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常常是批评界的一个话题。六十年代，普实克(Prusek)曾批评夏志清将文学抽离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只重视分析文学这个审美系统本身。九十年代，刘康则认为夏志清一书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中心倾向。刘康的这番批评意见，见诸一九九三年一月号《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全文题目是：《政治，批评的范例：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回应》。
　　刘康这次重读夏志清的小说史，正如张隆溪在同期的文章所指出的，反映了九十年代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倾向。溯其源流，则与八十年代海外和中国的文学研究的倾向有关。一方面，美国新左派文学评论学者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话语带入马克思主义讨论，并希望由此而能为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定位。同时，将第三世界文学(主要是拉美，其后逐渐涉及中国、日本)引入以作为后现代文化的自救和出路。他的理论在一九八五年因他到中国讲学而渐为中国学术界所认识，并带来一定影响。
　　当然，詹明信理论之所以流行，也与中国本身的文化环境有关。从拉美文学热／文化热的讨论中，可看到一种话语在中国文学界逐渐形成：即将中国界定为边缘、非中心和第三世界，以期借助拉美文学的成功例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开辟道路(见于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讨论)。于是，萨伊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我者／他者，东方／西方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而一种要求打破主导意识形态(包括中国本土的和西方的文化霸权)，渴求建立自我(self)，并要求在世界文学中寻找到位置的声音，便在中国的文化讨论中出现了。这是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分析第三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关系的论文的特点。
　　这种研究倾向随着一部分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而带“回”海外的学术界，在一些海外杂志如《社会文本》(Social Text)建立起一定的位置和影响力，并开始冲击原有的中国研究系统。
　　刘康为代表的那一种研究倾向是用一种新的理论架构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言之，是借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萨伊德将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机制转化到殖民主义文学的讨论中，并分析西方的自我(self)意识中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将被殖民者构造为他者(other)，以作自我肯定(self-identity)。这种表现(representation)又因为西方的文化霸权而不断被重构，从而使他者终于湮没在西方的话语中，并被西方的话语所取代(例如‘民主’，‘平等’这些具有浓厚西方中心倾向的话语却为第三世界地区毫无保留地接受)。只要留心西方传播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评论(例如对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肯定)，就可以知道上述的机制也确实存在于中西文化关系中。同样地，关于“西方”的言说，由之而产生的知识和符号，以及它构成的对中国人自身的幻想力和文化紧张(见多次的中国“现代主义”讨论)，确又存在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中。可见，刘康的借用，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可是，中国毕竟与一般定义的第三世界不同。它只有短暂的“半殖民”史。它还有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体制。那么，中西的文化关系，就不像第三世界受的直接领土和军事的压迫，当然，也就不能如刘康般将萨伊德的理论直接借用。要探讨的问题将是：那种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是怎样？那种文化压力在何种程度上在中国存在in-stitutionalized)和内化机制(internalized)为何？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甚么？可惜，刘康虽提及到运作机制和内化机制的问题，他却未探讨其特点和运作形式。
　　另一方面，像史皮娃克(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K.Bhabha)等人,虽然意识到西方文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性质，却未放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的应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分析，仍具有相当的力量。问题只在于如何转化应用及确定应用的对象。史皮娃克和霍米巴巴的著作都是要揭穿西方的宏大话语(grand narrative)的虚假性。他们两人近年来对印度本土文化的关注，就是要从现代化／现代主义的隙缝中，去找寻未能被这个宏大话语纳入的本土文化母题，从而去指出现代主义的不足。而萨伊德的新作《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则更注意被殖民者本身的话语构成的可能。同时，其探讨的范围从《东方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形式(军事性的领土侵略)，转到帝国主义后期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文化侵略。萨伊德要研究的，就是文化这种美学客体与殖民之间的关系。(前言，页7)文化在萨伊德书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日常的生活方式，即被殖民意识已经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美国的麦当劳快餐)，是自然而然的，大众的。另一则是指高级文化，具体是探索小说创作。萨伊德发现它是以一种愉悦和快感(pleasure)慢慢地、舒服地渗入意识内。萨伊德具体探讨叙事小说(narative fiction)，说明被殖民者如何在叙述中争取其自我肯定(self-identity)，而另一方面，权力体制则如何通过叙述(或阻碍其他叙述)的形成制造殖民意识。
　　萨伊德的这一新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比《东方主义》时期更注意被压迫主体的构成。全书一半篇幅是探讨反抗者的话语实践。他为第二次大战以来对反抗主体的研究整理出一个具体而清晰的提纲，将零星分散的史料归纳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图像。这样，建立一种非西方的却处处与西方殖民主义对话／对抗的文化群体，便有了眉目。其二，他指出：反抗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言说和程序，彼此却是有联系的。这是因为它的诱因——帝国主义经历(imperialistexperience)是彼此连结和重叠的。
　　他的提法触及到一个值得探讨却仍甚少人研究的课题：被殖民者之间有些什么文化共性。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普遍性程度便可以确定。萨伊德理论的前提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它是因应着“帝国主义”、“主导形态”(dominant)这些因素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文化／政治的帝国主义／霸权的对象，就是被殖民者。这样的定义无疑有助于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概括，即是那些虽未经过领土／军事侵略的地区，在严格定义下未经历过殖民主义时期，但在文化上也会是被殖民者。
　　事实上，萨伊德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是处于一个美国占优势的时期”(页344)，“美国这个国家不断地致力于将其法律，和平的观点推向世界”。(页346)被压迫者如何在美国的文化霸权中创造新空间，以表达本土的文化和想像力？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者至为关注的问题。萨伊德《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一书没有提供政治性的策略。这可能与他对福柯和葛兰西的理论持保留的态度有关。
　　被压迫者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空间？这方面的研究困难重重。一是第二次大战以来压迫与被压迫者的关系是不明显的，部分甚至是意识上的文化侵略形式。举中国五四以来西化讨论为例。文化界正是在西方霸权(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阴影下进行着追求现代化和西化的讨论。在非西化就会积弱甚至是亡国这种话语及意识形态的“威胁”下，人们进行现代化的“选择”。(这情况甚至在八十年代后期中仍然出现。见“球籍”讨论。)其二，“被压迫者”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帝国主义和本土文化中的男性主义、国家主义和阶级压迫有着同缘关系。也因此，史皮娃克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始终不肯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因为，在她参照的文本——印度——中，阶级和性别压抑始终是重要的课题，并与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不清。其三，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对象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区，如印度和拉美(萨伊德对中东的研究，可说是为后殖民主义研究迈开了一大步)。对更微妙的文化压迫关系的研究，至今仍不多见。
　　三好将夫《中心以外：日本和美国的权力和文化关系》也许可以作为借鉴。他研究的就是日本文化中被殖民的形式。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西方中心和男性中心以外的书，目标是探讨本土／女性文化，以期探索出一种与前者抗衡的政治和文化力量。
　　三好将夫“试图从边缘去重读历史以看其殖民主义建构的过程。(前言，页3)换言之，全书是一次重读。重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学，因文学仍是控诉的主要形式。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包容主义(in-clusivism)这个概念如何在历史上对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研究和比较西方在新日本建立中所产生的影响，并与创作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第三部分则是研究日本的中心主义。总括而言，全书是对自身历史／文学(文化)，自我与他者(美国)关系的反省和探讨。
　　《中心以外》有不少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例如它对于包容主义如何在殖民主义过程中出现，如何与本土的男性主义结合。又例如他指出西方的日本学是西方自身的再肯定(self reaffirmation)。例如它探讨日本小说文体由私小说的一人称发展到小说三人称，是体现了“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个人已无法和他者分离”。它还指出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下，文化仍停留在殖民主义时期(依赖美国)，而这是与日本持续多年对美国的文化依赖这种不平行的文化结构有关的。不足的是，《中心以外》所举出的“事实”，缺乏一个坚实的“运作机制”去支撑。例如，那种不平行的文化结构的形式如何产生？只有解答了这类问题，关于非直接形式的殖民主义之谜才可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