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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31日,参加革命近60年的万里,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任上退休。退休后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同时,万里又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万里出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家祝贺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胜利召开。”由于他本人没有出席,故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其实,他既没有病也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不想扰民而已。在他看来,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2006年,万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肖伟俐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禁令“不能仗势欺人”
在次子万仲翔的心目中,父亲万里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人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万仲翔回忆说,他们家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大客厅。南屋有二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孩子们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挤住,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背屋装上窗帘,南屋没装。奶奶发现后大怒,马上找万里问责,大吵大闹。那天是星期天,他正好在家目睹。记得奶奶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屋安上了窗帘。
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打破了楼下行走小孩的头。一群路人和家人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让我来打他们吧。’晚上,我从奶奶的屋子出来,准备到餐厅吃饭,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满脸泪痕缓缓下楼,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见我低头不语,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不敢抬头,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
朝中有人难做官
万里对亲人的原则是,谁也不准侵占公家的便宜,谁也不准利用他的影响力,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万里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云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不久,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文革”中,万云因万里的问题同样被江青点名。从此,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北京纺织局的领导找到万里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万里马上一口回绝。多年以后,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为副局长……
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万里这里就不灵了。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他曾对子女们说过:“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我们家不就成衙门了。”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受。从而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无着落。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后,深得万仲翔同情。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邱鲁光的情况,并递上邱鲁光的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户口手续并安排了适当工作。(摘自《作家文摘》2010.3.30)B⑨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万里出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家祝贺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胜利召开。”由于他本人没有出席,故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其实,他既没有病也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不想扰民而已。在他看来,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2006年,万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肖伟俐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禁令“不能仗势欺人”
在次子万仲翔的心目中,父亲万里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人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万仲翔回忆说,他们家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大客厅。南屋有二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孩子们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挤住,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背屋装上窗帘,南屋没装。奶奶发现后大怒,马上找万里问责,大吵大闹。那天是星期天,他正好在家目睹。记得奶奶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屋安上了窗帘。
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打破了楼下行走小孩的头。一群路人和家人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让我来打他们吧。’晚上,我从奶奶的屋子出来,准备到餐厅吃饭,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满脸泪痕缓缓下楼,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见我低头不语,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不敢抬头,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
朝中有人难做官
万里对亲人的原则是,谁也不准侵占公家的便宜,谁也不准利用他的影响力,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万里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云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不久,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文革”中,万云因万里的问题同样被江青点名。从此,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北京纺织局的领导找到万里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万里马上一口回绝。多年以后,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为副局长……
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万里这里就不灵了。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他曾对子女们说过:“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我们家不就成衙门了。”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受。从而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无着落。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后,深得万仲翔同情。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邱鲁光的情况,并递上邱鲁光的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户口手续并安排了适当工作。(摘自《作家文摘》2010.3.30)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