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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翻阅我的老像夹,看到46年前(1952年),我与战友、同学杨风亭等8人的合影,就会想起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感到十分内疚,而久久不能平静。但我的这件憾事,却引出了歼敌一个团的捷报。现详细叙述如下,以飨读者。
1948年4月,解放军山东战场捷报频传,胶济铁路沿线,除青岛、军事要地潍县和济南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以外,其他城镇全都成了解放区。4月5日这天,胶济线上、潍县西50华里的昌乐县城被解放军华东部队攻下。当时,我是中共昌乐县委独立营的战士,随县委住在潍县县城以南、昌乐县稍偏东南的二甲村,距昌乐县城40多里。这天早饭后,县委书记、独立营政委赵西林让我(20岁,3年军龄)和战友吴维坤,去五图煤矿给独立营副政委何子健送信。我俩背上大枪、带好信件,就匆匆上了路。出二甲村向西,去五图煤矿只有20来里路,我俩甩开大步,边走边哼起了小曲,没有一点“遇敌”的警惕性。我俩认为,五图煤矿在昌乐县城东南20里,已是解放区,而龟缩在潍县县城的国民党十几万军队,根本不敢远离县城,这里是平安大道。所以,当我俩走到离五图煤矿仅有3里之遥的上疃村东时,虽然看到村北岭上有几个人站在高处不动(看不太清楚,是敌人的岗哨),但仍然没有引起警惕。于是,我在前,吴维坤在后,斜背大枪,大摇大摆地进了上疃村东门。
这个村只有东西一条主街,而且弯弯曲曲。我俩进村时,虽然已有10点来钟,但路两边的农户都紧闭大门,街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因为这里刚刚解放,兵荒马乱气氛仍然很浓,人们躲在家里保平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整个村庄显得很平静,连孩嚎狗叫声音都没有。可是,当我俩快走到村西头,刚拐过一个向右的大弯时,突然发现在路北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大群国民党兵,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军装,正蹲在那里吃饭,大枪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上,靠在墙上,一挺轻机枪摆在广场中央,露天锅里还冒着热气。这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我俩将是自己送上门的“肉包子”。我俩一看误入敌营了,立即吓出一身冷汗。我俩虽然是“土八路”打扮,身穿便衣,但两支钢枪是十分明显的。敌人立即发现了我们,有的向我俩喊话:“站住!干什么的?”有的去摸大枪。此时,如果与敌人硬拼,那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傻子也不会那样干。最上策就是快逃,但也不能回头顺原路向东跑,大街上无遮挡物,最容易暴露目标,被敌人击中。我见路南有一条小胡同,就顺手一指,对吴维坤说:“向南跑!”
我俩这一跑,立即招来了敌人的一片枪声。他们边开枪边向我俩追来,当我俩跑到胡同中部时,已经有十几个敌人追到胡同北口。我用的是一支美式步枪,边跑边向密集的敌人打了一枪。当我回身再跑时,十几发子弹一起向我俩射来。我只觉得后背上、脖子上、耳朵上中了弹,右腮和脖子上流出了鲜血,心口窝发热,但逃跑的脚步并未放慢。可是,当我俩跑到胡同南端时,一下子傻了眼。原来这条小胡同是“死胡同”,胡同南口垒起了严严的砖墙。看来,我俩真成了瓮中之鳖。但是,此墙是用泥浆砌的缝,砖与砖之间还有些小孔,不太结实。此时,吴维坤当机立断,一个箭步跨到墙下,一脚跺去,把砖墙踹塌了大半截。他见我负了伤,就抓起我的左胳膊,拽着我越过了半截墙。说来真巧,砖墙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水沟,我俩拼命的向东跑去……
不知什么原因,敌人追到胡同南口,见我俩顺沟向东跑去以后,不再追击,连“冷枪”也未打一枪。当我俩跑出百多米时,从沟北旁崖下的大洞里,突然窜出一位壮年男老乡,他快步跑到我跟前说:“同志,我来背你。”我这时已全身无力。在敌人追击时,我还能强打精神向前跑,可枪声一停,全身却软的像滩稀泥。现在有老乡背我,真是旱苗遇甘露。老乡告诉我,他刚才在坡里干活,听到枪声才躲到沟里。他老远就看见我们了,知道我们是八路军(老百姓习惯的这样称呼我们),所以就自觉地跑出来背我。他大约背了我有二里多路,来到辛旺村的北沟时,正巧碰上正在向西行进的县独立营,吴维坤扼要地向张副营长汇报了我俩“误闯敌营”的情况,并说敌人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在上疃村。张副营长听后,一方面派两名战士进辛旺村,找来一块门板,把我抬回前方医院;一方面亲自率领带来的两个连(另一连队住在二甲村),飞速向上疃村扑去,想趁敌人逃跑之前,以压倒敌人的优势,把他们消灭掉。
可是,两个连的兵力进到上疃村东门外和村南那个小胡同口时,遭到了敌人的顽强反抗,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中午,也未能攻进村里。从敌人使用轻、重机枪扫射的火力分析,敌人绝不是一个连的兵力(我与吴维坤的汇报有误),很可能是一个团的兵力。敌人的火力虽然大大胜过我们,但他们怕中埋伏,不敢出村与我们交战。正在这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村西、村北响起了枪声。原来是,驻扎在昌乐县城东的解放军某团,听到这里激烈的枪声以后,迅速赶到了上疃村西,并与两名正在向县城报信的独立营战士相遇。团长立即做出决定,从村西、北两个方向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刹那间,村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原来就怀疑我与吴维坤进村,就是为了“探路”,现在已被包围,更是胆颤心惊,首先从思想上丧失了战斗力。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解放军与我们独立营攻占了上疃村,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全部被歼灭。据抓到的俘虏介绍,这个团原来住在潍县县城南郊,团长说本团是“后娘孩子”,怕解放军攻打胶济铁路线上这座孤城时,自己首先被歼灭,所以昨天晚上,拉起全团人马,顺铁路南侧的山岭区逃到上疃村,想吃过早饭后,再向西跑,直至济南城,未想到才逃出几十里就被歼灭了。我俩误入敌营,却起到发现敌人、暴露敌人目标而全歼敌人的重要作用。上疃战役的胜利,是解放潍县的“前奏曲”。对此,住在益都县城(距昌乐县城60里)的解放军华东军区(即第三野战军)某师,还发出战报,通报了歼敌战绩,并表扬了参战部队和我们独立营。上述情况,是赵西林政委到医院看望我时对我说的。听后,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我的枪伤共有3处:打掉了右耳垂;脖子处有伤口;脊背上有18公分长的大口子。并同时引起了肺炎。在前方医院(潍县坊望留村)包扎伤口后,又到后方医院(今临朐县蒋峪村)治疗,半年后伤愈出院,重新回到独立营。1948年底,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队(因我是独立营中少有的战士共产党员)任警卫战士。1952年初部队整编,因我伤残、无文化,便被送到山东省第一工农干部补习学校上学,补习小学课程。毕业后,转业到地方工作。
1948年4月,解放军山东战场捷报频传,胶济铁路沿线,除青岛、军事要地潍县和济南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以外,其他城镇全都成了解放区。4月5日这天,胶济线上、潍县西50华里的昌乐县城被解放军华东部队攻下。当时,我是中共昌乐县委独立营的战士,随县委住在潍县县城以南、昌乐县稍偏东南的二甲村,距昌乐县城40多里。这天早饭后,县委书记、独立营政委赵西林让我(20岁,3年军龄)和战友吴维坤,去五图煤矿给独立营副政委何子健送信。我俩背上大枪、带好信件,就匆匆上了路。出二甲村向西,去五图煤矿只有20来里路,我俩甩开大步,边走边哼起了小曲,没有一点“遇敌”的警惕性。我俩认为,五图煤矿在昌乐县城东南20里,已是解放区,而龟缩在潍县县城的国民党十几万军队,根本不敢远离县城,这里是平安大道。所以,当我俩走到离五图煤矿仅有3里之遥的上疃村东时,虽然看到村北岭上有几个人站在高处不动(看不太清楚,是敌人的岗哨),但仍然没有引起警惕。于是,我在前,吴维坤在后,斜背大枪,大摇大摆地进了上疃村东门。
这个村只有东西一条主街,而且弯弯曲曲。我俩进村时,虽然已有10点来钟,但路两边的农户都紧闭大门,街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因为这里刚刚解放,兵荒马乱气氛仍然很浓,人们躲在家里保平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整个村庄显得很平静,连孩嚎狗叫声音都没有。可是,当我俩快走到村西头,刚拐过一个向右的大弯时,突然发现在路北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大群国民党兵,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军装,正蹲在那里吃饭,大枪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上,靠在墙上,一挺轻机枪摆在广场中央,露天锅里还冒着热气。这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我俩将是自己送上门的“肉包子”。我俩一看误入敌营了,立即吓出一身冷汗。我俩虽然是“土八路”打扮,身穿便衣,但两支钢枪是十分明显的。敌人立即发现了我们,有的向我俩喊话:“站住!干什么的?”有的去摸大枪。此时,如果与敌人硬拼,那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傻子也不会那样干。最上策就是快逃,但也不能回头顺原路向东跑,大街上无遮挡物,最容易暴露目标,被敌人击中。我见路南有一条小胡同,就顺手一指,对吴维坤说:“向南跑!”
我俩这一跑,立即招来了敌人的一片枪声。他们边开枪边向我俩追来,当我俩跑到胡同中部时,已经有十几个敌人追到胡同北口。我用的是一支美式步枪,边跑边向密集的敌人打了一枪。当我回身再跑时,十几发子弹一起向我俩射来。我只觉得后背上、脖子上、耳朵上中了弹,右腮和脖子上流出了鲜血,心口窝发热,但逃跑的脚步并未放慢。可是,当我俩跑到胡同南端时,一下子傻了眼。原来这条小胡同是“死胡同”,胡同南口垒起了严严的砖墙。看来,我俩真成了瓮中之鳖。但是,此墙是用泥浆砌的缝,砖与砖之间还有些小孔,不太结实。此时,吴维坤当机立断,一个箭步跨到墙下,一脚跺去,把砖墙踹塌了大半截。他见我负了伤,就抓起我的左胳膊,拽着我越过了半截墙。说来真巧,砖墙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水沟,我俩拼命的向东跑去……
不知什么原因,敌人追到胡同南口,见我俩顺沟向东跑去以后,不再追击,连“冷枪”也未打一枪。当我俩跑出百多米时,从沟北旁崖下的大洞里,突然窜出一位壮年男老乡,他快步跑到我跟前说:“同志,我来背你。”我这时已全身无力。在敌人追击时,我还能强打精神向前跑,可枪声一停,全身却软的像滩稀泥。现在有老乡背我,真是旱苗遇甘露。老乡告诉我,他刚才在坡里干活,听到枪声才躲到沟里。他老远就看见我们了,知道我们是八路军(老百姓习惯的这样称呼我们),所以就自觉地跑出来背我。他大约背了我有二里多路,来到辛旺村的北沟时,正巧碰上正在向西行进的县独立营,吴维坤扼要地向张副营长汇报了我俩“误闯敌营”的情况,并说敌人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在上疃村。张副营长听后,一方面派两名战士进辛旺村,找来一块门板,把我抬回前方医院;一方面亲自率领带来的两个连(另一连队住在二甲村),飞速向上疃村扑去,想趁敌人逃跑之前,以压倒敌人的优势,把他们消灭掉。
可是,两个连的兵力进到上疃村东门外和村南那个小胡同口时,遭到了敌人的顽强反抗,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中午,也未能攻进村里。从敌人使用轻、重机枪扫射的火力分析,敌人绝不是一个连的兵力(我与吴维坤的汇报有误),很可能是一个团的兵力。敌人的火力虽然大大胜过我们,但他们怕中埋伏,不敢出村与我们交战。正在这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村西、村北响起了枪声。原来是,驻扎在昌乐县城东的解放军某团,听到这里激烈的枪声以后,迅速赶到了上疃村西,并与两名正在向县城报信的独立营战士相遇。团长立即做出决定,从村西、北两个方向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刹那间,村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原来就怀疑我与吴维坤进村,就是为了“探路”,现在已被包围,更是胆颤心惊,首先从思想上丧失了战斗力。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解放军与我们独立营攻占了上疃村,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全部被歼灭。据抓到的俘虏介绍,这个团原来住在潍县县城南郊,团长说本团是“后娘孩子”,怕解放军攻打胶济铁路线上这座孤城时,自己首先被歼灭,所以昨天晚上,拉起全团人马,顺铁路南侧的山岭区逃到上疃村,想吃过早饭后,再向西跑,直至济南城,未想到才逃出几十里就被歼灭了。我俩误入敌营,却起到发现敌人、暴露敌人目标而全歼敌人的重要作用。上疃战役的胜利,是解放潍县的“前奏曲”。对此,住在益都县城(距昌乐县城60里)的解放军华东军区(即第三野战军)某师,还发出战报,通报了歼敌战绩,并表扬了参战部队和我们独立营。上述情况,是赵西林政委到医院看望我时对我说的。听后,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我的枪伤共有3处:打掉了右耳垂;脖子处有伤口;脊背上有18公分长的大口子。并同时引起了肺炎。在前方医院(潍县坊望留村)包扎伤口后,又到后方医院(今临朐县蒋峪村)治疗,半年后伤愈出院,重新回到独立营。1948年底,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队(因我是独立营中少有的战士共产党员)任警卫战士。1952年初部队整编,因我伤残、无文化,便被送到山东省第一工农干部补习学校上学,补习小学课程。毕业后,转业到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