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流传“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说法，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南开中学和春晖中学就是真正的中国名校。
什么是理想的学校?怎样才算真正的名校?也许见智见仁，莫衷一是。但我以为南开中学便是标准和标本。因为南开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成功的教育实践，培养了大量的一流人才；因为南开形成了宝贵的学校文化，并产生了广泛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因为南开能经受时间的沉淀和洗礼，一百年过去了，依然为人们所称道所向往；更因为今天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理想学校。我往往觉得，南开为百年中国新式教育树立了一块不朽丰碑，南开中学堪称中国现代教育的麦加圣地。
一、人格之花
在我心中，最理想的学校，一定把做人教育放在首位，一定是绽满美丽的人格之花和塑造人格长城的学校。南开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教育家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人”的研究者。这是教育家和教书匠的根本区别。作为现代基础教育和私立教育的奠基者，一手创办起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因为他特别重视对“人”的研究和教育。
世纪之交，国难当头。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做见习军官三年，目睹两天内三易舰旗，从太阳旗到黄龙旗，又到米字旗，张伯苓有种说不出的悲愤。深深的国耻感使他立下了人生誓愿：“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于是，决计献身教育救国事业。
1904年，在著名的“癸卯学制”问世的同时，他和严范孙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在后来成为名校的现代新式学校中，南开是创办最早的。比如和南开齐名的春晖中学，创办于1921年；陈嘉庚的集美系列学校中最早的集美小学创办于1913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则为更晚的1927年。在由封建传统教育进入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时期，南开中学的诞生及其以后的办学实践，确实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
南开的办学理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在《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南开初中》、《南开校友》、《南开童子军》的创刊号上，张伯苓校长的题词都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张伯苓在南开施行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放在今天和我们的许多学校相比，仍然是十分领先和突出的。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施行“四十字镜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门口立了一面一人高的镜子，上面镌刻着严范孙手书的四十个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出学校，都常在镜子前理理头发，整整衣扣，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学生的精神面貌、举止行为也为之焕然一新，以致南开学生走在街上，即便没有戴校徽，大家也都可以看出这是南开的学生。张伯苓认为，仪表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南开校规明文规定：“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光彩华丽，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皆行禁绝。”“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是他的名言。民国初年，南开虽然没有统一的校服制度，但张伯苓对学生的服装作了具体的要求，规定什么季节穿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什么质料的衣服和鞋子，目的是避免学生互相攀比和追逐浮华等现象。当时，南开中学的这种做法，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连来校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都赞叹不绝，回国后四处宣传，“镜鉴”及相关照片还上了美国报刊。
亲历过“国帜三易”的张伯苓一直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这是南开学校“人格”教育中一个极为闪光的特色和亮点。在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上，张伯苓亲自演说讲话。而且他每次都要对会场进行精心布置，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1916年，张伯苓想起他在美国看到的学生每日在校长带领下向国旗行礼的场面，便决心也在南开仿效实行。于是学校除早上全体集合进行升旗仪式以外，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候吹响降旗号，三三两两漫步在校园或闲谈的学生，只要一听到号声，都会不约而同地止步立正，面向国旗行注目礼。
张伯苓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有效的。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张伯苓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党政要员。社会名流以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日本国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坐着的是南开中学的学生。突然，随着一声哨声，南开学生用小旗翻出了四个大字“勿忘国耻”。在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时，南开学生又随着一声哨音。翻出了另外四个大字“收复国土”。台上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日本总领事当场离座拂袖而去。南开中学学生闯祸了。当天晚上，张伯苓把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找到办公室，学生以为校长要批评训斥甚至要把他们开除出校了。然而。坐定后，张伯苓对学生们说：“今天，你们闯祸了，你们讨厌!但是你们讨厌得好!以后还要这样讨厌!”——张伯苓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
张伯苓和南开的人格教育影响了几代人。南开中学1935级校友、中科院院士、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先生说：“在进入南开中学以前，我的家庭观念很深，国家概念很浅薄。考入南开中学以后，才真正有了正式的国家概念。国家可爱，深厚的爱国思想是南开中学给我的。”同样毕业于南开的、人称“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因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而声名卓著。然而，他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品德就是“风骨”。当年，他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后他又坚决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这些物理学以外的逸闻，更令人肃然起敬。
从孔子开始，我国的基础教育一直把品德和人格教育放在首位，并形成了可贵的教育传统和民族文化血脉。孔子的教育大纲上写着“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大字，第一就是“礼”，就是人格教育!然而，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不知从什么时候哪个年头开始，分数几乎成了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学校和教育里只剩下分数之日，也许就是中华民族文明长河断流之时啊!
我想，在21世纪的今天，张伯苓和南开的名字为什么依然如此闪亮和如此震撼人心，答案正在于此!
二、生命活力
我一直以为，最理想的学校一定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一定是充满人性光辉和生命活力的学校。南开便是这样的学校。
高度重视和痴情体育，对体育有十分深刻到位的认识，百年中国教育，也许无人可以和张伯苓媲美。
张伯苓是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他是师承严复的。有着留洋背景的严复以为，国家富强，须以国民的身体健康为基础，而且，体育不仅是体格的锻炼，更是一种性格和精神的训练。严复主张“强我华夏，体育为先”，他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时，仿效伊顿公学，倡导“运动第一位，书本第二位”。他坚定地认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勇气和耐力等紧密联系。毕业于北洋水 师的张伯苓，正是受老师影响并发展了老师的思想，在办学实践中才取得了旷世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现代体育精神的理解上。张伯苓认为，中国人向来私念重，缺乏公德意识，而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消除这种国民弱性，培养密切合作、集体为重的观念意识。他还认为，体育比赛能培养同学们公平竞争、以技取胜的观念。在某次全校运动会结束以后，他批评了一些同学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行为，告诫他们，真正有才能的人，是不屑用这种方式来取胜的，而应该凭着真实的能力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他站在人格的高度解读。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一种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及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态来对待失败的态度。说得多好啊!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认识，实属难能可贵。“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校长”，先生的话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因为有了这样的校长，南开学校成为一代体育强校便在情理之中了。南开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校千余名学生，共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2个400米跑道的田径场，还有单杠、双杠、木马、吊环、平梯、吊绳、跳箱等许多体育器械。张伯苓大力提倡普及体育，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者并进，并明确宣称：“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在学校实行体育和运动双轨制。规定每周开设三小时体育课，并要求学生人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因此，南开的体育运动高手很多。南开的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往往在全国比赛中夺冠，还屡次出征国外，夺得几次国际大赛的奖牌。
我一直以为，是否重视体育，反映的是办学者是否具备“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体育的背后是人，体育的主体是人，体育的意义是生命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体育不仅是一门狭义的关于体质和技能的学科，体育更是一门关于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综合学科，是一门关于一个人如何开发生命潜能，如何走向未来的综合学科。高度的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出奇制胜的创造热情——和平年代体育在意志和毅力的培养上发挥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无可取代的作用。体育还是青春和活力的象征，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和进取精神。现代社会，体育所倡导和培养的正是适应社会的良好心态和能力。一所不重视体育的学校不是一所好学校，一个不重视体育的国家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欧美的现代教育值得中国人称道和学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便是重视体育。留下传世佳作《教育漫话》的英国人洛克，倡导绅士教育，其中就包括了高度重视体育。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严复、蔡元培、张伯苓等人正是受西方的影响，才认识到体育对于促进国民健康和国民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他们那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理想中，体育救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旋律。
令人遗憾的是，百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学校体育和欧美还是无法相比。从欧美访问回来的人都说，在他们的校园里，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体育场馆；老师、学生、家长最重视的第一大学科，一定是体育!不敢想象，体育的差距会给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留下怎样的后患!
三、诞生教育家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学校，一定有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校长，一定是一所能诞生教育家的学校。
读《百年家族——张伯苓》和“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书，我深为张伯苓的人格所折服。
首先是他的清廉自律。几十年中，先生四处奔走，努力募捐，靠“化缘”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一分钱。他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他生前常对儿孙们说：“留德不留财。”病逝后，家人从他的衣袋里发现的只有7元钱和两张旧戏票。作为南开的大校长，他两袖清风，生活俭朴。每次去北京，他总是坐火车的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每日一元的旅馆。他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几间简陋的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张公馆”，后来才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旁找到了先生的居所。张学良对此极为钦佩。
教育无小事，事事育人；教师无小节，处处楷模。张伯苓酷爱听戏，但为了教育学生不浪费学习时间和防止学生沾染不良习气，他从不进天津戏院听戏：他虽然和梅兰芳等名角颇有交往，但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从不前去捧场。张伯苓以身作则、行为师表的故事在南开有口皆碑。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生最好不要吸烟，但有个学生当场质问校长：“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呢?”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沉思了一下，他便做出决定，并当场明确表态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他就把随身带的烟杆折断了，在场的全体学生都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夫人的帮助下，张伯苓凭着顽强的毅力，成功地戒除了烟瘾。在他高尚人格的影响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的风尚，以至于后来所有南开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离校多年的，从不在张伯苓面前吸烟。
令人感动的还有他的敬业爱生精神。每天早晨和晚上，学生们进出学校时，他总坐在监督室里，接受一个个学生恭敬地鞠躬。1911年，由于张伯苓兴办南开的成功，社会声望日高，清华聘请他前去北京担任教务长，总揽学校校务。因此，他只得辛苦地天津、北京两边跑，两边照顾。他风趣地说：“南开、清华全是婴儿，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子。”
在学校创办之初，学生人数还不是很多时，张伯苓经常轮流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聊天，由他的夫人亲自下厨给学生们做丰盛的大餐。当学生还不到一千人时，他能够认识每一位学生，叫出他们的名字，并大致了解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比如周恩来，1913年入学后，就经常被他挂在嘴边夸耀，说他是“南开最好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张伯苓亲自安排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班同学讲话。1919年，当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张伯苓又特许他面试进入南开大学，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1920年，周恩来因参加“五四”等爱国反日活动，被地方当局逮捕，迫于政府压力，学校不得已将他除名。但张伯苓和严范孙经慎重研究又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深造。因此，周恩来一辈子感念母校南开和恩师张伯苓。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张伯苓以其名望功业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尊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当局曾先后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和天津市长，但都被他拒绝了。以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后又贵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尽管当上了部长级高官，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工作上。蒋介石父子曾登门拜访并几次请他去台湾，他都坚决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根在南开。他把毕生都献给了南开和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
张伯苓的名字永远和南开联在一起。南开的名字永 远和许多校友的名字联在一起。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唐明照、孙孚凌、屈武、万国权、吴国桢、吴大猷、朱光亚、袁家骝、黄家泗、梅贻琦、王大中、吴敬琏、吴防平、老舍、曹禺、范文澜、黄宗江、王辛迪、韦君宜、端木蕻良、熊十力、靳以、黄裳、何其芳、金焰、查良铮、吴小如、张中行、张澎春、沈湘、罗常培、赵景深、王昆仑、许国璋、周汝昌、资华筠、姜立夫、袁复礼、杨石先、马千里、叶公超、伍绍祖、黄宗英……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拥有如此一流的时代娇子，在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史上，很难有第二所中学可以媲美。
一所私立学校，一位平民出身的校长，靠什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真正走进了南开，走进了张伯苓的人生，我心中的疑团全都冰释。还是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说明吧：“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一位朝鲜朋友评价他：“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地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请听当时几位伟人的评说——
“贵校校风之佳，不仅国内周知，即外来人来参观者，亦莫不称许……假如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梁启超(1917年)
“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
——孙中山(1924年)
“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张学良(1930年)
“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陶行知(1934年)
徜徉在南开中学校史馆，在感怀先生的同时，我也为先生高兴。因为今天的南开中学仍是天津乃至全国一流名校，更因为先生的高尚人格已化作了一座永远令人高山仰止的教育丰碑。
斗转星移，世移时易，教育不可复制。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至今日，依然需要呼唤的是：当代中国有新时代的张伯苓吗?有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陈嘉庚这样的教育家吗?为什么没有，问题和矛盾也许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缺乏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办学机制，今天的校长都不能独立自主办学!2007年暑假前后，温家宝总理几次亲自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倡导教育家办学，强调要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他深情地以自己的母校为例，说当年老校长张伯苓独立办学，学校办得相当好，创造了南开品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多么希望温总理的话能得到普遍重视和真正落实，多么希望当代中国形成催生教育家成长的肥沃土壤和良好气候!因为，没有教育家的教育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什么是理想的学校?怎样才算真正的名校?也许见智见仁，莫衷一是。但我以为南开中学便是标准和标本。因为南开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成功的教育实践，培养了大量的一流人才；因为南开形成了宝贵的学校文化，并产生了广泛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因为南开能经受时间的沉淀和洗礼，一百年过去了，依然为人们所称道所向往；更因为今天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理想学校。我往往觉得，南开为百年中国新式教育树立了一块不朽丰碑，南开中学堪称中国现代教育的麦加圣地。
一、人格之花
在我心中，最理想的学校，一定把做人教育放在首位，一定是绽满美丽的人格之花和塑造人格长城的学校。南开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教育家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人”的研究者。这是教育家和教书匠的根本区别。作为现代基础教育和私立教育的奠基者，一手创办起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因为他特别重视对“人”的研究和教育。
世纪之交，国难当头。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做见习军官三年，目睹两天内三易舰旗，从太阳旗到黄龙旗，又到米字旗，张伯苓有种说不出的悲愤。深深的国耻感使他立下了人生誓愿：“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于是，决计献身教育救国事业。
1904年，在著名的“癸卯学制”问世的同时，他和严范孙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在后来成为名校的现代新式学校中，南开是创办最早的。比如和南开齐名的春晖中学，创办于1921年；陈嘉庚的集美系列学校中最早的集美小学创办于1913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则为更晚的1927年。在由封建传统教育进入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时期，南开中学的诞生及其以后的办学实践，确实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
南开的办学理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在《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南开初中》、《南开校友》、《南开童子军》的创刊号上，张伯苓校长的题词都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张伯苓在南开施行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放在今天和我们的许多学校相比，仍然是十分领先和突出的。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施行“四十字镜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门口立了一面一人高的镜子，上面镌刻着严范孙手书的四十个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出学校，都常在镜子前理理头发，整整衣扣，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学生的精神面貌、举止行为也为之焕然一新，以致南开学生走在街上，即便没有戴校徽，大家也都可以看出这是南开的学生。张伯苓认为，仪表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南开校规明文规定：“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光彩华丽，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皆行禁绝。”“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是他的名言。民国初年，南开虽然没有统一的校服制度，但张伯苓对学生的服装作了具体的要求，规定什么季节穿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什么质料的衣服和鞋子，目的是避免学生互相攀比和追逐浮华等现象。当时，南开中学的这种做法，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连来校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都赞叹不绝，回国后四处宣传，“镜鉴”及相关照片还上了美国报刊。
亲历过“国帜三易”的张伯苓一直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这是南开学校“人格”教育中一个极为闪光的特色和亮点。在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上，张伯苓亲自演说讲话。而且他每次都要对会场进行精心布置，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1916年，张伯苓想起他在美国看到的学生每日在校长带领下向国旗行礼的场面，便决心也在南开仿效实行。于是学校除早上全体集合进行升旗仪式以外，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候吹响降旗号，三三两两漫步在校园或闲谈的学生，只要一听到号声，都会不约而同地止步立正，面向国旗行注目礼。
张伯苓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有效的。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张伯苓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党政要员。社会名流以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日本国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坐着的是南开中学的学生。突然，随着一声哨声，南开学生用小旗翻出了四个大字“勿忘国耻”。在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时，南开学生又随着一声哨音。翻出了另外四个大字“收复国土”。台上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日本总领事当场离座拂袖而去。南开中学学生闯祸了。当天晚上，张伯苓把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找到办公室，学生以为校长要批评训斥甚至要把他们开除出校了。然而。坐定后，张伯苓对学生们说：“今天，你们闯祸了，你们讨厌!但是你们讨厌得好!以后还要这样讨厌!”——张伯苓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
张伯苓和南开的人格教育影响了几代人。南开中学1935级校友、中科院院士、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先生说：“在进入南开中学以前，我的家庭观念很深，国家概念很浅薄。考入南开中学以后，才真正有了正式的国家概念。国家可爱，深厚的爱国思想是南开中学给我的。”同样毕业于南开的、人称“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因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而声名卓著。然而，他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品德就是“风骨”。当年，他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后他又坚决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这些物理学以外的逸闻，更令人肃然起敬。
从孔子开始，我国的基础教育一直把品德和人格教育放在首位，并形成了可贵的教育传统和民族文化血脉。孔子的教育大纲上写着“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大字，第一就是“礼”，就是人格教育!然而，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不知从什么时候哪个年头开始，分数几乎成了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学校和教育里只剩下分数之日，也许就是中华民族文明长河断流之时啊!
我想，在21世纪的今天，张伯苓和南开的名字为什么依然如此闪亮和如此震撼人心，答案正在于此!
二、生命活力
我一直以为，最理想的学校一定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一定是充满人性光辉和生命活力的学校。南开便是这样的学校。
高度重视和痴情体育，对体育有十分深刻到位的认识，百年中国教育，也许无人可以和张伯苓媲美。
张伯苓是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他是师承严复的。有着留洋背景的严复以为，国家富强，须以国民的身体健康为基础，而且，体育不仅是体格的锻炼，更是一种性格和精神的训练。严复主张“强我华夏，体育为先”，他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时，仿效伊顿公学，倡导“运动第一位，书本第二位”。他坚定地认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勇气和耐力等紧密联系。毕业于北洋水 师的张伯苓，正是受老师影响并发展了老师的思想，在办学实践中才取得了旷世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现代体育精神的理解上。张伯苓认为，中国人向来私念重，缺乏公德意识，而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消除这种国民弱性，培养密切合作、集体为重的观念意识。他还认为，体育比赛能培养同学们公平竞争、以技取胜的观念。在某次全校运动会结束以后，他批评了一些同学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行为，告诫他们，真正有才能的人，是不屑用这种方式来取胜的，而应该凭着真实的能力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他站在人格的高度解读。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一种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及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态来对待失败的态度。说得多好啊!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认识，实属难能可贵。“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校长”，先生的话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因为有了这样的校长，南开学校成为一代体育强校便在情理之中了。南开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校千余名学生，共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2个400米跑道的田径场，还有单杠、双杠、木马、吊环、平梯、吊绳、跳箱等许多体育器械。张伯苓大力提倡普及体育，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者并进，并明确宣称：“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在学校实行体育和运动双轨制。规定每周开设三小时体育课，并要求学生人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因此，南开的体育运动高手很多。南开的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往往在全国比赛中夺冠，还屡次出征国外，夺得几次国际大赛的奖牌。
我一直以为，是否重视体育，反映的是办学者是否具备“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体育的背后是人，体育的主体是人，体育的意义是生命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体育不仅是一门狭义的关于体质和技能的学科，体育更是一门关于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综合学科，是一门关于一个人如何开发生命潜能，如何走向未来的综合学科。高度的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出奇制胜的创造热情——和平年代体育在意志和毅力的培养上发挥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无可取代的作用。体育还是青春和活力的象征，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和进取精神。现代社会，体育所倡导和培养的正是适应社会的良好心态和能力。一所不重视体育的学校不是一所好学校，一个不重视体育的国家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欧美的现代教育值得中国人称道和学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便是重视体育。留下传世佳作《教育漫话》的英国人洛克，倡导绅士教育，其中就包括了高度重视体育。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严复、蔡元培、张伯苓等人正是受西方的影响，才认识到体育对于促进国民健康和国民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他们那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理想中，体育救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旋律。
令人遗憾的是，百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学校体育和欧美还是无法相比。从欧美访问回来的人都说，在他们的校园里，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体育场馆；老师、学生、家长最重视的第一大学科，一定是体育!不敢想象，体育的差距会给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留下怎样的后患!
三、诞生教育家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学校，一定有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校长，一定是一所能诞生教育家的学校。
读《百年家族——张伯苓》和“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书，我深为张伯苓的人格所折服。
首先是他的清廉自律。几十年中，先生四处奔走，努力募捐，靠“化缘”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一分钱。他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他生前常对儿孙们说：“留德不留财。”病逝后，家人从他的衣袋里发现的只有7元钱和两张旧戏票。作为南开的大校长，他两袖清风，生活俭朴。每次去北京，他总是坐火车的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每日一元的旅馆。他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几间简陋的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张公馆”，后来才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旁找到了先生的居所。张学良对此极为钦佩。
教育无小事，事事育人；教师无小节，处处楷模。张伯苓酷爱听戏，但为了教育学生不浪费学习时间和防止学生沾染不良习气，他从不进天津戏院听戏：他虽然和梅兰芳等名角颇有交往，但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从不前去捧场。张伯苓以身作则、行为师表的故事在南开有口皆碑。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生最好不要吸烟，但有个学生当场质问校长：“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呢?”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沉思了一下，他便做出决定，并当场明确表态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他就把随身带的烟杆折断了，在场的全体学生都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夫人的帮助下，张伯苓凭着顽强的毅力，成功地戒除了烟瘾。在他高尚人格的影响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的风尚，以至于后来所有南开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离校多年的，从不在张伯苓面前吸烟。
令人感动的还有他的敬业爱生精神。每天早晨和晚上，学生们进出学校时，他总坐在监督室里，接受一个个学生恭敬地鞠躬。1911年，由于张伯苓兴办南开的成功，社会声望日高，清华聘请他前去北京担任教务长，总揽学校校务。因此，他只得辛苦地天津、北京两边跑，两边照顾。他风趣地说：“南开、清华全是婴儿，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子。”
在学校创办之初，学生人数还不是很多时，张伯苓经常轮流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聊天，由他的夫人亲自下厨给学生们做丰盛的大餐。当学生还不到一千人时，他能够认识每一位学生，叫出他们的名字，并大致了解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比如周恩来，1913年入学后，就经常被他挂在嘴边夸耀，说他是“南开最好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张伯苓亲自安排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班同学讲话。1919年，当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张伯苓又特许他面试进入南开大学，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1920年，周恩来因参加“五四”等爱国反日活动，被地方当局逮捕，迫于政府压力，学校不得已将他除名。但张伯苓和严范孙经慎重研究又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深造。因此，周恩来一辈子感念母校南开和恩师张伯苓。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张伯苓以其名望功业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尊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当局曾先后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和天津市长，但都被他拒绝了。以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后又贵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尽管当上了部长级高官，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工作上。蒋介石父子曾登门拜访并几次请他去台湾，他都坚决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根在南开。他把毕生都献给了南开和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
张伯苓的名字永远和南开联在一起。南开的名字永 远和许多校友的名字联在一起。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唐明照、孙孚凌、屈武、万国权、吴国桢、吴大猷、朱光亚、袁家骝、黄家泗、梅贻琦、王大中、吴敬琏、吴防平、老舍、曹禺、范文澜、黄宗江、王辛迪、韦君宜、端木蕻良、熊十力、靳以、黄裳、何其芳、金焰、查良铮、吴小如、张中行、张澎春、沈湘、罗常培、赵景深、王昆仑、许国璋、周汝昌、资华筠、姜立夫、袁复礼、杨石先、马千里、叶公超、伍绍祖、黄宗英……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拥有如此一流的时代娇子，在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史上，很难有第二所中学可以媲美。
一所私立学校，一位平民出身的校长，靠什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真正走进了南开，走进了张伯苓的人生，我心中的疑团全都冰释。还是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说明吧：“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一位朝鲜朋友评价他：“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地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请听当时几位伟人的评说——
“贵校校风之佳，不仅国内周知，即外来人来参观者，亦莫不称许……假如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梁启超(1917年)
“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
——孙中山(1924年)
“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张学良(1930年)
“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陶行知(1934年)
徜徉在南开中学校史馆，在感怀先生的同时，我也为先生高兴。因为今天的南开中学仍是天津乃至全国一流名校，更因为先生的高尚人格已化作了一座永远令人高山仰止的教育丰碑。
斗转星移，世移时易，教育不可复制。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至今日，依然需要呼唤的是：当代中国有新时代的张伯苓吗?有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陈嘉庚这样的教育家吗?为什么没有，问题和矛盾也许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缺乏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办学机制，今天的校长都不能独立自主办学!2007年暑假前后，温家宝总理几次亲自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倡导教育家办学，强调要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他深情地以自己的母校为例，说当年老校长张伯苓独立办学，学校办得相当好，创造了南开品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多么希望温总理的话能得到普遍重视和真正落实，多么希望当代中国形成催生教育家成长的肥沃土壤和良好气候!因为，没有教育家的教育是永远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