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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樊国宾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当然认同。今日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和各种实用主义宣言中，鲜见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积极热烈而又蕴纳着整肃使命感、责任感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气象，那些在各类学术沙龙中沉浮明灭的生动面孔，那些被康德思想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早熟的灵魂，那些仅仅因为一次画展或一首诗歌的问世就啸聚于酒馆的思想畏友，那些刚读大三就敢于张贴海报举办个人讲座的年轻思想斗士……在今天的校园里已销声匿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当然不失浮躁，偏于“泛意识形态化”，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八十年代大学生内心那种真诚的对理想麻木的拒斥、对精神侏儒症的恐惧却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拥求的品质。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答：1986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时正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幕的1990年。四年间创作诗歌200余首，发表于《大学生》等报刊。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虽然八十年代没有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那么多训诂考证、微言大义，但也少见公然宣称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学问。八十年代是值得辩护的，如果没有风尚和浪潮的波澜起伏、诡谲多变，整整两代人文知识分子不会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一次现代精神演化的思辨洗礼，虽然这种思洗难免让人发疯（正应了福柯的说法：“在解释中断之处，在解释愈益向无法进行之点集中时，最可能出现的是类似疯癫体验的东西”）——我坚持认为九十年代之后丧失了这种“疯癫体验”，丧失了某种类似“酒神精神”的东西，原因在于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二重封建化”——意识形态话语的“非现代性”与价值理性缺位下“日常生活的重新封建化”（哈贝马斯），合力导致了中国“现代结构”的缺失。方方面面的技术在变革在进步，诗歌所要表述的原旨及核心——“存在”却被遗忘了。
记得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温建生乘火车来找我，目的是激动地为我背诵《人民文学》当期发表的欧阳江河一组诗歌——《最后的幻象》，顺便看望当时在外语系读书的女朋友。他一来，便下榻于我肮脏的被窝中，我则跑出去与王哲或段中杰挤在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前不久看老温的博客，他居然还在坚持写诗，越写越出色。
大学时代，我和段中杰整天厮混在一起喝酒写诗。有一次我俩半夜跑到郊外的一段野城墙上溜达。月光清冽，万籁俱寂，耳边不断传来远处轰隆轰隆的瀑布声。他透过闪烁不定的眼镜片，冷冷地问我：“如果现在有豹子扑过来，你会不会挡在我前边？！”突兀，迟疑。可看他带着点嘲弄表情的、雕塑般的、冷峻庄严的脸庞，不禁为自己片刻的犹豫深感羞惭。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岂有此理。
人生短得让人不能干小事。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人都憋着这么一股子邪劲：在空虚中玩理想，在饥饿中考大学，在蒙昧中谈恋爱，在昏迷中写诗歌。不懂时尚却爱憎分明，木讷寡言但灵魂饱满。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隐忍圆融变通，不过一旦激怒他们，场面会很难看。这种人可爱吗？我能从人群中把他们辨认出来。只是事过境迁，如今都匍匐于简单的欲望而各自为战，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却只是胡扯淡，不知道怎么了。只要相处就是商业逻辑和投机规则。
也许，我一直不肯承认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一种高贵情怀死亡了，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滔天的时代里，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喜剧精神的“嘉年华”式的大卖场中，我分外怀念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纯粹。所以，谢谢红伟兄唤起我们的记忆。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紫陌红尘》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紫陌红尘》其实是为了题自己的一个同名小说而写的诗歌。这个小说投稿给《青年文学》，都准备签发了，因为那年的不可抗因素，被退稿了。编辑部主任还很不好意思地把二审意见寄给我，表示可惜。事隔不到两年后，我赫然看见作家池莉使用这个名字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一部小说，于是忍俊不禁。
这首诗的创作与一个女孩子有关，她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后来发表在《大学生》杂志。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汾河评论》、红烛文学社、学术书评社……担任主编或社长，每周都在阶梯教室举办有当周主题的讨论会。举办过几次全校性的诗歌朗诵比赛，坐在下面假模假式当评委。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丰盈昌盛，使八十年代的整体文化状貌显示出它的非凡真相，那就是中国的校园诗人群体当年在复杂叵测的历史理性面前，在“意识或不意识”的价值云翳中保持了他们一贯的理想主义情怀。
朦胧诗热潮与“两报”诗歌大展给我们当时在校大学生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我先是在班内组织了诗社，然后又接任了学校文学社的主编一职，编辑出版了四期《红烛》，每期刊发的作品除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评论外，诗歌约占1/4版面。期间又与85级的韩惊鸣一起接办过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主办的《学院诗报》。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去过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北师大、山西大学、辽宁大学等校拜访过诗友。与全国各高校的诗社兄弟都有通信。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这段经历对于我青春期的性格养成至关重要。徐建宏每次给我的来信，落款都是遒劲有力的两个字——“握手！”，但直到20年后，我才在北京老巢、刘不伟和安琪的办公室里真正见到这位好友，才算在现实中握到了手。 当天我们大醉于灯市口蓝月亮酒家，建宏带来汾酒酿造初期的珍贵酒头若干斤，酣畅淋漓之际，建宏兄盘腿坐在椅子上，双手在空中舞来舞去，我则几乎低头落泪，因为那一刻，仿佛八十年代作为一块时间飞毯，又降临到了我们身上，让我们在斤斤计较的猥琐现实中重新飞了起来。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印象很深。我们曾像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工一般，把自己弄得浑身油墨。也频繁收到兄弟高校的民间报刊，大家好像都沉浸在“五四运动”的幻觉中，认为这些文学民刊能济世救民。我们的几期杂志和报纸居然都是正规印刷厂的铅印品，每期都是我在借到的《语文报》版样上面“画版”。我们经常泡在印刷厂工友中间，帮他们找生僻字模。最后一期出版后，拖欠印刷厂的费用一直未给，心怀内疚很多年。直到许多年后在一家部委出版社做负责人时，叮嘱自己一定不要拖欠印刷厂费用。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八十年代若有谁情绪化，可能被誉为一个“片面而深刻”的“精神斗士”；到九十年代之后谁再这么干，那就被认为整个一上蹿下跳的马戏小丑，纯属自取其辱。不怕你是个笨伯，就怕那种“束书不观、游闲无根”的轻浮，情感的克制当然不等于缺乏情感、零度情感，而是一种历史情境的精神匹配要求，因为相对于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开风气”的兴奋，九十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精神环境：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民族主义、激进与保守、资源配置与社会公正、拜物教与理想主义……驳杂斑斓的文化态势要求学人惕守一份屏声静气的节制，立场与宣言要求事先的谨慎判断，这当然不是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并不容易的责任心。我想，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在于，它能让经历过它的人们暗下决心：“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是一种八十年代式的“成熟”，一种历史理性的成熟，一种初具了独立与自尊后的精神扮相，其中自有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趣味，倒不仅仅是为了“和空疏、感伤、矫情的流行风格保持距离，而追求智性、拙朴，以反讽、幽默控制情感泛滥的风格”。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1906年春，里尔克与罗丹分道扬镳，原因是前者给后者当秘书，收发信件？敲章？起草讲话稿？训育学徒？本来说好的两个小时吞噬了整天的时间，“我自己在腐败……我上无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负气离开后，里尔克当天给罗丹写了一封信说他“像个手脚不干净的仆人被赶了出来”。这话讲的何其谦恭。我算了一下，那年他31岁，还有愤怒一下的年龄资本。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正如1897年春36岁的莎乐美与22岁的里尔克相识于一次茶聚，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这么写：“如果说我是你那几年的……无疑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你坦白：‘只有你才是真的’。”
是的，如今回忆起来，觉得那几年才是“真的”。
1903年圣诞节前夜，里尔克在寒冷的罗马给卡卜斯（Kappus，冯至的音译）写信，讨论青年人的“愁苦”，大意是，人，特别是青年人，会容易遭遇“严重的事情”，然后会容易躲在习俗的庇护之下。
里尔克的表述是有趣的，他说广大的内心的寂寞在生长，这很悲哀，就像春的开始。
那么，想一想青春吧，因为“成年人的尊严没有价值！”
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日日夜夜，虽说远不如现今的小孩子们那么自私而强悍。
但是必须承认，每个青涩、真实的生活比那些以艺术或学术为号召的职业，都更接近艺术和学术本身。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齐泽克说不敢来中国是“异乡情怯”，怕神秘感被戳破后会失望。
1921年芥川龙之介来中国，他想象中国男人一定都像古代中国诗文中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刚下船，他就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认识的中国，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小说中展现的世界，猥亵、残酷而贪婪。”
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为中国诗歌重获尊严而聚合裂变，它将永载史册。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100年来，我们的虚构活动一直安静不下来，始终是救亡、启蒙、革命、政治、阶级、经济……的人质，说到这里，想起那位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作家，真是勇气惊人。语言被污染的后果，是精神格局的萎缩。
有一天路过金台小学（清北京著名四大书院之一金台书院所在地），看见大门口矗立的布告栏上贴了许多小学生作文，革命腔和市侩腔很刺鼻，心中难过。北大一批人重视中学语文教育是有深沉焦虑的，苏非舒有次和我说“诗歌是对日常闷俗话语的矫正”，说得好。急啊，我开会一听见领导讲“战线”、“阵营”这些词语，就仿佛回到了战争文化期，就急着想找个小学去教书。
从这个概念出发，我认为经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洗礼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自己语言的使用上，有了一种净化与还原的意识。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的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您有热情做，就值得大家崇敬。没有意见。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富起来成了生活的目的，至于富起来之后是人是鬼已经不重要了。
你不富但有尊严地、心安理得地活着，没有人尊重你。范成大、刘禹锡和塞万提斯不再构成有价值的文学传统。
“我愿带着我的笔上祭坛”，“读最伟大的书，写最牛逼的诗歌”，“曾立下过的誓言，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今想起来，心中依旧一片肃然。那是在那个年纪，一想起就忍不住攥拳头的心旌激荡”。
所以，选择了一条路，就把另一条路深深地藏在心里吧。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樊国宾，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很少发表。1994年起专注于当代小说批评，作品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偶尔写点足球评论。主要著作有《主体的生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小说摭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老虎的觉后禅》（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受访人：樊国宾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当然认同。今日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和各种实用主义宣言中，鲜见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积极热烈而又蕴纳着整肃使命感、责任感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气象，那些在各类学术沙龙中沉浮明灭的生动面孔，那些被康德思想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早熟的灵魂，那些仅仅因为一次画展或一首诗歌的问世就啸聚于酒馆的思想畏友，那些刚读大三就敢于张贴海报举办个人讲座的年轻思想斗士……在今天的校园里已销声匿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当然不失浮躁，偏于“泛意识形态化”，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八十年代大学生内心那种真诚的对理想麻木的拒斥、对精神侏儒症的恐惧却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拥求的品质。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答：1986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时正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幕的1990年。四年间创作诗歌200余首，发表于《大学生》等报刊。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虽然八十年代没有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那么多训诂考证、微言大义，但也少见公然宣称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学问。八十年代是值得辩护的，如果没有风尚和浪潮的波澜起伏、诡谲多变，整整两代人文知识分子不会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一次现代精神演化的思辨洗礼，虽然这种思洗难免让人发疯（正应了福柯的说法：“在解释中断之处，在解释愈益向无法进行之点集中时，最可能出现的是类似疯癫体验的东西”）——我坚持认为九十年代之后丧失了这种“疯癫体验”，丧失了某种类似“酒神精神”的东西，原因在于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二重封建化”——意识形态话语的“非现代性”与价值理性缺位下“日常生活的重新封建化”（哈贝马斯），合力导致了中国“现代结构”的缺失。方方面面的技术在变革在进步，诗歌所要表述的原旨及核心——“存在”却被遗忘了。
记得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温建生乘火车来找我，目的是激动地为我背诵《人民文学》当期发表的欧阳江河一组诗歌——《最后的幻象》，顺便看望当时在外语系读书的女朋友。他一来，便下榻于我肮脏的被窝中，我则跑出去与王哲或段中杰挤在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前不久看老温的博客，他居然还在坚持写诗，越写越出色。
大学时代，我和段中杰整天厮混在一起喝酒写诗。有一次我俩半夜跑到郊外的一段野城墙上溜达。月光清冽，万籁俱寂，耳边不断传来远处轰隆轰隆的瀑布声。他透过闪烁不定的眼镜片，冷冷地问我：“如果现在有豹子扑过来，你会不会挡在我前边？！”突兀，迟疑。可看他带着点嘲弄表情的、雕塑般的、冷峻庄严的脸庞，不禁为自己片刻的犹豫深感羞惭。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岂有此理。
人生短得让人不能干小事。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人都憋着这么一股子邪劲：在空虚中玩理想，在饥饿中考大学，在蒙昧中谈恋爱，在昏迷中写诗歌。不懂时尚却爱憎分明，木讷寡言但灵魂饱满。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隐忍圆融变通，不过一旦激怒他们，场面会很难看。这种人可爱吗？我能从人群中把他们辨认出来。只是事过境迁，如今都匍匐于简单的欲望而各自为战，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却只是胡扯淡，不知道怎么了。只要相处就是商业逻辑和投机规则。
也许，我一直不肯承认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一种高贵情怀死亡了，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滔天的时代里，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喜剧精神的“嘉年华”式的大卖场中，我分外怀念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纯粹。所以，谢谢红伟兄唤起我们的记忆。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紫陌红尘》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紫陌红尘》其实是为了题自己的一个同名小说而写的诗歌。这个小说投稿给《青年文学》，都准备签发了，因为那年的不可抗因素，被退稿了。编辑部主任还很不好意思地把二审意见寄给我，表示可惜。事隔不到两年后，我赫然看见作家池莉使用这个名字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一部小说，于是忍俊不禁。
这首诗的创作与一个女孩子有关，她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后来发表在《大学生》杂志。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汾河评论》、红烛文学社、学术书评社……担任主编或社长，每周都在阶梯教室举办有当周主题的讨论会。举办过几次全校性的诗歌朗诵比赛，坐在下面假模假式当评委。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丰盈昌盛，使八十年代的整体文化状貌显示出它的非凡真相，那就是中国的校园诗人群体当年在复杂叵测的历史理性面前，在“意识或不意识”的价值云翳中保持了他们一贯的理想主义情怀。
朦胧诗热潮与“两报”诗歌大展给我们当时在校大学生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我先是在班内组织了诗社，然后又接任了学校文学社的主编一职，编辑出版了四期《红烛》，每期刊发的作品除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评论外，诗歌约占1/4版面。期间又与85级的韩惊鸣一起接办过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主办的《学院诗报》。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去过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北师大、山西大学、辽宁大学等校拜访过诗友。与全国各高校的诗社兄弟都有通信。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这段经历对于我青春期的性格养成至关重要。徐建宏每次给我的来信，落款都是遒劲有力的两个字——“握手！”，但直到20年后，我才在北京老巢、刘不伟和安琪的办公室里真正见到这位好友，才算在现实中握到了手。 当天我们大醉于灯市口蓝月亮酒家，建宏带来汾酒酿造初期的珍贵酒头若干斤，酣畅淋漓之际，建宏兄盘腿坐在椅子上，双手在空中舞来舞去，我则几乎低头落泪，因为那一刻，仿佛八十年代作为一块时间飞毯，又降临到了我们身上，让我们在斤斤计较的猥琐现实中重新飞了起来。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印象很深。我们曾像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工一般，把自己弄得浑身油墨。也频繁收到兄弟高校的民间报刊，大家好像都沉浸在“五四运动”的幻觉中，认为这些文学民刊能济世救民。我们的几期杂志和报纸居然都是正规印刷厂的铅印品，每期都是我在借到的《语文报》版样上面“画版”。我们经常泡在印刷厂工友中间，帮他们找生僻字模。最后一期出版后，拖欠印刷厂的费用一直未给，心怀内疚很多年。直到许多年后在一家部委出版社做负责人时，叮嘱自己一定不要拖欠印刷厂费用。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八十年代若有谁情绪化，可能被誉为一个“片面而深刻”的“精神斗士”；到九十年代之后谁再这么干，那就被认为整个一上蹿下跳的马戏小丑，纯属自取其辱。不怕你是个笨伯，就怕那种“束书不观、游闲无根”的轻浮，情感的克制当然不等于缺乏情感、零度情感，而是一种历史情境的精神匹配要求，因为相对于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开风气”的兴奋，九十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精神环境：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民族主义、激进与保守、资源配置与社会公正、拜物教与理想主义……驳杂斑斓的文化态势要求学人惕守一份屏声静气的节制，立场与宣言要求事先的谨慎判断，这当然不是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并不容易的责任心。我想，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在于，它能让经历过它的人们暗下决心：“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是一种八十年代式的“成熟”，一种历史理性的成熟，一种初具了独立与自尊后的精神扮相，其中自有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趣味，倒不仅仅是为了“和空疏、感伤、矫情的流行风格保持距离，而追求智性、拙朴，以反讽、幽默控制情感泛滥的风格”。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1906年春，里尔克与罗丹分道扬镳，原因是前者给后者当秘书，收发信件？敲章？起草讲话稿？训育学徒？本来说好的两个小时吞噬了整天的时间，“我自己在腐败……我上无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负气离开后，里尔克当天给罗丹写了一封信说他“像个手脚不干净的仆人被赶了出来”。这话讲的何其谦恭。我算了一下，那年他31岁，还有愤怒一下的年龄资本。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正如1897年春36岁的莎乐美与22岁的里尔克相识于一次茶聚，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这么写：“如果说我是你那几年的……无疑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你坦白：‘只有你才是真的’。”
是的，如今回忆起来，觉得那几年才是“真的”。
1903年圣诞节前夜，里尔克在寒冷的罗马给卡卜斯（Kappus，冯至的音译）写信，讨论青年人的“愁苦”，大意是，人，特别是青年人，会容易遭遇“严重的事情”，然后会容易躲在习俗的庇护之下。
里尔克的表述是有趣的，他说广大的内心的寂寞在生长，这很悲哀，就像春的开始。
那么，想一想青春吧，因为“成年人的尊严没有价值！”
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日日夜夜，虽说远不如现今的小孩子们那么自私而强悍。
但是必须承认，每个青涩、真实的生活比那些以艺术或学术为号召的职业，都更接近艺术和学术本身。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齐泽克说不敢来中国是“异乡情怯”，怕神秘感被戳破后会失望。
1921年芥川龙之介来中国，他想象中国男人一定都像古代中国诗文中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刚下船，他就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认识的中国，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小说中展现的世界，猥亵、残酷而贪婪。”
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为中国诗歌重获尊严而聚合裂变，它将永载史册。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100年来，我们的虚构活动一直安静不下来，始终是救亡、启蒙、革命、政治、阶级、经济……的人质，说到这里，想起那位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作家，真是勇气惊人。语言被污染的后果，是精神格局的萎缩。
有一天路过金台小学（清北京著名四大书院之一金台书院所在地），看见大门口矗立的布告栏上贴了许多小学生作文，革命腔和市侩腔很刺鼻，心中难过。北大一批人重视中学语文教育是有深沉焦虑的，苏非舒有次和我说“诗歌是对日常闷俗话语的矫正”，说得好。急啊，我开会一听见领导讲“战线”、“阵营”这些词语，就仿佛回到了战争文化期，就急着想找个小学去教书。
从这个概念出发，我认为经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洗礼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自己语言的使用上，有了一种净化与还原的意识。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的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您有热情做，就值得大家崇敬。没有意见。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富起来成了生活的目的，至于富起来之后是人是鬼已经不重要了。
你不富但有尊严地、心安理得地活着，没有人尊重你。范成大、刘禹锡和塞万提斯不再构成有价值的文学传统。
“我愿带着我的笔上祭坛”，“读最伟大的书，写最牛逼的诗歌”，“曾立下过的誓言，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今想起来，心中依旧一片肃然。那是在那个年纪，一想起就忍不住攥拳头的心旌激荡”。
所以，选择了一条路，就把另一条路深深地藏在心里吧。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樊国宾，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很少发表。1994年起专注于当代小说批评，作品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偶尔写点足球评论。主要著作有《主体的生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小说摭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老虎的觉后禅》（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