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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20世纪德国作家当中，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纳表现得最为积极和热情。从《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和误读两个方面，进一步从《四川好人》看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当中的古典哲学，戏曲艺术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深刻地剖析《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同时，从《四川好人》的命名，故事素材，哲学思想等方面分析《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关键词：四川好人 古典哲学 中国戏剧 引用 误读
《四川好人》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部杰作。《四川好人》讲述了三位神祗到人间寻找好人，在四川找到了善良却贫穷的妓女沈黛。沈黛用神祗们给的钱开了一家烟店，希望从此多多行善。沈黛为他人做了许多好事，但自己却沦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沈黛以表兄隋大的面目出现，彻底作恶，成为了四川的香烟大王。最终，沈黛被迫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隋大。
布莱希特一生迷恋中国古典哲学，并将其大量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被称作“中国的布莱希特”[1]。在《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将故事发生的背景安排在中国的四川，其中的人物也都用中国人的姓氏，可见该剧本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本文欲从《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和误读两个方面来分析《四川好人》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
（一）《四川好人》与中国古典哲学
1.与庄子的“有用之患”思想
《庄子·人间世》中写道，“宋有荆棘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村弋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2]而《四川好人》恰好也写道，“宋县有个地方叫荆棘林。那儿长着楸树，柏树和桑树。那些围粗一两的树，人们把它砍下来，拿去做狗圈的栏栅……这些树未长成就被锯斧毁掉了，这就是有用之材的下场。”[3]人或物不为世所用，才能终其天年，否则难逃厄运，《四川好人》中说的就是庄子的“有用之患，无用之用”的思想。
2.与墨子的处世之道
布莱希特最为推崇的就是墨子，也积极地接受墨子的哲学思想。在《四川好人》中，杨荪之母见儿子杨荪改变时，感慨说：“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4]这体现了《墨子·非儒下》中的“君子循而不作，执后不言”[5]的处世之道。用在此处实际上是对杨荪的被动处世态度的批判。
（二）《四川好人》与中国戏剧
1.楔子
“楔子”是元杂剧剧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指四折以外所加的场次。在《四川好人》共十场戏中，布莱希特就安排了六个楔子。例如楔子一，即“桥下过场”安 排在第一场戏“小烟店”之后，在这个楔子中买水人老王在梦中与神仙们相见，神仙要求老王回省城看看好人沈德，再向他们报告沈黛的情况。
2.自报家门
中国戏曲人物上场时往往“自报家门”，一出场首先把角色的名姓、家世、来历介绍给观众。在剧本《四川好人》中也使用了这一中国艺术手法。买水人老王一出场，就向观众介绍自己说“我是本地四川省城的买水人”，并引出了与本戏剧情有关的“前因”。
3.评论性插曲、插话
中国戏曲中生、旦、净、丑等角，尤其是丑角往往在剧中发表议论，或对自我或对自己面前的事件进行评论等等。中国戏曲中，剧中的角色或对自我或对自己面前的事件进行评论等等.例如插话，在《四川好人》中当孩子走到垃圾桶那儿拣吃的，沈黛就转向观众，向观众说明更具体的情况。
4.象征表演
象征、虚拟性表演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如以鞭代马，以桨代舟等。在《四川好人》的第七场中，怀有身孕的沈黛欣喜地牵着小男孩的手走来走去，与他说话、偷樱桃、逃跑等，实际上舞台上并无小男孩这个人，只是虚拟的动作。
5.开放性结局
一般来说，西方戏剧要求剧作都要有完整的结尾，但《四川好人》却采用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该剧结尾用了一首收场诗：“……请你们自己设身处地去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好人去得到一个好的下场。尊敬的观众，去吧，你自己去找结局：这结论笃定美好！笃定，笃定！” [6]
二.《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1.《四川好人》之哲学思想
之所以称为四川“好人，这个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人性论”不无关系。《四川好人》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在一个恶的社会里做好人难”的主题与中国古代孟子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有相同之处。一方面，从沈黛这个热心行善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了孟子“人性之善也，犹如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的观点；另一方面，当沈黛假扮成表哥隋大时，又体现了孟子思想的另一面，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天资不善之人，人的作恶是环境造成的。
不过，孟子的“性善说认为善是人的共性，不善则是外界条件造成的。但是，布莱希特所理解的“性善说”是主人公沈黛——隋达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是简单的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的产物，而是具备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和特征。读过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布莱希特，在理解孟子的思想时，很容易从“存在决定意识”，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去理解孟子的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对孟子”性善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布莱希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孟子的人性论进行了改造，使得《四川好人》演绎了一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象：在恶的社会里做好人难。
2.《四川好人》之戏曲艺术
中国戏剧既是艺术性的，又是道德教化性的，中国戏曲中具有陌生化效果的社会教育功能。通过声音，形象，意象等形式潜移默化地疏导人的心性。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具有程式性的特点，舞台上的外形，服装，语言，动作，情绪，都是现实中萃取的程式特征。这样，客观上造成戏剧和现实的距离，然而这种距离感可以使观众耳濡目染，受到影响，欣然接受剧中的价值观，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但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戏曲的陌生化效果的动机和目的，是陌生和令人疑虑。在《四川好人》中，所使用的“陌生化”是随着程式性和写意性表演产生的，而不是编演者有意追求的，更没有考虑到以促进观众思考为目的。布莱希特所熟悉的西方戏剧的模式，包括他自己的叙述体戏剧，即通过挑战观众的理性教育观众的模式。
所以，布莱希特所理解的戏剧教育是通过激发观众的批判力使他产生改造社会的意识，而中国戏曲的教化则是通过感化，陶冶而陶冶观众的心性。这说明，《四川好人》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戏曲存在着误读。布莱希特在中国戏曲中看不到戏剧的教育意义，因而他不明白中国戏曲的教化功能和陌生化效果有怎样的关系。
3.《四川好人》中和尚的出现
布莱希特可能并不是十分清楚和尚在中国的职责和任务，将中国的和尚与基督教中的牧师混为一谈。《四川好人》中，在沈黛和杨荪的婚礼上，安排了和尚师傅来为他们主持婚礼。这一点，是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元素中的和尚的误读。
三.原因分析
1.布莱希特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
布莱希特经过其最亲密的女合作者和女友伊·霍普特曼了解到中国文化，由此进入东方文化的领域。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与戏曲表演艺术中发现了对他的戏剧理论，文艺理论有用的形式因素，如多样性，戏剧的叙述体因素，戏剧的假定性等等。同时，布莱希特也为中国哲学的表达形式所吸引，中国哲学的教育性和教育的艺术性的结合与统一吸引和启发了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在流亡丹麦期间创作了叙事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除开中国哲学，布莱希特对中国诗歌也颇有研究，1951年布莱 希特把十二首译诗汇编在一起，以《中国诗歌译作》为题发表 在他主编的《尝试》杂志第十期上。这十二篇译诗中有七篇是 白居易的，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在戏剧方面，布莱希特与中国的渊源更加深。他的戏剧有许多都取材于中国，例如《高加索灰阑记》，《杜兰朵公主》等等。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的作品的影响充分反映在他的《四川好人》中，《四川好人》中多有对中国文化的借用。
2.布莱希特的“陌生化”与“间离效果”
陌生化的力量贯穿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中，其核心是，通过对熟悉的东西加以陌生化，使习以为常的食物得到重新认识。布莱希特认为，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转太熟悉了，以至于不能真正了解它；他希望用陌生化的效果刺激观众，引起人们对社会状况的关注，使得人类社会和历史中隐含的矛盾暴露出来；他在自己的戏剧中通过一系列叙事性手法告诉观众，这是在演戏，不是现实生活，这样做使得观众和虚拟情境拉开了距离。
布莱希特把《四川好人》的发生地点搬到中国四川。无非因为中国离欧洲遥远，以便他制造陌生化——间离效果。对布莱希特来说，中国仅是一个思想载体。四川，墨子……它们本身并非目的，即布莱希特并非为了写中国及这些中国人和中国故事。从《四川好人》来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布莱希特利用中国题材仅为了“陌生化”，更不能说他世界观上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因此，《四川好人》中不免存在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布莱希特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四川好人》和中国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虽然有很多对中国文化的引用，但因为其自身的思想观念也造成了《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参考文献
[1][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2]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25-131
[3]张黎.《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J]外国文学研究，2004（3）：116-128.
[4]谢芳.舒文玲.《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文化.[J]安徽文学，2008（9）：365.
[5]翟莉轲.《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J]作家杂志，2011（7）：96-97.
[6]谢芳.《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戏曲艺术.[J]科教文汇，2008：251.
[7]张黎.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评论，2007（1）：28-38.
注 释
[1]翟莉轲.《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J]作家杂志，2011（7）：96-97.
[2]庄子.《庄子·人间世》
[3][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4][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5]墨子.《墨子·非儒下》
[6][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介绍：郭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四川好人 古典哲学 中国戏剧 引用 误读
《四川好人》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部杰作。《四川好人》讲述了三位神祗到人间寻找好人，在四川找到了善良却贫穷的妓女沈黛。沈黛用神祗们给的钱开了一家烟店，希望从此多多行善。沈黛为他人做了许多好事，但自己却沦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沈黛以表兄隋大的面目出现，彻底作恶，成为了四川的香烟大王。最终，沈黛被迫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隋大。
布莱希特一生迷恋中国古典哲学，并将其大量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被称作“中国的布莱希特”[1]。在《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将故事发生的背景安排在中国的四川，其中的人物也都用中国人的姓氏，可见该剧本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本文欲从《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和误读两个方面来分析《四川好人》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引用
（一）《四川好人》与中国古典哲学
1.与庄子的“有用之患”思想
《庄子·人间世》中写道，“宋有荆棘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村弋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2]而《四川好人》恰好也写道，“宋县有个地方叫荆棘林。那儿长着楸树，柏树和桑树。那些围粗一两的树，人们把它砍下来，拿去做狗圈的栏栅……这些树未长成就被锯斧毁掉了，这就是有用之材的下场。”[3]人或物不为世所用，才能终其天年，否则难逃厄运，《四川好人》中说的就是庄子的“有用之患，无用之用”的思想。
2.与墨子的处世之道
布莱希特最为推崇的就是墨子，也积极地接受墨子的哲学思想。在《四川好人》中，杨荪之母见儿子杨荪改变时，感慨说：“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4]这体现了《墨子·非儒下》中的“君子循而不作，执后不言”[5]的处世之道。用在此处实际上是对杨荪的被动处世态度的批判。
（二）《四川好人》与中国戏剧
1.楔子
“楔子”是元杂剧剧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指四折以外所加的场次。在《四川好人》共十场戏中，布莱希特就安排了六个楔子。例如楔子一，即“桥下过场”安 排在第一场戏“小烟店”之后，在这个楔子中买水人老王在梦中与神仙们相见，神仙要求老王回省城看看好人沈德，再向他们报告沈黛的情况。
2.自报家门
中国戏曲人物上场时往往“自报家门”，一出场首先把角色的名姓、家世、来历介绍给观众。在剧本《四川好人》中也使用了这一中国艺术手法。买水人老王一出场，就向观众介绍自己说“我是本地四川省城的买水人”，并引出了与本戏剧情有关的“前因”。
3.评论性插曲、插话
中国戏曲中生、旦、净、丑等角，尤其是丑角往往在剧中发表议论，或对自我或对自己面前的事件进行评论等等。中国戏曲中，剧中的角色或对自我或对自己面前的事件进行评论等等.例如插话，在《四川好人》中当孩子走到垃圾桶那儿拣吃的，沈黛就转向观众，向观众说明更具体的情况。
4.象征表演
象征、虚拟性表演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如以鞭代马，以桨代舟等。在《四川好人》的第七场中，怀有身孕的沈黛欣喜地牵着小男孩的手走来走去，与他说话、偷樱桃、逃跑等，实际上舞台上并无小男孩这个人，只是虚拟的动作。
5.开放性结局
一般来说，西方戏剧要求剧作都要有完整的结尾，但《四川好人》却采用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该剧结尾用了一首收场诗：“……请你们自己设身处地去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好人去得到一个好的下场。尊敬的观众，去吧，你自己去找结局：这结论笃定美好！笃定，笃定！” [6]
二.《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1.《四川好人》之哲学思想
之所以称为四川“好人，这个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人性论”不无关系。《四川好人》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在一个恶的社会里做好人难”的主题与中国古代孟子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有相同之处。一方面，从沈黛这个热心行善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了孟子“人性之善也，犹如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的观点；另一方面，当沈黛假扮成表哥隋大时，又体现了孟子思想的另一面，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天资不善之人，人的作恶是环境造成的。
不过，孟子的“性善说认为善是人的共性，不善则是外界条件造成的。但是，布莱希特所理解的“性善说”是主人公沈黛——隋达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是简单的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的产物，而是具备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和特征。读过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布莱希特，在理解孟子的思想时，很容易从“存在决定意识”，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去理解孟子的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对孟子”性善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布莱希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孟子的人性论进行了改造，使得《四川好人》演绎了一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象：在恶的社会里做好人难。
2.《四川好人》之戏曲艺术
中国戏剧既是艺术性的，又是道德教化性的，中国戏曲中具有陌生化效果的社会教育功能。通过声音，形象，意象等形式潜移默化地疏导人的心性。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具有程式性的特点，舞台上的外形，服装，语言，动作，情绪，都是现实中萃取的程式特征。这样，客观上造成戏剧和现实的距离，然而这种距离感可以使观众耳濡目染，受到影响，欣然接受剧中的价值观，达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但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戏曲的陌生化效果的动机和目的，是陌生和令人疑虑。在《四川好人》中，所使用的“陌生化”是随着程式性和写意性表演产生的，而不是编演者有意追求的，更没有考虑到以促进观众思考为目的。布莱希特所熟悉的西方戏剧的模式，包括他自己的叙述体戏剧，即通过挑战观众的理性教育观众的模式。
所以，布莱希特所理解的戏剧教育是通过激发观众的批判力使他产生改造社会的意识，而中国戏曲的教化则是通过感化，陶冶而陶冶观众的心性。这说明，《四川好人》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戏曲存在着误读。布莱希特在中国戏曲中看不到戏剧的教育意义，因而他不明白中国戏曲的教化功能和陌生化效果有怎样的关系。
3.《四川好人》中和尚的出现
布莱希特可能并不是十分清楚和尚在中国的职责和任务，将中国的和尚与基督教中的牧师混为一谈。《四川好人》中，在沈黛和杨荪的婚礼上，安排了和尚师傅来为他们主持婚礼。这一点，是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元素中的和尚的误读。
三.原因分析
1.布莱希特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
布莱希特经过其最亲密的女合作者和女友伊·霍普特曼了解到中国文化，由此进入东方文化的领域。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与戏曲表演艺术中发现了对他的戏剧理论，文艺理论有用的形式因素，如多样性，戏剧的叙述体因素，戏剧的假定性等等。同时，布莱希特也为中国哲学的表达形式所吸引，中国哲学的教育性和教育的艺术性的结合与统一吸引和启发了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在流亡丹麦期间创作了叙事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除开中国哲学，布莱希特对中国诗歌也颇有研究，1951年布莱 希特把十二首译诗汇编在一起，以《中国诗歌译作》为题发表 在他主编的《尝试》杂志第十期上。这十二篇译诗中有七篇是 白居易的，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在戏剧方面，布莱希特与中国的渊源更加深。他的戏剧有许多都取材于中国，例如《高加索灰阑记》，《杜兰朵公主》等等。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的作品的影响充分反映在他的《四川好人》中，《四川好人》中多有对中国文化的借用。
2.布莱希特的“陌生化”与“间离效果”
陌生化的力量贯穿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中，其核心是，通过对熟悉的东西加以陌生化，使习以为常的食物得到重新认识。布莱希特认为，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转太熟悉了，以至于不能真正了解它；他希望用陌生化的效果刺激观众，引起人们对社会状况的关注，使得人类社会和历史中隐含的矛盾暴露出来；他在自己的戏剧中通过一系列叙事性手法告诉观众，这是在演戏，不是现实生活，这样做使得观众和虚拟情境拉开了距离。
布莱希特把《四川好人》的发生地点搬到中国四川。无非因为中国离欧洲遥远，以便他制造陌生化——间离效果。对布莱希特来说，中国仅是一个思想载体。四川，墨子……它们本身并非目的，即布莱希特并非为了写中国及这些中国人和中国故事。从《四川好人》来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布莱希特利用中国题材仅为了“陌生化”，更不能说他世界观上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因此，《四川好人》中不免存在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布莱希特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四川好人》和中国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虽然有很多对中国文化的引用，但因为其自身的思想观念也造成了《四川好人》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参考文献
[1][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2]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25-131
[3]张黎.《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J]外国文学研究，2004（3）：116-128.
[4]谢芳.舒文玲.《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文化.[J]安徽文学，2008（9）：365.
[5]翟莉轲.《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J]作家杂志，2011（7）：96-97.
[6]谢芳.《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戏曲艺术.[J]科教文汇，2008：251.
[7]张黎.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J]外国文学评论，2007（1）：28-38.
注 释
[1]翟莉轲.《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J]作家杂志，2011（7）：96-97.
[2]庄子.《庄子·人间世》
[3][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4][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5]墨子.《墨子·非儒下》
[6][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介绍：郭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