。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其满足了协积关系的条件，由此可知，尽管模型（5）中各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变量之间存在协积关系，其揭示的是各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而非伪回归，因此最终确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
3 结论
本文中回归模型揭示了人均GDP、通货膨胀率以及“两税合并”预期对我国FDI流量的影响，其结果与我们最初预测基本一致，认为人均GDP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增加1个单位则可以吸引到接近1.6倍的外商直接投资，且FDI的变动滞后于人均GDP的变动，这依旧说明了国内市场规模和经济水平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因素，其相关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经济因素。
通货膨胀率理论上应该与FDI流量成逆向变动趋势，然而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其呈现出很弱的正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便上升0.05%，究其原因来看，除了数据误差之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近期我国汇率逐步上扬，外币相对本币贬值，这样一方面造成外币的购买力下降，加之国内本身的通货膨胀因素，外币贬值程度更加被扩大，降不利于外资流入；而另一方面，本币的升值是我国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增强的结果，其向外界投资商传递着一种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增长的积极信号，又会吸引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汇率以及受汇率波动影响的通货膨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表现出不确定性，当其引力效应大于阻力效应则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而“两税合并”预期与FDI的变动呈现出弱的负相关关系，从政府颁布 “两税合并”相关政策时起到贯彻执行之前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两税合并”预期，其可能会导致国外投资撤离或转移的行为，回归模型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有“两税合并”预期时，FDI便会减少0.56个百分点，然而，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力并非如想象中般重大，这是因为，目前，在我国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主要包括两种类型：①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它主要是利用我国廉价的资源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其对经济环境整体要求不高，而对劳动力、资源及税收在内的经营成本比较敏感，其成员主要是一些中小规模的投资者；②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它是以开拓我国市场或提升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目的，其对我国经济环境及其形势、市场规模等因素较为关注，而对资源、税收等因素不敏感，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中型规模的投资者。显然，税收政策变动对市场导向型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出口导向型投资企业的影响。小型跨国公司则对税收激励政策比较敏感，当取消其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或提高征税比例时，这些中小投资企业就有可能就有可能部分撤离或转移到周边低税率国家或地区，从而导致FDI减少；而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投资地区、投资方向、合作伙伴的选择，都着眼于长期战略，税收政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或决定因素，其不会因为税收变动而改变其投资流向。而目前，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起主导作用的很大一部分是美、欧、日等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对税收政策变动刺激反应不很敏感。因此, “两税合并”预期起初可能对导致一些中小规模外资撤资或外流，但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外资撤离，其对整体外资流量和流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炎林，陈微微．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2］钟炜．税收优惠与FDI的时空分析［J］.财经研究，2006，（8）.
［3］胡再勇．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J］.外交评论，2006，（6）.
［4］刘渝林，刘丙运．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5］姚文宽．我国税收政策的变动对FDI的影响［J］.投资分析，2006，（2）.
［6］吴先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分析［J］.统计观察,2005，（10）.
［7］张军，王喜平．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FDI流量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5，（2）.
［8］江小涓．外商在华并购投资研究［J］.管理世界，2001，（3）.
［9］鲁明泓．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两税合并” ；预期； FDI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11-02
1 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学者便开始深入研究税收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最早期涉及税收与FDI的综述性文献可以追溯到卢丁报告(Ruding，1992)，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税收对于外资的内流有显著的影响。Hines（Hines，1997）通过对美国税收与FDI的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税率上调1%便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0.5%-0.6%。Globerman和Shapiro（Globerman & Shapiro，1999、2001） 研究表明基础性经济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非制度性因素与关税、税收和非关税壁垒等制度性因素对一国FDI的流入有重大影响。国内学者鲁明泓（1997）运用1988年-1995年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包括GDP、劳动力成本以及外资出口比重在内的八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统计结果与Shapiro等人的相似，除了外资出口比重这一变量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张军（2005）通过构建古诺-纳什均衡模型分析了东道国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会对跨国公司的预期利润收益产生影响，从而会降低东道国FDI的流入量。上述学者所作的关于税收对FDI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深入研究的平台，然而这些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对税收与FDI关系的研究中未区分外国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范围过于笼统，得到的结果不尽理想。在实证研究上主要是从国内税收水平及进口关税的角度来分析税收对FDI的影响，而忽视了出口关税及税收政策变动的预期对FDI流入的影响。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的角度着重对考察了“两税合并”预期对我国FDI的影响。
2 模型选择
首先将影响我国FDI的众多因素进行抽象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其进行考察，从而剔除对FDI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挑选出显著性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构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模型。然后为了考察“两税合并”预期对FDI的影响，又对基本的模型加以扩充，加入虚拟变量，得到扩展模型。
2.1 变量选择
我们首先对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汇率、通货膨胀率、基础建设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7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上述变量与FDI的相关性。资本成本（LR)以及汇率（EX）未通过显著性为5%的Granger检验，说明其对我国FDI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资本成本、汇率对FDI的影响不大，而将市场规模（PGDP)、劳动力成本(RW)、通货膨胀率(IF)、基础建设投资额（INST）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2.2 模型构建
考虑到各变量之间量纲的差异，故对除通货膨胀率IF之外的其余4个变量采用对数形势构筑模型，之所以不对通货膨胀率取对数是因为当发生通货紧缩情况时是用负的通货膨胀率来表示，负数不能取对数。利用对数形式消除变量间量纲差距后构造的基础模型如下：
又考虑到FDI 的流入具有滞后效应，因此我们将模型中上述五个变量滞后一期，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将“两税合并”预期（TE）纳入模型，得到改进后的回归模型。其中，有涉及“两税合并”政策的年份TE取1，反之，TE取0。
运用EVIEWS软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从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还不错，其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但是模型（1）中变量PGDP与CONS的T统计量较低，且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中PGDP与INST也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有必要对模型再进行局部调整，将模型中的平均实际工资（RW）、基础建设投资（INST）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ONS）依次从模型中剔除，构造模型（3）、模型（4）、模型（5）并利用EVIEWS再次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比较模型（3）、（4）、（5）我们可以看出模型（3）与（4）中的变量PGDP、INST和CONS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模型中变量选取不理想，拟合效果不佳。而模型（5）中T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大于3且其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赤池信息准则与西瓦兹准则的值都非常小，说明模型中变量选择较为合适；其D.W值为1.56接近于2可以近似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现象；调整后的整体拟合优度高达0.9731，这证明了模型（5）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初步选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
2.3 模型检验
通过对模型拟合优度及其他各项指标的考察，我们暂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积检验，以证明其并非伪回归模型。通过序列的ADF检验，我们得到模型的变量均是非平稳的，但其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其均通过了1%显著性条件下的ADF检验。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其满足了协积关系的条件，由此可知，尽管模型（5）中各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变量之间存在协积关系，其揭示的是各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而非伪回归，因此最终确定模型（5）为本文的回归模型。
3 结论
本文中回归模型揭示了人均GDP、通货膨胀率以及“两税合并”预期对我国FDI流量的影响，其结果与我们最初预测基本一致，认为人均GDP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增加1个单位则可以吸引到接近1.6倍的外商直接投资，且FDI的变动滞后于人均GDP的变动，这依旧说明了国内市场规模和经济水平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因素，其相关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经济因素。
通货膨胀率理论上应该与FDI流量成逆向变动趋势，然而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其呈现出很弱的正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便上升0.05%，究其原因来看，除了数据误差之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近期我国汇率逐步上扬，外币相对本币贬值，这样一方面造成外币的购买力下降，加之国内本身的通货膨胀因素，外币贬值程度更加被扩大，降不利于外资流入；而另一方面，本币的升值是我国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增强的结果，其向外界投资商传递着一种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增长的积极信号，又会吸引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汇率以及受汇率波动影响的通货膨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表现出不确定性，当其引力效应大于阻力效应则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而“两税合并”预期与FDI的变动呈现出弱的负相关关系，从政府颁布 “两税合并”相关政策时起到贯彻执行之前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两税合并”预期，其可能会导致国外投资撤离或转移的行为，回归模型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有“两税合并”预期时，FDI便会减少0.56个百分点，然而，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力并非如想象中般重大，这是因为，目前，在我国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主要包括两种类型：①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它主要是利用我国廉价的资源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其对经济环境整体要求不高，而对劳动力、资源及税收在内的经营成本比较敏感，其成员主要是一些中小规模的投资者；②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它是以开拓我国市场或提升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目的，其对我国经济环境及其形势、市场规模等因素较为关注，而对资源、税收等因素不敏感，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中型规模的投资者。显然，税收政策变动对市场导向型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出口导向型投资企业的影响。小型跨国公司则对税收激励政策比较敏感，当取消其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或提高征税比例时，这些中小投资企业就有可能就有可能部分撤离或转移到周边低税率国家或地区，从而导致FDI减少；而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投资地区、投资方向、合作伙伴的选择，都着眼于长期战略，税收政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或决定因素，其不会因为税收变动而改变其投资流向。而目前，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起主导作用的很大一部分是美、欧、日等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对税收政策变动刺激反应不很敏感。因此, “两税合并”预期起初可能对导致一些中小规模外资撤资或外流，但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外资撤离，其对整体外资流量和流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炎林，陈微微．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周期波动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2］钟炜．税收优惠与FDI的时空分析［J］.财经研究，2006，（8）.
［3］胡再勇．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J］.外交评论，2006，（6）.
［4］刘渝林，刘丙运．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5］姚文宽．我国税收政策的变动对FDI的影响［J］.投资分析，2006，（2）.
［6］吴先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分析［J］.统计观察,2005，（10）.
［7］张军，王喜平．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FDI流量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5，（2）.
［8］江小涓．外商在华并购投资研究［J］.管理世界，2001，（3）.
［9］鲁明泓．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