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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中国作家曲波的《林海雪原》都塑造了让人敬仰的“硬汉形象”，在张扬生命意识方面，两部作品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同之处，然而在人物性格刻画、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结局喜悲方面，两部作品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中“硬汉”形象的对比，试图探究文本背后中西文化的异同。
关键词：硬汉;民族精神;中西文化
菲利普·扬曾经说过：“在现代世界，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知道海明威。”而《老人与海》作为海明威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因其塑造了桑提亚哥的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形象”而震撼了世界，那“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和“硬汉”精神令无数读者肃然起敬。桑提亚哥的“硬汉精神”既弥漫着美国民族热爱自由、独立进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永不妥协、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
而在中国，众多作家作品也塑造了无数“英雄式”人物。从《三国演义》中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到《水浒传》中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再到《林海雪原》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战斗英雄杨子荣，“中国式”英雄人物体现了中國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通过深挖中西不同的“英雄人物”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异同，获得对多元文化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一、硬汉之一致
抛开时空、地域的限制，《老人与海》和《林海雪原》中的硬汉形象具有诸多一致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不屈于苦难、勇敢斗争的抗争精神，体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意识的彰显，是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桑提亚哥还是杨子荣，在面对灾难或战争的挑战时，他们没有退缩逃避，而是迎着困难前进，体现出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一方面是以苍老弱者的身份出场。老人“消瘦而憔悴“，手上“刻得很深的伤疤”，“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像死人一样”，好像下一秒就会一命呜呼。读到这里读者眼前立刻呈现出了苍老憔悴的主人公形象。“他一连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更有暗喻性的是“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而另一方面，老人苍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永不服输的斗争之心。桑地亚哥的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他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鱼，其余的渔民都将其看作是失败者，然而在第85天的时候，老人又信心百倍地驾船驶向海洋深处，终于捕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却又不幸遭遇了鲨鱼的攻击。老人想尽一切办法与鲨鱼进行殊死搏斗，用鱼叉、用小刀、用短棍……精疲力竭的老人终于战胜了孤独、饥饿、寒冷，拖着残剩的大鱼骨架返回了港岸。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来看，老人是失败的，尽管他走出了84天捕不到鱼的噩梦，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最终还是败给了鲨鱼，只带回来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但是在理想主义者眼里，精神的胜利是人生真正的胜利。面对死亡和困境，老渔夫始终没有向大海、向鲨鱼妥协投降，他勇敢面对厄运的勇气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已足够值得我们敬重。这场惊心动魄的航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彰显了“硬汉”的悲惨与伟大。
“人并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人的价值观中始终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装载着对生命价值崇高的期待。《老人与海》这部作品借老人的经历向读者传达的信息就是，人类无法战胜自然，也无需战胜自然，只要有敢于挑战未知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就是英雄，就是硬汉！
《林海雪原》中只身入虎穴、智取威虎山的战斗英雄杨子荣，更是凸显出积极乐观、不轻易言败的生命意识。在茫茫雪原上，杨子荣和他的战友们在险象环生、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在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恶霸的严密武装下，侦察奔袭、苦练技术，与顽匪机智周旋，英勇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任务万无一失，作为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苦练匪语黑话，“紧三天，慢三天，怎样看不见天王山”、“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在献礼座山雕之时，杨子荣机智果敢，对答如流，遇到突发事件和紧急状况时，他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巧妙地引来“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举剿灭盘踞在“夹皮沟”一带的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恶霸，生擒匪头座山雕，大获全胜，在大雪覆盖的东北林海上渲染了一层汹涌澎湃的鲜艳红色。
鲁迅先生曾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潜入匪窝的杨子荣和穿行于林海雪原的英雄团队而言，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他们心中装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信仰，身边有志同道合的英雄战友，身后有人民群众的铁壁铜墙。他们的鲜血时刻准备着涌出血管，喷洒在脚下这片深爱的土地上，为百姓、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奉献自己的力量。以杨子荣为代表的战斗英雄们怀着最朴素的愿望、最乐观的态度诠释着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折射出灵魂深处的英雄魅力。
跨越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将中外硬汉人物形象相串联，有助于对中外文化的相同之处进行深度捕捉。不轻易言败的精神和对生命意识的追求是两种硬汉精神的共同显现，也是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
二、硬汉之差异
东西方由于历史背景、地理位置等差异，文化传统不同，反映在文学作品和人物刻画上势必存在诸多差异。
（一）民族性格之不同
任何民族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地域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桑提亚哥和杨子荣就是中西不同民族性格的缩影。
西方文明的起点是海洋文明，在航海技术低下的先民时期，浩瀚的大海除了带给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外，给予人们更多的是灾难和恐怖，由此催生了西方人向外拓展的野心和敢于挑战未知的征服欲。同时，基督教经典《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禁果，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故事，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敢于违抗传统力量的个人意志。从这两方面，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西方民族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的萌芽。于是，抗争、征服就构成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浩瀚的大海、凶猛的鲨鱼、周围渔民的嘲笑，都成为桑提亚哥要抗争的对象。但是他的抗争不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是“硬汉”为了守护尊严而自觉主动的出击。桑提亚哥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鱼，在第85天仍然信心满满地驶向海洋深处，“不抱任何希望，却带着决心和十足的恶意”，尽管面临着不可预知的结局，仍然要做精神上的最强者。即使在绝望中，老渔夫也始终沉着、勇敢、顽强与自信，丝毫不失体面。这种开拓求新、永不服输的精神就构成了西方的民族性格。
而受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林海雪原》在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上呈现出古代侠义精神，展现了革命英雄的传奇人生，彰显出了行侠仗义、爱好和平的东方民族性格。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说：“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我可以象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
《史记》有言：“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与主流文化相悖而又广泛存活于民間社会的文化。侠义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使侠客行侠仗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林海雪原》受侠义小说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在主题上与侠义精神相暗合，同时依据现实情况进行了创新，使之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叙事模式上，《林海雪原》借鉴了古代侠义小说惯用的“复仇”模式。它并没有像其他战争题材的小说那样从国家、民族的宏大视角入手，而是巧妙地以主人公和匪徒之间的仇恨为切入点，开篇便充满江湖味道。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姐姐在执行工作时被土匪围堵杀害，此时，“剿匪”对于少剑波而言不再单单是一项政治军事任务，同样是一件复仇大计。而另一位战斗英雄杨子荣更是在受尽恶霸地主欺凌，亲人接连亡故的情况下，投入八路军队伍，以期报仇雪恨。“抗战开始后，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军，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不论是少剑波、杨子荣，还是《林海雪原》中的其他人物，他们的经历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了古代侠义小说中“结仇——寻找途径报仇——成功报仇”的模式。
《林海雪原》在叙事模式上的创新之处便是将个人的恩仇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从侠义精神的角度出发解读社会主义解放事业，使之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审美情趣。陈平原说：“扩大恩仇的具体内涵，突出侠客报恩仇的合理性，这一点从平江不肖生就已开始，有个人的恩仇，也有民族的恩仇，当两者合而为一时，无疑是最理想的。”“报仇”报的不仅仅是少剑波、杨子荣与土匪之间的杀亲之仇，更有平民百姓与地主、国民党军队之间的阶级仇恨，个人的仇恨加上群众的血债，“报仇”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也显得更加合理。
古代侠客行侠仗义、济世安民，现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怕牺牲、心系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于是，“许多作家自觉地将这种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政治意识书写对接起来，在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革命者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扶危济困，忠肝义胆的豪侠气，民族侠义传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中得以演绎。”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描写战士们的侠义精神，而是将其融于一件件小事中：小分队成员滑着雪橇，穿林海跨雪原与匪徒斗智斗勇，“长腿”战士为了准时传递情报，拖着冻伤的双腿爬回驻地……，战士们为了解放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侠义精神的现代化表达。
《林海雪原》在叙事模式和情节设置中有意塑造了忠肝义胆的无产阶级英雄“侠客”的形象，中华民族的爱好和平、行侠仗义的民族性格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
西方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方人民性格主动，西方世界以商业文明为主，讲求对未知领域的开拓探索，因而在其文化上更倾向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进取精神，注重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基于个人荣誉而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得到美国国民的普遍认可，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身上就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桑提亚哥是孤独的，即便是在他最窘迫的时候，他也只是自己出海，带着一个人的孤独和坚持去海上战斗。在这种孤独平凡的角色与强大的自然世界悬殊的力量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不言败的“硬汉”。其次，桑提亚哥不是年轻有力的青年，而是一位衰老年迈的老渔夫，他的硬汉形象不是体现为体力的强大，而体现为精神的强大。纵然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荣誉和自尊而战。他与大马林鱼的搏斗，不仅是与自然的搏斗，更是为生命和尊严而搏斗。为了维护生命尊严，不惜拼死一搏，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中最好的诠释。
“生活中，能压倒一切的不算是强者，但不被一切所压倒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这种古典英雄观念影响下的“硬汉形象”的塑造，使得《老人与海》通篇洋溢着西方文学中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美国精神的内核。
而东方文化主要为农业文明，讲求群体的集体协作，因而其文化对群体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个人的重视，反映在文学上，则体现出浓郁的集体英雄主义色彩。
曲波在谈及作品创作时提到，《林海雪原》并未一味地迎合主流文学的创作方式，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采用了民间立场，有意使作品接近民族风格。十七年文学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他笔下足智多谋、传奇又高大的英雄人物正好与当时的文化需要相吻合，契合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作品中的杨子荣也并非是孤胆英雄，他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他自身胆识过人、心思缜密，同样要归功于战友们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心中有信仰、身边有战友、身后有人民。而《林海雪原》中的硬汉也不止杨子荣一人，足智多谋的革命将领少剑波、美丽果敢的战地医生小白鸽，雪地里健步如飞的通讯兵“长腿”……无论是何种秉性和气质，他们都有着为了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同的革命信念和追求。尽管叙事风格中带着古代侠义小说的“复仇”倾向，但是小分队英雄们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复个人之仇，更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复民族之仇，可以说《林海雪原》是以“民族形式”谱写的一曲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英雄群像的赞歌。 （三）结局悲喜不同
《老人与海》一方面完美的诠释了老渔夫桑提亚哥的“硬汉形象”，唱响了
个人英雄主义的赞歌，另一方面，他还是一部古典悲剧类型的作品。
海明威曾说：“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人生只有一个结局。”从文章开篇，他笔下的老渔夫便以悲剧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消瘦而憔悴”的脸庞，手上“刻的很深的伤疤”，孤独苍老的老人好像下一秒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其次在情节设置方面，小说也一再渲染主人公孤独失利的生活处境，“一连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文中处处弥漫着悲情式色彩。
海明威笃信基督教，其原罪意识根深蒂固。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生而有罪，而耶稣则担负着拯救世人，洗脱罪恶的使命。所以在作品中，海明威更是有意地将桑提亚哥比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担负着世人洗涤罪孽的重任。当小镇上的居民使用新技术捕鱼收获颇丰而破坏鱼群生态时，圣地亚哥仍然坚持使用传统可持续的捕鱼方式，他像耶稣一样坚信自己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其在海上航行的过程实际也象征着人类需要经历的苦难历程。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以说，悲剧是永恒的，而就在这种永恒性中，方能见出人的生命的真谛。”
在西方文学中，悲剧被看作是最高的艺术，“悲剧高雅、喜剧世俗”的观念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从《俄狄浦斯王》、《李尔王》到《哈姆雷特》、《浮士德》，西方文学作品中无不透露着悲剧色彩。
而纵观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故事多为圆满结局。王国维曾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魇阅者之心，难矣。”中国文学这种始悲终欢、始离终合的“大团圆”与我国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民族的审美心态有着重要的关系。儒道思想在我古代影响颇广，道家的有无相生暗示着一种圆满的思维方式，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和“以礼节乐”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美梦成真、善恶有报。
《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西游记》中描绘了经历苦难最终达成目标的美好追求;《林海雪原》中剿匪小分队齐心协力，共谋策略，憑着敢打敢拼的豪气剿匪成功除暴安良，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偏爱喜剧团圆的审美取向。
三、结语
《老人与海》和《林海雪原》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浓郁的时代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色彩。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具有和中国硬汉式人物相通的精神：乐观、进取、永不言败，这反映出中西文化在生命意识方面的共性。但是在民族性格刻画、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结局喜悲方面，两部作品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也正反映出了在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化的差异。通过对两部作品在写作内容和写作形式方面的异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敏感性认识，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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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伟虹.“硬汉精神”的胜利——谈《老人与海》桑提亚哥的形象塑造[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Z1）：76-77.
[5]孙晓燕.“民族风格”的建构和英雄的“革命”传奇——论《林海雪原》的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6）：119-122.
[6]姚丹.重回林海雪原——曲波访谈录[J].新文学史料，2012（01）：86-97.
作者简介：
刘萍萍，1996年2月13日出生，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淄博市，现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关键词：硬汉;民族精神;中西文化
菲利普·扬曾经说过：“在现代世界，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知道海明威。”而《老人与海》作为海明威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因其塑造了桑提亚哥的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形象”而震撼了世界，那“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和“硬汉”精神令无数读者肃然起敬。桑提亚哥的“硬汉精神”既弥漫着美国民族热爱自由、独立进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永不妥协、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
而在中国，众多作家作品也塑造了无数“英雄式”人物。从《三国演义》中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到《水浒传》中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再到《林海雪原》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战斗英雄杨子荣，“中国式”英雄人物体现了中國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通过深挖中西不同的“英雄人物”作品，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异同，获得对多元文化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一、硬汉之一致
抛开时空、地域的限制，《老人与海》和《林海雪原》中的硬汉形象具有诸多一致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不屈于苦难、勇敢斗争的抗争精神，体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意识的彰显，是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桑提亚哥还是杨子荣，在面对灾难或战争的挑战时，他们没有退缩逃避，而是迎着困难前进，体现出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一方面是以苍老弱者的身份出场。老人“消瘦而憔悴“，手上“刻得很深的伤疤”，“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像死人一样”，好像下一秒就会一命呜呼。读到这里读者眼前立刻呈现出了苍老憔悴的主人公形象。“他一连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更有暗喻性的是“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而另一方面，老人苍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永不服输的斗争之心。桑地亚哥的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他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鱼，其余的渔民都将其看作是失败者，然而在第85天的时候，老人又信心百倍地驾船驶向海洋深处，终于捕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却又不幸遭遇了鲨鱼的攻击。老人想尽一切办法与鲨鱼进行殊死搏斗，用鱼叉、用小刀、用短棍……精疲力竭的老人终于战胜了孤独、饥饿、寒冷，拖着残剩的大鱼骨架返回了港岸。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来看，老人是失败的，尽管他走出了84天捕不到鱼的噩梦，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最终还是败给了鲨鱼，只带回来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但是在理想主义者眼里，精神的胜利是人生真正的胜利。面对死亡和困境，老渔夫始终没有向大海、向鲨鱼妥协投降，他勇敢面对厄运的勇气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已足够值得我们敬重。这场惊心动魄的航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彰显了“硬汉”的悲惨与伟大。
“人并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人的价值观中始终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装载着对生命价值崇高的期待。《老人与海》这部作品借老人的经历向读者传达的信息就是，人类无法战胜自然，也无需战胜自然，只要有敢于挑战未知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就是英雄，就是硬汉！
《林海雪原》中只身入虎穴、智取威虎山的战斗英雄杨子荣，更是凸显出积极乐观、不轻易言败的生命意识。在茫茫雪原上，杨子荣和他的战友们在险象环生、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在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恶霸的严密武装下，侦察奔袭、苦练技术，与顽匪机智周旋，英勇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任务万无一失，作为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苦练匪语黑话，“紧三天，慢三天，怎样看不见天王山”、“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在献礼座山雕之时，杨子荣机智果敢，对答如流，遇到突发事件和紧急状况时，他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巧妙地引来“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举剿灭盘踞在“夹皮沟”一带的国民党残匪和地方恶霸，生擒匪头座山雕，大获全胜，在大雪覆盖的东北林海上渲染了一层汹涌澎湃的鲜艳红色。
鲁迅先生曾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潜入匪窝的杨子荣和穿行于林海雪原的英雄团队而言，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他们心中装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信仰，身边有志同道合的英雄战友，身后有人民群众的铁壁铜墙。他们的鲜血时刻准备着涌出血管，喷洒在脚下这片深爱的土地上，为百姓、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奉献自己的力量。以杨子荣为代表的战斗英雄们怀着最朴素的愿望、最乐观的态度诠释着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折射出灵魂深处的英雄魅力。
跨越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将中外硬汉人物形象相串联，有助于对中外文化的相同之处进行深度捕捉。不轻易言败的精神和对生命意识的追求是两种硬汉精神的共同显现，也是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
二、硬汉之差异
东西方由于历史背景、地理位置等差异，文化传统不同，反映在文学作品和人物刻画上势必存在诸多差异。
（一）民族性格之不同
任何民族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地域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桑提亚哥和杨子荣就是中西不同民族性格的缩影。
西方文明的起点是海洋文明，在航海技术低下的先民时期，浩瀚的大海除了带给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外，给予人们更多的是灾难和恐怖，由此催生了西方人向外拓展的野心和敢于挑战未知的征服欲。同时，基督教经典《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禁果，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故事，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敢于违抗传统力量的个人意志。从这两方面，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西方民族开拓求新的民族性格的萌芽。于是，抗争、征服就构成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浩瀚的大海、凶猛的鲨鱼、周围渔民的嘲笑，都成为桑提亚哥要抗争的对象。但是他的抗争不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是“硬汉”为了守护尊严而自觉主动的出击。桑提亚哥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鱼，在第85天仍然信心满满地驶向海洋深处，“不抱任何希望，却带着决心和十足的恶意”，尽管面临着不可预知的结局，仍然要做精神上的最强者。即使在绝望中，老渔夫也始终沉着、勇敢、顽强与自信，丝毫不失体面。这种开拓求新、永不服输的精神就构成了西方的民族性格。
而受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林海雪原》在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上呈现出古代侠义精神，展现了革命英雄的传奇人生，彰显出了行侠仗义、爱好和平的东方民族性格。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说：“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我可以象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
《史记》有言：“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与主流文化相悖而又广泛存活于民間社会的文化。侠义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使侠客行侠仗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林海雪原》受侠义小说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在主题上与侠义精神相暗合，同时依据现实情况进行了创新，使之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叙事模式上，《林海雪原》借鉴了古代侠义小说惯用的“复仇”模式。它并没有像其他战争题材的小说那样从国家、民族的宏大视角入手，而是巧妙地以主人公和匪徒之间的仇恨为切入点，开篇便充满江湖味道。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姐姐在执行工作时被土匪围堵杀害，此时，“剿匪”对于少剑波而言不再单单是一项政治军事任务，同样是一件复仇大计。而另一位战斗英雄杨子荣更是在受尽恶霸地主欺凌，亲人接连亡故的情况下，投入八路军队伍，以期报仇雪恨。“抗战开始后，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军，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不论是少剑波、杨子荣，还是《林海雪原》中的其他人物，他们的经历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了古代侠义小说中“结仇——寻找途径报仇——成功报仇”的模式。
《林海雪原》在叙事模式上的创新之处便是将个人的恩仇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从侠义精神的角度出发解读社会主义解放事业，使之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审美情趣。陈平原说：“扩大恩仇的具体内涵，突出侠客报恩仇的合理性，这一点从平江不肖生就已开始，有个人的恩仇，也有民族的恩仇，当两者合而为一时，无疑是最理想的。”“报仇”报的不仅仅是少剑波、杨子荣与土匪之间的杀亲之仇，更有平民百姓与地主、国民党军队之间的阶级仇恨，个人的仇恨加上群众的血债，“报仇”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也显得更加合理。
古代侠客行侠仗义、济世安民，现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怕牺牲、心系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于是，“许多作家自觉地将这种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政治意识书写对接起来，在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革命者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扶危济困，忠肝义胆的豪侠气，民族侠义传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中得以演绎。”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描写战士们的侠义精神，而是将其融于一件件小事中：小分队成员滑着雪橇，穿林海跨雪原与匪徒斗智斗勇，“长腿”战士为了准时传递情报，拖着冻伤的双腿爬回驻地……，战士们为了解放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侠义精神的现代化表达。
《林海雪原》在叙事模式和情节设置中有意塑造了忠肝义胆的无产阶级英雄“侠客”的形象，中华民族的爱好和平、行侠仗义的民族性格得到进一步彰显。
（二）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
西方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方人民性格主动，西方世界以商业文明为主，讲求对未知领域的开拓探索，因而在其文化上更倾向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进取精神，注重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基于个人荣誉而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得到美国国民的普遍认可，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身上就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桑提亚哥是孤独的，即便是在他最窘迫的时候，他也只是自己出海，带着一个人的孤独和坚持去海上战斗。在这种孤独平凡的角色与强大的自然世界悬殊的力量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不言败的“硬汉”。其次，桑提亚哥不是年轻有力的青年，而是一位衰老年迈的老渔夫，他的硬汉形象不是体现为体力的强大，而体现为精神的强大。纵然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荣誉和自尊而战。他与大马林鱼的搏斗，不仅是与自然的搏斗，更是为生命和尊严而搏斗。为了维护生命尊严，不惜拼死一搏，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中最好的诠释。
“生活中，能压倒一切的不算是强者，但不被一切所压倒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这种古典英雄观念影响下的“硬汉形象”的塑造，使得《老人与海》通篇洋溢着西方文学中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美国精神的内核。
而东方文化主要为农业文明，讲求群体的集体协作，因而其文化对群体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个人的重视，反映在文学上，则体现出浓郁的集体英雄主义色彩。
曲波在谈及作品创作时提到，《林海雪原》并未一味地迎合主流文学的创作方式，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采用了民间立场，有意使作品接近民族风格。十七年文学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他笔下足智多谋、传奇又高大的英雄人物正好与当时的文化需要相吻合，契合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作品中的杨子荣也并非是孤胆英雄，他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他自身胆识过人、心思缜密，同样要归功于战友们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心中有信仰、身边有战友、身后有人民。而《林海雪原》中的硬汉也不止杨子荣一人，足智多谋的革命将领少剑波、美丽果敢的战地医生小白鸽，雪地里健步如飞的通讯兵“长腿”……无论是何种秉性和气质，他们都有着为了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同的革命信念和追求。尽管叙事风格中带着古代侠义小说的“复仇”倾向，但是小分队英雄们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复个人之仇，更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复民族之仇，可以说《林海雪原》是以“民族形式”谱写的一曲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英雄群像的赞歌。 （三）结局悲喜不同
《老人与海》一方面完美的诠释了老渔夫桑提亚哥的“硬汉形象”，唱响了
个人英雄主义的赞歌，另一方面，他还是一部古典悲剧类型的作品。
海明威曾说：“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人生只有一个结局。”从文章开篇，他笔下的老渔夫便以悲剧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消瘦而憔悴”的脸庞，手上“刻的很深的伤疤”，孤独苍老的老人好像下一秒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其次在情节设置方面，小说也一再渲染主人公孤独失利的生活处境，“一连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文中处处弥漫着悲情式色彩。
海明威笃信基督教，其原罪意识根深蒂固。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生而有罪，而耶稣则担负着拯救世人，洗脱罪恶的使命。所以在作品中，海明威更是有意地将桑提亚哥比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担负着世人洗涤罪孽的重任。当小镇上的居民使用新技术捕鱼收获颇丰而破坏鱼群生态时，圣地亚哥仍然坚持使用传统可持续的捕鱼方式，他像耶稣一样坚信自己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其在海上航行的过程实际也象征着人类需要经历的苦难历程。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以说，悲剧是永恒的，而就在这种永恒性中，方能见出人的生命的真谛。”
在西方文学中，悲剧被看作是最高的艺术，“悲剧高雅、喜剧世俗”的观念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从《俄狄浦斯王》、《李尔王》到《哈姆雷特》、《浮士德》，西方文学作品中无不透露着悲剧色彩。
而纵观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故事多为圆满结局。王国维曾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魇阅者之心，难矣。”中国文学这种始悲终欢、始离终合的“大团圆”与我国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民族的审美心态有着重要的关系。儒道思想在我古代影响颇广，道家的有无相生暗示着一种圆满的思维方式，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和“以礼节乐”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美梦成真、善恶有报。
《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西游记》中描绘了经历苦难最终达成目标的美好追求;《林海雪原》中剿匪小分队齐心协力，共谋策略，憑着敢打敢拼的豪气剿匪成功除暴安良，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偏爱喜剧团圆的审美取向。
三、结语
《老人与海》和《林海雪原》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浓郁的时代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色彩。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具有和中国硬汉式人物相通的精神：乐观、进取、永不言败，这反映出中西文化在生命意识方面的共性。但是在民族性格刻画、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结局喜悲方面，两部作品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也正反映出了在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化的差异。通过对两部作品在写作内容和写作形式方面的异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敏感性认识，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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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萍萍，1996年2月13日出生，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淄博市，现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