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为官。宋神宗熙宁年间，由于其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出朝廷。宋哲宗继位后，又把他召入朝廷做宰相。司马光一生忠于朝廷、忠于国家，不顾一己之私，正直、清廉，所作所为常为国家、百姓长远计。他编著的《资治通鉴》，为古代治国兴邦提供了一面镜子。
　　一提到司马光，大家熟知的是他砸缸救人的故事。这在史书中有记载。《宋史·司马光传》写道：“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甕，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甕破之，水迸，儿得活。”可见，这件事并非杜撰。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司马光幼时喜好读书，到了不知寒暑饥渴的程度，这不仅让他刚成年就中了进士，也让他具备了遇大事机敏善断的内在素质。

忠于朝廷，不惧误毁

　　宋英宗刚刚登基就病了，慈圣光献皇后同他一起听政。司马光觉得这样做不妥，便上疏说：“过去曾有皇后依仗保佑皇帝有功，极力怂恿皇帝任用她的亲人，其中有小人，结果导致天下谤怒。当今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用可亲可信的忠诚耿介之臣。”接着他指出，“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司马光为国家前途考虑，不惧怕奸佞打击，非常坚持原则。
　　曹修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贵戚关系便被安排为辅佐重臣，随之很多官员都获得了升迁。司马光即刻谏言，“無功、无名却随意升迁，那么，守卫京城、宫门的将帅、士卒、服务小吏都会心急求升迁，如果不能满足其欲望，就会不满，将会怠慢其职责。所以用人、升官一定要有依据”。
　　当皇帝误以为是任守忠的支持让自己得以继位时，便升迁了他的官位。司马光向皇帝报告实情：“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复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皇帝于是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朝野一片欢呼。
　　王广渊被宋英宗提拔到集贤院为官时，司马光立即表示反对，说王广渊奸邪不可重用、不可亲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所以厉天下。”司马光认为用人要像汉景帝用卫绾那样才可以。卫绾原是汉文帝的驾车人，为人谨慎厚道，汉景帝为太子时，召见皇帝左右的人喝酒，只有卫绾婉拒不去。汉文帝临终时嘱咐汉景帝，说卫绾是忠厚人，要好好待他，但事后一年多，汉景帝从没过问卫绾之事。汉景帝到上林苑打猎时，下诏要卫绾同车护驾。回来途中他问卫绾，你知道为什么要你护驾吗？卫绾说，我过去是先皇帝的熟练驾车者，效劳多年，其他原因不知道。汉景帝说：“我做太子时召你来，你为什么不肯来？”卫绾说：“背着皇帝到你那儿去聚会是死罪，我不敢去。”汉景帝赐给卫绾一柄宝剑，以示重用。卫绾却说：“先皇帝赐给我六柄宝剑，我不敢要您的宝剑。”汉景帝命令他取来查看，发现确实都存藏在原来的剑鞘里，没有佩带过的痕迹。这说明，他从未因皇帝重视而逞过威风，而是一心为朝廷尽心竭力。汉景帝由此认定卫绾可靠，可重用，于是让他任河间王太傅，封其为建陵侯，后又封为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
　　《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二十一》记载，张美做澶州粮料官时，周世宗当时是可能继承皇位的太子，张美对其所需粮草，特别及时供给，尤显殷勤。周世宗做皇帝后，提拔他为三司使、大内都检点、左领军上将军，没有忘记张美的功劳，但从未把他当作心腹忠臣，就因为当年张美在澶州任粮草官时，周世宗是太子，他就像对皇帝一样百般殷勤，唯命是从。周世宗认为，这样做的人就是别有用心，不太可靠。
　　司马光饱读历史，以行径相反的二人为例，劝谏宋英宗明辨用人是非，让英宗认识到王广渊在宋仁宗朝就私自结交自己是别有私心，并非忠臣。司马光对皇帝、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绝无疏略之处。

清廉为官，鞠躬尽瘁

　　宋仁宗曾赏赐司马光及众臣百余万钱，司马光率同列的几个官员三次上奏章说：“国家外有敌患，内部贫乏，不可以大肆奖赏大臣，如实在不可拒绝，应允许把所得恩赐之钱奉送给皇帝裁度。”但仁宗皇帝没有准奏。于是，司马光将所得一部分捐给所在机关，作为公务费；另一部分放在岳父家，后来直接放弃了这笔赏赐钱。《宋史·司马光传》载：“光于物淡然无所好……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由此我们知道，司马光为朝廷重臣，一生不爱钱，不好贵重之物，而遍读群籍，无所不通。他注重实际，求实求真，终生俭朴，用心于朝中事，不治家业，以至妻子去世，须卖田地发丧，一辈子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看得出，司马光到晚年尤为勤政，把自己的一切全交给了朝廷，虽体弱多病，吃不下饭，仍不辞艰辛，做事更加尽心竭力。

　　司马光为天下计，常想让皇帝多学习历史典籍，但历代史书文字浩瀚，皇帝没时间全看，他就从历史大事中选出最有教益的典型史实，编为《通志》八卷，献给皇帝。宋英宗读后非常高兴，下令设置专门编辑史书的机构，以利于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全部书编好后，宋神宗给它起了名字，叫“资治通鉴”，并且为之作序。皇帝天天读这部书，以之为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
　　司马光曾向宋神宗“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司马光认为作为帝王首先要怀有爱天下人民之心；其次要明察忠奸，万事胸中明晰；第三，时时要有武备思想，对外对内都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完全是针对宋朝存在问题开的药方，针对性极强，实用性极强。提出的所谓治国之要，一是用什么人为官的问题，提出要用忠诚厚道、廉洁奉公的人为官，避免奸邪小人得逞；二是一定做到有功必赏，且要及时；三是有罪一定及时惩罚。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天下就能大治。
　　司马光68岁时去世，太皇太后得知消息后非常痛心难过，与宋哲宗亲到他府上祭奠，追赠太师、温国公，赠一品官礼服以及银两与绢帛。赐谥号“文正”，赐碑文“忠清粹德”，评价极高。
　　宋徽宗时，蔡京专权，写了诬陷司马光为奸党的碑文。一位叫做安民的石匠被指派刻碑，此人却说：“我知道天下人都称赞司马相公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这个碑。”连一位石匠都有这样的认知，可见司马光的正面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