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爱美，爱穿，这全都和我那有设计天分的母亲有关。
　　我刚进小学的第二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15年后。母亲也安详地走完了66年的人生。
　　母亲许良锋，1929年与父亲杨春松在台湾结为伉俪。她是在投身革命、从事农民运动的父亲被日本殖民当局抓捕后的保释期间与其结婚的,足见她的善良和善解人意，也注定了她用一生支持和协助父亲的革命活动，无怨无悔。父亲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先行从日本回到祖国。随后，母亲携子女于1951年也回到祖国。这就是我的三个哥哥三个姐姐。父亲在外奔波很少在家。家里一大摊子都交给母亲，包括培育我的这些不会国语的哥哥姐姐们。
　　我很小的时候，在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所属的服装设计室工作的母亲，经常利用休息日，自行设计、精心裁剪并亲手缝制漂亮合身的连衣裙、套裙，各种花色搭配的衬衫、不同式样的小外套，还有活泼的裙裤、合体的西裤等等各类款式的服装，甚至是校服。俗话说“三分模样，七分打扮”，花样翻新的服装把我的姐姐们衬托得格外精神和漂亮。三姐秀瑛学习成绩优异，她曾率领小伙伴拍照，刊登在时装设计室出版的童装杂志上，确实美丽。她从小喜欢音乐、酷爱芭蕾舞，生活中很爱钻研。对女儿的突出表现，母亲总是报以微笑。并嘱咐要谦虚要清醒，保持本色，不断进取。父亲西去后，在“文革”中大哥国光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直到4年后得以平反出狱。当时，面对被牢狱生活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老大，母亲竟然没有落淚，她平静地准备好热水叫他洗澡，随后就把儿子从牢里带回的东西，连同换下的衣裤一古脑儿抛进了垃圾箱。现在想起来，决事如流的母亲，是在告诫我们：面对误解和仇恨，要坦然宽容，重振旗鼓，乐观向前。
　　母亲十分关注国外服装业发展，自费订购日本权威的时装杂志，从中了解并获取有关女装和童装的最新流行趋势、服装科技等相关信息和资料。倘若不是那个年代，母亲本应该是中国服装界一个造诣精深的时装设计师，中国时装舞史上应该有她亮丽的一笔。母亲适才施教，将设计、制版、裁剪和缝纫技术传授给二姐淑瑛。
　　姐妹中最得母亲真传的，要数大姐芳瑛。芳姐大我12岁。现今年纪大点的老人中，或许还记得60年代北京老城区，西单一家照相馆橱窗里摆放的放大照片，记得那个美丽动人的女生。她长的太像母亲了。那时的大姐芳瑛身着母亲量体裁衣缝制的套裙，清俊圆润，朱唇微启，眉目如画。她酷爱烹饪，做得一手好菜；居室被布置得舒适而温馨。当时父亲病着，母亲边上班边在医院陪护。别的哥哥早已离家。家里剩下了5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家里里里外外买菜做饭的事多是芳姐张罗。她和母亲接触最多，所以在芳姐身上，母亲的影子最多，受的熏染也最重。手术后的父亲非常虚弱，是她帮助母亲煎药，把药汤端到床前，当着父亲的面尝了，再递给父亲。她在学校一直是班长，带同学回家合伙做衣服时，那练手做的连衣裙，一定要我穿才行。父亲过世后，大姐为了能够替母亲分担家庭负担，成为杨家兄妹中唯一放弃上大学机会，奔赴遥远的海南岛兴隆农场参加建设的人。这一走就是48年。
　　她在艰苦磨炼中迅速成熟成长，没有辜负父亲母亲的培育与期望。现任珠海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
　　我们兄弟姐妹7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从襁褓到花信之年，我的穿戴都是母亲做的。记得上幼儿园时，穿过一条经过修改的毛料裤子。那是母亲拾掇旧衣物时，不知谁穿过的，就拿来拼拼改改，几个破洞处补上再缝制”葵花”贴件，经熨烫后俨然变成新裤子。引来人们询问：“你裤子上的向日葵花怎么那么好看？”“这裤子哪买的?”谁会想到这是母亲的修旧利废呢。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告诉母亲多人问我头上的毛线帽子怎么织的。母亲又笑了。不久帽子就被借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那也是母亲织的，虽然只是用两种颜色编织的毛线帽，却因设计和搭配的新颖美观，惹人喜爱。我工作后，母亲给我做了新棉袄，又让我自己去挑花布要做罩衣，我却买回格布。母亲做的花格对称得一丝不苟的漂亮罩衣，让同事们惊叹羡慕不已。
　　母亲离开我们34年了。作为中国早期的台湾籍服装设计师，和她的同事们为中国时装，也为传播世界时装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艺，倾注了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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