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有暴风雪》的开头有“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
　　姑娘在站台上，小伙子在车厢内。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姑娘拽住他的胳膊，哭着，喊着：“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
　　小伙子泪流满面！
　　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
　　有人摇着头，轻轻地说：“北大荒姑娘……”
　　小说临近结尾，暴风雪之夜，知青骚动，秀梅对他的知青丈夫刘迈克说：
　　我绝不埋怨你抛弃了我，更不会记恨你的。我不是那样的女人……知识青年都走了，你留下也会感到孤单的……只是，只是，只是你要……给咱们的孩子起个名……
　　刘迈克当然没走，而是长眠在了北大荒。在1979年那个狂风暴雪的夜晚，这样的场景应该不少。知青的“解放”与“北大荒姑娘”的痛苦一起到来。整整十年，40多万知青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北大荒曾是他们施展战天斗地宏图的圣地，是他们的热恋对象，而十年后即使抛妻别子也要离开。这其中的历史悖论和情感矛盾，如小说所述，非亲身经历者所能理解。他们的离去，不仅仅是在与他们的青春告别，也是在与一个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告别。
　　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虽然也相当艰苦，但相比边疆农场和偏远农村的知青还是要好些。当然，聚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也容易将红卫兵时代的桀骜不驯保留下来。这是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和尴尬处境：
　　知识青年，既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正规部队的战士，也不同于“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革命群众。他们到底算什么呢？在他（马崇汉）眼中，他们简直是“蝗祸”，是“洪水猛兽”，是从城市蔓延到边疆的“瘟疫”！可他们毕竟是成千上万，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浩浩荡荡的四十多万！一批又一批地涌来了，卷来了。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被从城市欢送来的。一来就声明：“我们要做北大荒的新主人！”不错，“最高指示”说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而且“很有必要”。但实际上，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高不可攀。要问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央路线斗争的营垒划分和斗争焦点？他们都能侃侃而谈。在这方面，每一个都有资格当他这位团长的教师！他们不但了解过去，而且仿佛能预知未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整个儿装在他们发热的头脑里！他们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把他一个小小的团长放在眼里！
　　让这些反秩序小将重新认可秩序和权威，有点难度。不论是曹铁强挑战马团长，还是小瓦匠等人与刘迈克之间的打斗，都和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密切相关，前者联系着造反运动，后者是红卫兵派系斗争的遗留。十多岁的他们，经历了那场运动，掌握了很多貌似高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自我启蒙，但另一方面，一旦他们上了山下了乡，获得了生活的实感，就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他们被现实所教育，失落、抱怨，觉得被骗了，然而在欢乐聚会时，又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革命歌曲，甚至跳起忠字舞，他们的情感结构深深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今夜有暴风雪》对知青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青春无悔”的书写模式。那个暴风雪之夜，当得知马崇汉要将知青回城的信息截留，全团知青愤然反抗，这表明了他们回城的坚定决心，曹铁强、裴晓芸父辈的故事和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没有什么不同，马团长和孙政委的分歧也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子，那个一直努力积累政治资源向上爬的郑亚茹更有概念化的嫌疑，梁晓声并没有美化知青生活，他只是将处于历史关头和人生十字路口的知青内心的情感风暴写了出来。小说的贡献恰恰在于呈现了这一代人“收其放心，检其慢志”的过程，一群悬空的理想主义者、心志涣散的幻灭者在北大荒的暴风雪里淬火成钢，成长为坚实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知青们看到了现实的血污，但也得到了爱情、友情和通往成熟的必不可少的磨练。去生产建设兵团之前，他们对北大荒的想象来自1958年的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他们满怀英雄主义豪情，但却低估了东北边疆的暴风雪，很多人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然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了无法割舍的牵绊，北大荒的黑土地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排队办理返城手续的知青念念不忘春播：
　　别的都不讲，就拿我们团来说，全团百分之九十的农机具手都是知识青年，都走了，怕是今年开春连小麦大豆都播种不下去……仔细想想也真有点觉得对不起北大荒！
　　即使是郑亚茹，也对这片土地思绪万千，手捧一杯北大荒的雪离开。正如作者所说：
　　谁不能客观分析我们过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便无法理解他们将要离开北大荒时的复杂心情，无法理解他们对北大荒那种眷眷的留恋。
　　北大荒像一个熔炉，将这些来自不同城市和家庭背景甚至互有芥蒂的年轻人，锻造为内心坚实的主体。经历了垦荒戍边的集体历练，至少对那些选择“把骨头埋在北大荒”的知青来说，不会再徘徊犹疑，他们痴心不改，从此，脚踏土地的劳动内化为自觉的“志业”。之前，他们被某种宏大话语所笼罩，盲目而荒诞：“我们那一批是北大荒的知青元老：我们都是自愿报名的。我报名后一直瞒着父母，到临走的前一天才告诉他们。母亲哭闹得天昏地暗，可我还是走了……我是独生子。后来想返城也回不去了。”“当时我母亲正瘫痪在床上，街道上山下乡动员组的人有天敲锣打鼓将光荣花送到我们家。我和弟弟说：‘我们没报名呀！’他们说：‘没报名也批准了！’”而这次，他们选择留下来，却是经过了充分思考。这些坚定主体克服了空洞理想主义的幼稚病，变得成熟稳重，坚毅刚强。曹铁强是“垦二代”，踏着父辈的足迹，自愿来到边疆，而且要当创业者而不是继业者；学医回来的匡医生更是意志坚决，要为缺医少药的兵团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夜有暴风雪》讲述了这个正反合的心路历程。
　　《今夜有暴风雪》发表以来争议不断，有人批评它“青春无悔”的姿态，有人质疑知青生活描写的真实性。这些批评往往不是针对小说本身。然而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今夜有暴风雪》的这种价值选择和情感立场必然潜藏着讲述它的时代的印迹。联系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就别有意味。那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预示了新时代、新主体的出现。“潘晓”的困境在于，她的情感结构是在革命年代生成的，她需要超越精神，但理想主义已然破灭，个人主义又无法无保留接受，她找不到填充这个情感结构的替代资源，因此陷入一种焦灼的空心状态，这种状态是与90年代市场化之后的虚无主义个体相联系着的。而和这场讨论同一时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则祭出理想主义的旗帜和内心坚实的主体，无疑与“潘晓讨论”的价值趋向相异。没有证据表明梁晓声是在回应这场讨论，他只是用作品留下了时代印痕。《今夜有暴风雪》中41位知青留在了北大荒，这一选择也让人想起路遥的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这篇小说通过设置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是留在安逸的大城市，还是去艰苦的荒漠），让主人公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重新认可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这一刚毅卓绝的主体，既吸纳了新时期的人道主义话语（比如爱情话语，曹铁强和裴晓芸的爱情和交往方式在80年代初可谓石破天惊），又继承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崇高一面，显示了历史的连续而非断裂。
　　这一连续性赋予《今夜有暴风雪》历史悲怆之感。曹铁强对即将离开的郑亚茹说：
　　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談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沮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
　　孙政委建议为两名牺牲的知青修建一座纪念碑——交叉的麦穗和枪，托举着一台拖拉机，这是知青设计的未来兵团战士服的帽徽图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结尾则直抒胸臆：
　　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泡”，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呵，北大荒！
　　走出去的他们的命运，当然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郑义的《枫》曾这样评价这代人：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而是历史。而《今夜有暴风雪》则在说：他们固然是历史，但也可以是英雄或烈士，不是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夜有暴风雪》的坚守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场暴风雪吧：
　　像台风在海洋上掀起狂涛巨浪一般，荒原上的暴风雪的来势是惊心动魄的。人们最先只能听到它可怕的喘息，从荒原黑暗的遥远处传来。那不是吼声，是尖利的呼啸，类似疯女人发出的嘶喊。在惨淡的月光下，潮头般的雪的高墙，从荒原上疾速地推移过来，碾压过来。狂风像一双无形的巨手，将厚厚的雪粗暴地从荒原上掀了起来，搓成雪粉，扬撒到空中。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