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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此之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至1942年1月，党的高级干部即率先进行了整风学习，以为全党整风做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①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风运动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而开展的，并且又以延安整风最具代表性，因此，人们也通常以“延安整风运动”作为这场全党整风运动的代称。
70年来，对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诸多方面均予以高度评价。如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写：“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但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上（包括国内外）也一直有截然不同的即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评说。其评说的内容、角度和用语虽不尽一致，但是，在抛开延安整风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去描述和评价这场运动方面，则有着极大的一致性。然而，这些抛开本质和主流的评说又何尝不是片面的呢？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确实有必要再回首。
为什么要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对此，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和在其开展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从总体上，或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做了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对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妨碍了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后的20年间，赢得过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与失败。期间，虽然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分别一定程度地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使党较好地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毕竟党还未能对自己20年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总结。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是否真正认识到和是否真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是否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很难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以保证党制订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逐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第二，党成立以来，还未能在全党进行比较系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而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亟待提高。至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80万人。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情况。但这80万名党员中，有90%的人是抗战后入党的，他们对党的历史和认识知之不多。即便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也有一个继续学习和提高的问题。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端正党风，党才有可能成功地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从党犯错误的主观原因看，最根本的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学风不端正的错误。所谓学风不端正，是指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从大革命失败后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了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而且连续遭受了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一些共产党人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主观上不想把革命搞好。而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不正确，即他们在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只不过右倾表现为认识落后于实际；“左”倾则表现为认识超越客观实际允许的可能。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者往往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容易迷惑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让他们充作自己的佣人和俘虏。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员党性不纯的表现。并且，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又都是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分别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和宣传工作上的反映，只有把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反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才有可能扭转。因此，整顿三风的重点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党的建设。
第四，从党内斗争的教训看，以往党注重从组织上入手纠正错误，而忽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遵义会议前，党内“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②在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的这些缺点，是导致党不能彻底纠正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整风任务的重要原因。
第五，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期后，时局相对稳定，这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1942年已是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第5年，即已进入相持阶段中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仍然十分艰苦，但从总体看，斗争形势变化相对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这为党中央集中精力筹划和领导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整风运动采取了怎样的方针和方法
整风运动中，在科学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和认真总结以往处理党内矛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旨（方针）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告诫大家，“对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44年4月，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提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并强调“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这一方针的内涵及延安整风时实行这一方针的情况做了更好的说明，对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方针及其意义很有帮助。他指出：“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为了切实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1）“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样做，有助于从根本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并教育大家。（2）“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此，毛泽东分析说，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例如，1931年至1934年，虽然，“党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但应当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因此，必须提倡在党内养成分析的习惯。（3）“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③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在上述方针及正确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的。
在这一方面，有若干情况特别值得说明。例如，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阶段，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段时间的会议。会议主要批评了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的号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做了诚恳的检讨。如张闻天讲道：“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一下子做得很好，但要向着这个方向坚定去做”。④党内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后在全党整风运动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思想路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整风期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李鼎铭曾说：“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⑤
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收获了什么
（一）使全党空前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从党的自身建设情况看，如同刘少奇所说：“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⑥这是导致党在过去屡次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但是，直至全党整风前，“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⑦
也因此，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阶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领下，以延安为中心、以干部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即首先开展了起来。至全党整风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蔚然成风。期间，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公布了整风运动中干部（学生在内）必读的18个文件：“（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八）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决定增加4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19至第22个文件。它们分别是：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整风文件，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4月22日，党中央领导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延安出版。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学习时间规定四个月到五个月”等。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全党掀起了联系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本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22个文件的高潮。其间，许多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认真学习方面为大家做出了表率，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如1942年5月14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为《解放日报》写了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他指出，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应用”；“文件中的立场、观点也好，方法也好，就其本质的共同一致之点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就其实际的应用，就其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形来讲，却又是变化无穷，是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的”。
正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视。因为教条主义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得来的，恰恰相反，“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⑧为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向七大代表提出了新的要求：至少“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后译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主持编写）。毛泽东说：“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把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经验绝对化、神圣化，而发生另一种错误倾向。”⑨
可以说，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既是延安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也是不久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二）调查研究之风得以在全党大兴
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应该说，这不是一般地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对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特殊重要性。它的提出，从多方面促进了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其中特别是：
1．党中央设立专门领导机构及正式发布专项指导文件，调研工作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如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等四个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会议还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对党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讨论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之前，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决定》不仅强调了充分认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做了细致入微的指导。仅就“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决定》就列了七种，其中第五种是“写名人列传”。《决定》要求：“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⑩由此可见党中央对调查研究指导的投入。
2．促进和指导党的干部组织各类调查团，广泛、扎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历史和现实。如：这段时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返回。同月27日，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其中写道：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他告诫大家：“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接触过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这种发自肺腑的深刻认识，今天读来仍倍受启迪。
在全党整风期间，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延安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座谈会前，毛泽东曾找文艺界的工作者详细了解情况，然后确定了他在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因此，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的产物。《讲话》全面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不仅如此，这篇《讲话》还是毛泽东阐述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名篇之一。在此，他强调了诸如“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要重视解决“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要认识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等等。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顺利通过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七大。其中起草“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党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做出全面的、正确的总结，是党中央为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提出的许多重要修改意见被吸收到了决议中。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2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本来准备由七大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改为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说：“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此《决议》，个别意见委托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从而为即将召开的七大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四）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整风运动的方针得到更加模范的贯彻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6月11日，七大原则通过（后被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党章》第一章第二条中，把“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党章总纲和党章条文的上述规定，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信仰，更加激励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去迎接革命斗争的新的考验与挑战。
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对七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几条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条就是“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和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所有的同志团结起来”。毛泽东教育大家，在这一问题上，要把感情和理智统一起来，就是用理智指导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原则及其他几条原则都为党的七大所接受和贯彻。在七大上，一些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进一步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表现出了勇于修正错误的可贵品质。如博古在5月3日的发言中讲道：自己“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这个时期的党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的检讨，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与博古一同当选的还有李立三等人。李立三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 “深深体会到我们党在纠正党内错误问题上采用的从施手术到病后的适当护理，这一套‘治病救人’的办法，使我党既不断克服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又能及时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既能不断克服内部矛盾，又能不损害党的团结，并且更加增强党的团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在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曾几次表示认识错误，并写了检讨的王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七大上，毛泽东不仅带领大家更模范地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首次集中论述了包括自我批评在内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进一步启发和要求全党努力培育和弘扬这些优良作风。
如何认识整风运动中发生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亦称“抢救失足者运动”。它是在全党整风阶段的审干工作中发生的。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党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若干方面严重地估计了敌情，同时由于抗日根据地几乎同外界隔绝，有关部门对干部情况的调查十分困难，致使审干工作一度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严重夸大敌情的“抢救失足者”报告，随后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便大量出现，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针对这种情况，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正确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他并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字。”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审干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同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会议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查出一批特务分子”；“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 有鉴于此，中央要求：“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关部门开始对反特斗争扩大化进行甄别平反。在此其间和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多次向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1944年10月 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讲道：“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应该说，毛泽东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既要深刻记取“抢救运动”的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确，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领导党纠正了这个错误。因此，“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不应该以曾经发生这一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延安整风运动。
如今，延安整风运动已逾70年，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以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见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遵议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956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同上书，第487页。
同上书，第553页。
（责编 肖黎）
70年来，对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诸多方面均予以高度评价。如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写：“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但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上（包括国内外）也一直有截然不同的即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评说。其评说的内容、角度和用语虽不尽一致，但是，在抛开延安整风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去描述和评价这场运动方面，则有着极大的一致性。然而，这些抛开本质和主流的评说又何尝不是片面的呢？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确实有必要再回首。
为什么要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对此，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和在其开展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从总体上，或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做了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对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妨碍了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后的20年间，赢得过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与失败。期间，虽然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分别一定程度地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使党较好地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毕竟党还未能对自己20年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总结。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是否真正认识到和是否真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是否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很难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以保证党制订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逐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第二，党成立以来，还未能在全党进行比较系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而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亟待提高。至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80万人。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情况。但这80万名党员中，有90%的人是抗战后入党的，他们对党的历史和认识知之不多。即便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也有一个继续学习和提高的问题。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端正党风，党才有可能成功地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从党犯错误的主观原因看，最根本的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学风不端正的错误。所谓学风不端正，是指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从大革命失败后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了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而且连续遭受了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一些共产党人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主观上不想把革命搞好。而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不正确，即他们在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只不过右倾表现为认识落后于实际；“左”倾则表现为认识超越客观实际允许的可能。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者往往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容易迷惑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让他们充作自己的佣人和俘虏。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员党性不纯的表现。并且，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又都是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分别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和宣传工作上的反映，只有把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反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才有可能扭转。因此，整顿三风的重点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党的建设。
第四，从党内斗争的教训看，以往党注重从组织上入手纠正错误，而忽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遵义会议前，党内“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②在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的这些缺点，是导致党不能彻底纠正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整风任务的重要原因。
第五，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期后，时局相对稳定，这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1942年已是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第5年，即已进入相持阶段中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仍然十分艰苦，但从总体看，斗争形势变化相对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这为党中央集中精力筹划和领导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整风运动采取了怎样的方针和方法
整风运动中，在科学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和认真总结以往处理党内矛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旨（方针）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告诫大家，“对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44年4月，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提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并强调“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这一方针的内涵及延安整风时实行这一方针的情况做了更好的说明，对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方针及其意义很有帮助。他指出：“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为了切实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1）“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样做，有助于从根本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并教育大家。（2）“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此，毛泽东分析说，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例如，1931年至1934年，虽然，“党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但应当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因此，必须提倡在党内养成分析的习惯。（3）“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③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在上述方针及正确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的。
在这一方面，有若干情况特别值得说明。例如，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阶段，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段时间的会议。会议主要批评了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的号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做了诚恳的检讨。如张闻天讲道：“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一下子做得很好，但要向着这个方向坚定去做”。④党内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后在全党整风运动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思想路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整风期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李鼎铭曾说：“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⑤
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收获了什么
（一）使全党空前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从党的自身建设情况看，如同刘少奇所说：“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⑥这是导致党在过去屡次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但是，直至全党整风前，“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⑦
也因此，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阶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领下，以延安为中心、以干部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即首先开展了起来。至全党整风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蔚然成风。期间，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公布了整风运动中干部（学生在内）必读的18个文件：“（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八）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决定增加4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19至第22个文件。它们分别是：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整风文件，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4月22日，党中央领导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延安出版。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学习时间规定四个月到五个月”等。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全党掀起了联系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本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22个文件的高潮。其间，许多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认真学习方面为大家做出了表率，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如1942年5月14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为《解放日报》写了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他指出，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应用”；“文件中的立场、观点也好，方法也好，就其本质的共同一致之点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就其实际的应用，就其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形来讲，却又是变化无穷，是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的”。
正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视。因为教条主义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得来的，恰恰相反，“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⑧为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向七大代表提出了新的要求：至少“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后译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主持编写）。毛泽东说：“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把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经验绝对化、神圣化，而发生另一种错误倾向。”⑨
可以说，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既是延安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也是不久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二）调查研究之风得以在全党大兴
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应该说，这不是一般地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对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特殊重要性。它的提出，从多方面促进了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其中特别是：
1．党中央设立专门领导机构及正式发布专项指导文件，调研工作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如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等四个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会议还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对党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讨论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之前，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决定》不仅强调了充分认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做了细致入微的指导。仅就“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决定》就列了七种，其中第五种是“写名人列传”。《决定》要求：“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⑩由此可见党中央对调查研究指导的投入。
2．促进和指导党的干部组织各类调查团，广泛、扎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历史和现实。如：这段时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返回。同月27日，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其中写道：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他告诫大家：“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接触过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这种发自肺腑的深刻认识，今天读来仍倍受启迪。
在全党整风期间，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延安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座谈会前，毛泽东曾找文艺界的工作者详细了解情况，然后确定了他在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因此，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的产物。《讲话》全面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不仅如此，这篇《讲话》还是毛泽东阐述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名篇之一。在此，他强调了诸如“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要重视解决“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要认识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等等。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顺利通过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七大。其中起草“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党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做出全面的、正确的总结，是党中央为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提出的许多重要修改意见被吸收到了决议中。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2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本来准备由七大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改为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说：“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此《决议》，个别意见委托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从而为即将召开的七大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四）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整风运动的方针得到更加模范的贯彻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6月11日，七大原则通过（后被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党章》第一章第二条中，把“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党章总纲和党章条文的上述规定，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信仰，更加激励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去迎接革命斗争的新的考验与挑战。
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对七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几条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条就是“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和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所有的同志团结起来”。毛泽东教育大家，在这一问题上，要把感情和理智统一起来，就是用理智指导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原则及其他几条原则都为党的七大所接受和贯彻。在七大上，一些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进一步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表现出了勇于修正错误的可贵品质。如博古在5月3日的发言中讲道：自己“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这个时期的党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的检讨，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与博古一同当选的还有李立三等人。李立三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 “深深体会到我们党在纠正党内错误问题上采用的从施手术到病后的适当护理，这一套‘治病救人’的办法，使我党既不断克服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又能及时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既能不断克服内部矛盾，又能不损害党的团结，并且更加增强党的团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在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曾几次表示认识错误，并写了检讨的王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七大上，毛泽东不仅带领大家更模范地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首次集中论述了包括自我批评在内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进一步启发和要求全党努力培育和弘扬这些优良作风。
如何认识整风运动中发生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亦称“抢救失足者运动”。它是在全党整风阶段的审干工作中发生的。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党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若干方面严重地估计了敌情，同时由于抗日根据地几乎同外界隔绝，有关部门对干部情况的调查十分困难，致使审干工作一度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严重夸大敌情的“抢救失足者”报告，随后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便大量出现，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针对这种情况，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正确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他并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字。”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审干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同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会议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查出一批特务分子”；“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 有鉴于此，中央要求：“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关部门开始对反特斗争扩大化进行甄别平反。在此其间和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多次向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1944年10月 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讲道：“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应该说，毛泽东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既要深刻记取“抢救运动”的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确，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领导党纠正了这个错误。因此，“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不应该以曾经发生这一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延安整风运动。
如今，延安整风运动已逾70年，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以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见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遵议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956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同上书，第487页。
同上书，第553页。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