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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祖上有遗训：固若金汤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但中信泰富巨亏东窗事发后，一位与荣家两代走得都很近的高干子弟告诉记者：“他(荣智健)其实酷爱投机，只是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所以公众毫不知情。”
打造一个百年家族传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要将这根基毁于一旦，则只需一个足够严重的错误决策。
2009年4月8日下午6时20分，甫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的荣智健从香港中信大厦黯然离去，67岁老人强作平静的外表无法掩饰内心的百味杂陈。
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离场。
中信泰富巨亏丑闻的引爆，使荣智健十数年来苦心营造的睿智企业家形象一朝坍塌。显然，无论他与长子荣明杰最终是否能在香港警方的调查中安然脱身，中信泰富的荣氏时代都注定结束了。
巨亏漩涡
将意气风发的荣氏两代同时卷入巨亏漩涡的，是一份被市场人士斥为极不合理的外汇杠杆交易合约。
2007年，中信泰富与包括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3家银行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澳元大跌，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因此产生了147亿港元亏损，
一时间，外界对荣智健的失望和质疑排山倒海而至。
曾连续6年雄踞胡润百富榜首富席位的荣智健，一度被外界视为既善审时度势，又勇于拼搏进取的商界奇才。他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打拼出千万身家；加人中信香港后，亲自运作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恒昌行等项目，使中信香港在短短几年内增值数十倍，并成功借壳泰富成为上市集团。中信香港收购国泰航空及恒昌行的资本运作，更一度被投资界奉为经典案例。
亦正因如此，中信泰富这次涉险外汇杠杆交易显得更为不可思议。
据中信泰富称，进行外汇杠杆交易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其西澳洲铁矿投资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但香港分析师马上驳斥：澳洲铁矿项目涉及金额仅为16亿澳元，引致巨亏的外汇衍生投资却高达90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这实际是做空美元、做多澳元的炒汇行为。
而且，中信泰富签订的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也就是说，即使澳元汇率持续走高，可以赚取的差价也不过是5000万美元，但一旦汇率走低，亏损可以是无限大。
这明显是一份风险极不对称的不平等合约，无怪乎事发后有人怀疑：荣智健作为一位投资经验丰富的实战派企业家，何以突然涉此大险，内里是否另有别情?
红顶传人
香港多诞生华人企业家传奇，生于红色家族的荣智健是其中之一。他的伯祖父荣宗敬、祖父荣德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奠基人，父亲是前任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荣智健一直相信自己遗传了祖父及乃父的经商天分。“文革”后，他只身闯荡香江，利用荣家在香港硕果仅存的一些资产，与堂弟荣智金、荣智谦合资在新界大埔开办了爱卡电子厂。他前后在爱卡投资了100多万港元，最后出售公司时却获得了720万美元的回报。1982年，他又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最终获得40倍回报。短短数年就积累了数千万港元身家。
但尽管如此，在香港工商界始终不曾把荣智健与李嘉诚等白手兴家的富豪归为一类。风光的时候，他也许不曾想到有政商界人士是如此评论他素日的低调作风的：“他(荣智健)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太子爷，依靠父荫积累财富，当然不像我们这些白手兴家的人一样，可以坦然面对媒体的刨根究底。”
務实者还是冒险家?
确然，这些年来荣智健面对公众时一向低调，平日深居简出的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访问，即使每年公司发布业绩时稍作露面，也总是冷颜谢绝记者追访。
多年来，公众对荣智健的了解仅局限于他愿意公开表述的那几次成功商业运作过程，但对其个人、性格及更多的投资管理风格，其实不甚了了，将其描述成一个务实、睿智和满怀社会责任感的完美企业家，更多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象。
荣氏祖上有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但中信泰富巨亏东窗事发后，一位与荣家两代都走得很近的高干子弟告诉记者：“他(荣智健)其实酷爱投机，只是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所以公众毫不知情。”
另一位对中信泰富素有关注的市场分析人士则表示：“荣素喜追涨杀跌，后知后觉，在资本市场早已出了名。”
这样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外间大多只知荣智健收购国泰航空以及中信泰富年年盈利的风光，但细看中信泰富年报，这些年来其实有很多投资项目都没有赚到钱。“典型的是其2006年决定重同内地楼市，在上海等地大量购地，而当时上海楼市已达到相当价位。事后看来中信泰富并没有在房地产项目上亏钱，既有侥幸因素，也与其家族背景，及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守望相助’有关。”上述市场分析人士说。
一个细节是，荣智健平日最喜好两样娱乐：一是赛马，二是高尔夫球。对博彩近乎执著的偏好已渗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赛马自不待言，甚至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也爱赌上两把。他说：“若不设注，打球就平淡无味，毫无刺激可言。就算少至10港元一个球洞，毕竟也有真正目标。”
即使是一直为荣氏所津津乐道的那几次成功收购案例，也没有一次不是以小博大，风险极高，其间却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
说不尽的“父荫”
入主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的首个大手笔是收购其时香港最大的上市航空公司之一 国泰航空125％的股权。
当时，这个收购计划因“风险太大”，一度被香港中信的董事局否决。而事实上以当时中信香港的实力，也委实无法撬动国泰航空这一庞然大物。
但他是荣毅仁的儿子。
被董事局泼了冷水后，荣智健连夜飞往北京，将准备了近半年的收购报告提交给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父亲，荣毅仁当即将其直接交予国务院审批。在荣毅仁的鼎力支持下。国务院不仅在审批上大亮绿灯，有关部门还专门借款8亿给中信香港完成收购。
继国泰航空之后，荣智健又完成了收购香港电讯、恒昌行等以小博大的高风险投资，这几次操作都被港人称为“蛇吞象”行为。尤其以当时年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的中信香港，要收购实际净资产77亿的恒昌行，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因每次都得到国务院的鼎力支持，荣智健在资金筹措和人脉运用上如鱼得水，从没有遇到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在中信香港收购恒昌行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为完成“蛇吞象”，1990年，荣智健联合了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何厚铿等香港富豪组成财团，联手收购恒昌行。但收购案进行至尾声，荣智健突然改变主意，决意独自吃下恒昌行。
增持股份，自己派息给自己获取高额收入，再增持股份——了解了荣智健个人财富的累积轨迹，就不难理解当年这些大型收购之于其个人利益的意义。
1991年收购恒昌行后，中信泰富即出售中环恒昌大厦及部分长期投资形成11.31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连同当年正常利润派发股息160元／股。荣智健个人获得约2.02亿港元派息。
1996年中信泰富出售“港龙航空”17.66％的权益予“中国航空公司”，出售“香港电讯”约12％的股权，形成了33亿港元的特殊收益：1997年5月，“中信泰富”又将“香港电讯”7.74％的股权出售给“光大集团”，形成35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而在1996、1997和1999年中信泰富发放的这3次“特别股息”里，荣智健个人又从中分红达17.8亿港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各种分红总额已经达31.07亿港元。
除此之外，他也擅于在中信泰富的各项大型投资中搭“顺风车”赚钱。对恒昌行的第一轮收购，荣智健个人出资收购了6％的股份，随即转手将股份出让给中信泰富，左手倒右手，轻易就赚了8000多万。
财富与权力的转换
从当初以纯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中信泰富到如今，荣智健已拥有中信泰富約19％的股份，而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则由1996年前的47％降为28.86％，二者持股比例差距越来越小。
巨亏事件爆发前，香港人大多不知道中信集团，在他们跟里，中信泰富就是荣智健的家族企业。更何况荣智健的儿子荣明杰、女儿荣明方均在集团内历任要职。如果不是这次的巨亏漩涡，荣智健要渐渐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弦更张为其家族企业亦并非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中信泰富与荣智健的私人公司已完全没有分别。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全是荣智健一个人说了算。”一位曾在中信香港位居要职，后因与荣智健理念不合而离开中信的人士表示。
外界对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个人资产的飙升并非没有质疑，对此，他从来不以为然。“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也翻几番呢?”
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要追溯到荣家历次的资产变迁。
作为工商界翘楚荣毅仁的独子，甫当成人之际的荣智健其实并没有打算从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配合政府将名下所有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意味着荣家后人再也不必承继家业，而荣毅仁自己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则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
直至成为中国首富后，荣智健还不时回忆当年的阔绰生活：“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荣公子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会安心从事他的技术工作，每年领取不菲股息。继续过着舒适而优渥的生活。然而一场“文革”，荣家所有资产被没收，荣毅仁还成了“专政”对象，荣智健也被下放 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吃了8年的苦头。
与经历过抗战风雨的父亲不一样，荣智健自小娇生惯养，很难想象这8年苦难在他心理上形成了多大落差。1972年，随着“文革”结束，荣毅仁身份被恢复，荣智健也终于得以返京，但6年后的夏天，他却突然决定远离妻儿，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也许，在荣智健心目中，他借助中信泰富得到的，并不如“文革”前后荣家为国家贡献的和失去的多。榮家两三代人数十年艰辛打拼回来的家业，曾在数年里全数失去。而荣智健又在十数年内将曾经富裕豪奢的生活重建了起来。
香港有不少像李嘉诚、伍集成这样的富豪，虽然家财万贯，但不喜欢更换豪宅，依然保持简单节俭的生活习惯。
但荣智健恰恰相反，他拥有香港最奢华的私人游艇甚至森林；曾在英格兰的萨塞兄斯伯乡间购下一栋曾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拥有的豪华别墅，成为当日英国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花3亿港元买下一架私人飞机，为香港富豪正式开了私人购买飞机的先河。“我不想过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我喜欢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终有迈不过的坎
不过，荣智健人生道路上的无限风光在2008年10月戛然而止了。
2009年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这次是不是中信泰富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他表情沉重地答：是的，是第一次亏损。
中信泰富巨亏丑闻引爆后，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一时间撰文抨击荣氏“赚钱私有化，亏钱国有化”——此乃对他个人极为严厉的指责。
一朝众叛亲离，原因不仅在于不理智的外汇投资决策，更在于事件当中荣智健没有表现出一个上市公司主席具担当的一面，而是更不明智地延迟公告甚至推诿责任，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全然押在母公司中信集团身上。
巨亏消息公布后，荣智健当即声称事前对此交易毫不知情，合约是由财务董事张立宪越权签定。在家族控制力度如此之强的中信泰富里，堂堂主席竟对涉及90亿的合约毫不知情，这当然得不到外界的采信。更何况公司2007年年报显示，荣智健之女荣明方才是中信泰富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不过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每一个异常行为背后都应该有其动机。张立宪作为一个领取年薪的高管，即使投机行为赚了钱，对他个人毫无好处，但一旦亏了，他立时便饭碗不保。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违反公司管理规定去做这笔交易。”刘梦熊说。至于投机交易一旦产生“特殊收益”，与中信泰富内谁的利益相关度最大，则不言而喻。
而急于推脱责任的同时，荣智健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再次飞往北京寻求总部支援。
公司发展一帆风顺时，荣智健总想摆脱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的关系，证明自己单飞的能力；但一旦遇到危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又是中信集团。遇事就找母公司撑腰，这已不是头一遭。
1996年认购2.91亿中信泰富股份，荣智健的资金来源是汇丰银行贷款。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股价曾一度跌至13.2港元，荣智健股票市值约下跌至60亿港元，一度面临被银行及证券行斩仓从而破产的境地。
当时父荫尚在，荣智健紧急求救中信集团，母公司即以3亿美元在市场回购股票，将中信泰富股价维持在20港元以上，并向以荣智健为主的中信泰富管理层提供免息贷款。凭借母公司提供的贷款，荣智健不但顺利渡过难关，并继续趁低增持公司股份。金融危机过后，中信泰富股价大涨，荣智健因祸得福，成就了中国首富的地位。
10年一个轮回，2008年荣智健再次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只是，1998年他亏的是自己钱，尚可凭借父荫及母公司特殊之极的“借贷”力挽狂澜；但这次，他亏的是上市公司的钱，即使中信集团伸出援手，也未必能将其从麻烦中拉出来。
2009年1月2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公司展开正式调查，当中涉及17名董事，其中包括荣智健及其长子荣明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调查的起因不是炒汇事件本身，而是中信泰富对巨额亏损消息推迟6周披露，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
他先是忘记了，离开了中国大陆，离开了香港，在海外市场上，那些政治和人脉资本再也不能作为他的后盾；然后他又忘了，中信泰富本质上还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是荣家的私人产业，把个人利益放在投资者利益之上，随意延迟公告，即使是父亲尚有余荫，此番也保他不住了。
而在4月11日，总理温家宝在泰国参加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曾向记者表态说：“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不过，以前赚钱私有化也好，这次亏钱始终是要国家埋单也好，中信集团最终还是决意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避免了其破产的命运。
同时也间接地给了荣智健一个体面退场的台阶。
只是，从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那一刻起，荣智健应该清楚，即使儿子和女儿还留在这栋大楼里，但荣氏在中信泰富的辉煌已不可再续。
打造一个百年家族传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要将这根基毁于一旦，则只需一个足够严重的错误决策。
2009年4月8日下午6时20分，甫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的荣智健从香港中信大厦黯然离去，67岁老人强作平静的外表无法掩饰内心的百味杂陈。
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离场。
中信泰富巨亏丑闻的引爆，使荣智健十数年来苦心营造的睿智企业家形象一朝坍塌。显然，无论他与长子荣明杰最终是否能在香港警方的调查中安然脱身，中信泰富的荣氏时代都注定结束了。
巨亏漩涡
将意气风发的荣氏两代同时卷入巨亏漩涡的，是一份被市场人士斥为极不合理的外汇杠杆交易合约。
2007年，中信泰富与包括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3家银行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澳元大跌，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因此产生了147亿港元亏损，
一时间，外界对荣智健的失望和质疑排山倒海而至。
曾连续6年雄踞胡润百富榜首富席位的荣智健，一度被外界视为既善审时度势，又勇于拼搏进取的商界奇才。他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打拼出千万身家；加人中信香港后，亲自运作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恒昌行等项目，使中信香港在短短几年内增值数十倍，并成功借壳泰富成为上市集团。中信香港收购国泰航空及恒昌行的资本运作，更一度被投资界奉为经典案例。
亦正因如此，中信泰富这次涉险外汇杠杆交易显得更为不可思议。
据中信泰富称，进行外汇杠杆交易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其西澳洲铁矿投资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但香港分析师马上驳斥：澳洲铁矿项目涉及金额仅为16亿澳元，引致巨亏的外汇衍生投资却高达90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这实际是做空美元、做多澳元的炒汇行为。
而且，中信泰富签订的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也就是说，即使澳元汇率持续走高，可以赚取的差价也不过是5000万美元，但一旦汇率走低，亏损可以是无限大。
这明显是一份风险极不对称的不平等合约，无怪乎事发后有人怀疑：荣智健作为一位投资经验丰富的实战派企业家，何以突然涉此大险，内里是否另有别情?
红顶传人
香港多诞生华人企业家传奇，生于红色家族的荣智健是其中之一。他的伯祖父荣宗敬、祖父荣德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奠基人，父亲是前任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荣智健一直相信自己遗传了祖父及乃父的经商天分。“文革”后，他只身闯荡香江，利用荣家在香港硕果仅存的一些资产，与堂弟荣智金、荣智谦合资在新界大埔开办了爱卡电子厂。他前后在爱卡投资了100多万港元，最后出售公司时却获得了720万美元的回报。1982年，他又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最终获得40倍回报。短短数年就积累了数千万港元身家。
但尽管如此，在香港工商界始终不曾把荣智健与李嘉诚等白手兴家的富豪归为一类。风光的时候，他也许不曾想到有政商界人士是如此评论他素日的低调作风的：“他(荣智健)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太子爷，依靠父荫积累财富，当然不像我们这些白手兴家的人一样，可以坦然面对媒体的刨根究底。”
務实者还是冒险家?
确然，这些年来荣智健面对公众时一向低调，平日深居简出的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访问，即使每年公司发布业绩时稍作露面，也总是冷颜谢绝记者追访。
多年来，公众对荣智健的了解仅局限于他愿意公开表述的那几次成功商业运作过程，但对其个人、性格及更多的投资管理风格，其实不甚了了，将其描述成一个务实、睿智和满怀社会责任感的完美企业家，更多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象。
荣氏祖上有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但中信泰富巨亏东窗事发后，一位与荣家两代都走得很近的高干子弟告诉记者：“他(荣智健)其实酷爱投机，只是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所以公众毫不知情。”
另一位对中信泰富素有关注的市场分析人士则表示：“荣素喜追涨杀跌，后知后觉，在资本市场早已出了名。”
这样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外间大多只知荣智健收购国泰航空以及中信泰富年年盈利的风光，但细看中信泰富年报，这些年来其实有很多投资项目都没有赚到钱。“典型的是其2006年决定重同内地楼市，在上海等地大量购地，而当时上海楼市已达到相当价位。事后看来中信泰富并没有在房地产项目上亏钱，既有侥幸因素，也与其家族背景，及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守望相助’有关。”上述市场分析人士说。
一个细节是，荣智健平日最喜好两样娱乐：一是赛马，二是高尔夫球。对博彩近乎执著的偏好已渗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赛马自不待言，甚至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也爱赌上两把。他说：“若不设注，打球就平淡无味，毫无刺激可言。就算少至10港元一个球洞，毕竟也有真正目标。”
即使是一直为荣氏所津津乐道的那几次成功收购案例，也没有一次不是以小博大，风险极高，其间却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
说不尽的“父荫”
入主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的首个大手笔是收购其时香港最大的上市航空公司之一 国泰航空125％的股权。
当时，这个收购计划因“风险太大”，一度被香港中信的董事局否决。而事实上以当时中信香港的实力，也委实无法撬动国泰航空这一庞然大物。
但他是荣毅仁的儿子。
被董事局泼了冷水后，荣智健连夜飞往北京，将准备了近半年的收购报告提交给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父亲，荣毅仁当即将其直接交予国务院审批。在荣毅仁的鼎力支持下。国务院不仅在审批上大亮绿灯，有关部门还专门借款8亿给中信香港完成收购。
继国泰航空之后，荣智健又完成了收购香港电讯、恒昌行等以小博大的高风险投资，这几次操作都被港人称为“蛇吞象”行为。尤其以当时年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的中信香港，要收购实际净资产77亿的恒昌行，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因每次都得到国务院的鼎力支持，荣智健在资金筹措和人脉运用上如鱼得水，从没有遇到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在中信香港收购恒昌行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为完成“蛇吞象”，1990年，荣智健联合了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何厚铿等香港富豪组成财团，联手收购恒昌行。但收购案进行至尾声，荣智健突然改变主意，决意独自吃下恒昌行。
增持股份，自己派息给自己获取高额收入，再增持股份——了解了荣智健个人财富的累积轨迹，就不难理解当年这些大型收购之于其个人利益的意义。
1991年收购恒昌行后，中信泰富即出售中环恒昌大厦及部分长期投资形成11.31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连同当年正常利润派发股息160元／股。荣智健个人获得约2.02亿港元派息。
1996年中信泰富出售“港龙航空”17.66％的权益予“中国航空公司”，出售“香港电讯”约12％的股权，形成了33亿港元的特殊收益：1997年5月，“中信泰富”又将“香港电讯”7.74％的股权出售给“光大集团”，形成35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而在1996、1997和1999年中信泰富发放的这3次“特别股息”里，荣智健个人又从中分红达17.8亿港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各种分红总额已经达31.07亿港元。
除此之外，他也擅于在中信泰富的各项大型投资中搭“顺风车”赚钱。对恒昌行的第一轮收购，荣智健个人出资收购了6％的股份，随即转手将股份出让给中信泰富，左手倒右手，轻易就赚了8000多万。
财富与权力的转换
从当初以纯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中信泰富到如今，荣智健已拥有中信泰富約19％的股份，而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则由1996年前的47％降为28.86％，二者持股比例差距越来越小。
巨亏事件爆发前，香港人大多不知道中信集团，在他们跟里，中信泰富就是荣智健的家族企业。更何况荣智健的儿子荣明杰、女儿荣明方均在集团内历任要职。如果不是这次的巨亏漩涡，荣智健要渐渐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弦更张为其家族企业亦并非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中信泰富与荣智健的私人公司已完全没有分别。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全是荣智健一个人说了算。”一位曾在中信香港位居要职，后因与荣智健理念不合而离开中信的人士表示。
外界对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个人资产的飙升并非没有质疑，对此，他从来不以为然。“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也翻几番呢?”
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要追溯到荣家历次的资产变迁。
作为工商界翘楚荣毅仁的独子，甫当成人之际的荣智健其实并没有打算从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配合政府将名下所有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意味着荣家后人再也不必承继家业，而荣毅仁自己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则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
直至成为中国首富后，荣智健还不时回忆当年的阔绰生活：“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荣公子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会安心从事他的技术工作，每年领取不菲股息。继续过着舒适而优渥的生活。然而一场“文革”，荣家所有资产被没收，荣毅仁还成了“专政”对象，荣智健也被下放 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吃了8年的苦头。
与经历过抗战风雨的父亲不一样，荣智健自小娇生惯养，很难想象这8年苦难在他心理上形成了多大落差。1972年，随着“文革”结束，荣毅仁身份被恢复，荣智健也终于得以返京，但6年后的夏天，他却突然决定远离妻儿，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也许，在荣智健心目中，他借助中信泰富得到的，并不如“文革”前后荣家为国家贡献的和失去的多。榮家两三代人数十年艰辛打拼回来的家业，曾在数年里全数失去。而荣智健又在十数年内将曾经富裕豪奢的生活重建了起来。
香港有不少像李嘉诚、伍集成这样的富豪，虽然家财万贯，但不喜欢更换豪宅，依然保持简单节俭的生活习惯。
但荣智健恰恰相反，他拥有香港最奢华的私人游艇甚至森林；曾在英格兰的萨塞兄斯伯乡间购下一栋曾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拥有的豪华别墅，成为当日英国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花3亿港元买下一架私人飞机，为香港富豪正式开了私人购买飞机的先河。“我不想过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我喜欢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终有迈不过的坎
不过，荣智健人生道路上的无限风光在2008年10月戛然而止了。
2009年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这次是不是中信泰富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他表情沉重地答：是的，是第一次亏损。
中信泰富巨亏丑闻引爆后，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一时间撰文抨击荣氏“赚钱私有化，亏钱国有化”——此乃对他个人极为严厉的指责。
一朝众叛亲离，原因不仅在于不理智的外汇投资决策，更在于事件当中荣智健没有表现出一个上市公司主席具担当的一面，而是更不明智地延迟公告甚至推诿责任，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全然押在母公司中信集团身上。
巨亏消息公布后，荣智健当即声称事前对此交易毫不知情，合约是由财务董事张立宪越权签定。在家族控制力度如此之强的中信泰富里，堂堂主席竟对涉及90亿的合约毫不知情，这当然得不到外界的采信。更何况公司2007年年报显示，荣智健之女荣明方才是中信泰富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不过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每一个异常行为背后都应该有其动机。张立宪作为一个领取年薪的高管，即使投机行为赚了钱，对他个人毫无好处，但一旦亏了，他立时便饭碗不保。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违反公司管理规定去做这笔交易。”刘梦熊说。至于投机交易一旦产生“特殊收益”，与中信泰富内谁的利益相关度最大，则不言而喻。
而急于推脱责任的同时，荣智健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再次飞往北京寻求总部支援。
公司发展一帆风顺时，荣智健总想摆脱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的关系，证明自己单飞的能力；但一旦遇到危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又是中信集团。遇事就找母公司撑腰，这已不是头一遭。
1996年认购2.91亿中信泰富股份，荣智健的资金来源是汇丰银行贷款。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股价曾一度跌至13.2港元，荣智健股票市值约下跌至60亿港元，一度面临被银行及证券行斩仓从而破产的境地。
当时父荫尚在，荣智健紧急求救中信集团，母公司即以3亿美元在市场回购股票，将中信泰富股价维持在20港元以上，并向以荣智健为主的中信泰富管理层提供免息贷款。凭借母公司提供的贷款，荣智健不但顺利渡过难关，并继续趁低增持公司股份。金融危机过后，中信泰富股价大涨，荣智健因祸得福，成就了中国首富的地位。
10年一个轮回，2008年荣智健再次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只是，1998年他亏的是自己钱，尚可凭借父荫及母公司特殊之极的“借贷”力挽狂澜；但这次，他亏的是上市公司的钱，即使中信集团伸出援手，也未必能将其从麻烦中拉出来。
2009年1月2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公司展开正式调查，当中涉及17名董事，其中包括荣智健及其长子荣明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调查的起因不是炒汇事件本身，而是中信泰富对巨额亏损消息推迟6周披露，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
他先是忘记了，离开了中国大陆，离开了香港，在海外市场上，那些政治和人脉资本再也不能作为他的后盾；然后他又忘了，中信泰富本质上还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是荣家的私人产业，把个人利益放在投资者利益之上，随意延迟公告，即使是父亲尚有余荫，此番也保他不住了。
而在4月11日，总理温家宝在泰国参加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曾向记者表态说：“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不过，以前赚钱私有化也好，这次亏钱始终是要国家埋单也好，中信集团最终还是决意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避免了其破产的命运。
同时也间接地给了荣智健一个体面退场的台阶。
只是，从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那一刻起，荣智健应该清楚，即使儿子和女儿还留在这栋大楼里，但荣氏在中信泰富的辉煌已不可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