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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做好2017年的经济工作明确了总基调、总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和重点任务。过去一年，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但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新的风险仍在积聚。2017年要继续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把握好稳中求进总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中求进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坚持把握的总基调，此次会议将这一总基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对指导2017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从过去几年看，只有稳住了经济大势和社会大局，才能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如果经济过快下滑，就业和社会矛盾突显，就没法有序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稳中求进”的政策措施是什么？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2016年是连续第七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尽管政策提法没有变，但是具体做法有许多亮点。会议明确了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特别是预算要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民生托底等。从相关的研究看，财政赤字率可以扩大到3.5%，或者继续发行专项建设基金债券，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如果2017年下行压力过大，甚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此外，我国宏观税负整体偏高，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以及对双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进行结构性、功能性减税。
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在“稳健”基础之上，“中性”一词释放出新的信号，这是顺应国内外环境变化新态势和去杠杆要求的新调整。目前，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节奏在加快，预期2017年美联储将有加息动作出现；国内工业品价格摆脱了4年多的通缩态势，CPI也在温和上涨。这样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强调更中性一些，调节好货币政策的闸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会议强调，在稳的同时，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制造业不良率上升、企业债、互联网金融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金融风险隐患叠加。防风险方面，表述由上年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调整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要主动暴露一些风险隐患并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防患于未然。
适度扩大总需求确保稳增长。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会维持在6.5%-7%。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目标，财政、货币政策要配合稳增长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2016年消费贡献了70%左右的经济增长，2017年要想方设法稳定居民收入，以更好发挥消费的稳增长作用。此外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对于激活民间资本，政府要做的是降低税费成本、创造良好环境，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决策、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基础建设上则需要政府重点发力，包括中西部的高铁、城际铁路、地下管网、节能环保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如何深化？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拓展为四个方面，即在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打破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的僵局。去库存要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去杠杆方面，重点是降低企业杠杆率。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我国企业杠杆率在180%左右，相当高；政府部门杠杆率狭义口径38%，可比口径约50%；居民部门杠杆上升快，但仍在合理范围。因此，去杠杆的核心还是降低企业的杠杆。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2016年前10个月营改增整体减税3717亿元，通过降电价、电力直接交易等减少企业电费支出近1000亿元。当前降低我国企业税费、要素成本、物流费用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空间仍然较大，降税减费迫切需要落地。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对“三农”问题一直高度关注，几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重点强调了如何做好“三农”工作。此次会议要求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2017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线。当前，我国农业领域正面临着产需失衡、价格倒挂、成本上涨、环境制约等突出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根本出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农产品供给问题上着力，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近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资本“脱实向虚”引发全社会关注。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处理好几对关系。要处理好质和量的关系，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处理好新和老的关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与过去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提法有所不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要让住房回归居住的属性，可以预见，未来炒房行为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土地政策上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和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租赁政策上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市场监管上要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改革落地将是重中之重
目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30项改革事项相关方案已基本全部出台，顶层设计都有了，也就是说“四梁八柱”架子搭建好了，现在就是要把改革举措全面落地，尤其是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要落地。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假如国企改革推进不了，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源，就没法把各种要素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去。其它领域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因此，2017年改革落地将是重中之重。会议明确了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
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关键性突破，更有利于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优先于国企改革的其它方面，率先完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外资资本的混合。垄断领域的混改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但该领域混改对整个混改乃至国企改革有着牵引作用。会议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即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去年以来，中央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按照“1+N”体系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国企改革初见成效。随着2017年进入国企改革建设年，改革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红利也将更多释放。
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会议提出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在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形势下，保护企业产权、激活主体活力刻不容缓。产权保护的核心是强调平等保护，有很强的针对性，相当于给民企投资实体经济吃“定心丸”，对改善民间投资低迷状况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民营企业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涉及理顺政府和市场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是财政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会议提出要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目前金融领域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直接关系企业去杠杆、降成本，有利于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动民营银行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王 婷
把握好稳中求进总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中求进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坚持把握的总基调，此次会议将这一总基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对指导2017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从过去几年看，只有稳住了经济大势和社会大局，才能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如果经济过快下滑，就业和社会矛盾突显，就没法有序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稳中求进”的政策措施是什么？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2016年是连续第七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尽管政策提法没有变，但是具体做法有许多亮点。会议明确了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特别是预算要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民生托底等。从相关的研究看，财政赤字率可以扩大到3.5%，或者继续发行专项建设基金债券，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如果2017年下行压力过大，甚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此外，我国宏观税负整体偏高，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以及对双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进行结构性、功能性减税。
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在“稳健”基础之上，“中性”一词释放出新的信号，这是顺应国内外环境变化新态势和去杠杆要求的新调整。目前，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节奏在加快，预期2017年美联储将有加息动作出现；国内工业品价格摆脱了4年多的通缩态势，CPI也在温和上涨。这样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强调更中性一些，调节好货币政策的闸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会议强调，在稳的同时，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制造业不良率上升、企业债、互联网金融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金融风险隐患叠加。防风险方面，表述由上年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调整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要主动暴露一些风险隐患并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防患于未然。
适度扩大总需求确保稳增长。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会维持在6.5%-7%。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目标，财政、货币政策要配合稳增长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2016年消费贡献了70%左右的经济增长，2017年要想方设法稳定居民收入，以更好发挥消费的稳增长作用。此外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对于激活民间资本，政府要做的是降低税费成本、创造良好环境，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决策、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基础建设上则需要政府重点发力，包括中西部的高铁、城际铁路、地下管网、节能环保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如何深化？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拓展为四个方面，即在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打破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的僵局。去库存要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去杠杆方面，重点是降低企业杠杆率。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我国企业杠杆率在180%左右，相当高；政府部门杠杆率狭义口径38%，可比口径约50%；居民部门杠杆上升快，但仍在合理范围。因此，去杠杆的核心还是降低企业的杠杆。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2016年前10个月营改增整体减税3717亿元，通过降电价、电力直接交易等减少企业电费支出近1000亿元。当前降低我国企业税费、要素成本、物流费用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空间仍然较大，降税减费迫切需要落地。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对“三农”问题一直高度关注，几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重点强调了如何做好“三农”工作。此次会议要求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2017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线。当前，我国农业领域正面临着产需失衡、价格倒挂、成本上涨、环境制约等突出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根本出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农产品供给问题上着力，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近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资本“脱实向虚”引发全社会关注。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处理好几对关系。要处理好质和量的关系，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处理好新和老的关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与过去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提法有所不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要让住房回归居住的属性，可以预见，未来炒房行为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土地政策上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和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租赁政策上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市场监管上要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改革落地将是重中之重
目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30项改革事项相关方案已基本全部出台，顶层设计都有了，也就是说“四梁八柱”架子搭建好了，现在就是要把改革举措全面落地，尤其是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要落地。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假如国企改革推进不了，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源，就没法把各种要素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去。其它领域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因此，2017年改革落地将是重中之重。会议明确了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
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关键性突破，更有利于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优先于国企改革的其它方面，率先完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外资资本的混合。垄断领域的混改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但该领域混改对整个混改乃至国企改革有着牵引作用。会议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即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去年以来，中央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按照“1+N”体系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国企改革初见成效。随着2017年进入国企改革建设年，改革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红利也将更多释放。
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会议提出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在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形势下，保护企业产权、激活主体活力刻不容缓。产权保护的核心是强调平等保护，有很强的针对性，相当于给民企投资实体经济吃“定心丸”，对改善民间投资低迷状况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民营企业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涉及理顺政府和市场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是财政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会议提出要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目前金融领域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直接关系企业去杠杆、降成本，有利于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动民营银行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