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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空难诉讼,从中国打到美国又回到中国,如今还是前途未卜。外人看来,诉讼是为了赔偿,但包头空难的家属们却表示,他们坚持追讨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从2004年11月21日至今,对包头空难的家属们来说,时间一点没有淡化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那场迟迟没有结果的空难诉讼,更加深加重了他们心中的哀恸。
新的一年又来了,他们还在坚持,他们说,他们坚持追讨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一场固执的官司
委托律师郝俊波起诉的包头空难家属们,从32家变成36家、40家。家属人数增加是在官司回到中国之后,2007年7月,美国加州高等法院发出《中止诉讼指令》,同意被告之一东方航空公司的申请,中止包头空难家属在美国的诉讼。
事实上,这个消息对参与诉讼的家属们来说不是“好消息”,但新加入的家属却不这样看,“起码还有希望,有一条路可以走。”一位家属说,获得赔偿已经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他们要追讨的,是事故真相和对空难责任人的惩罚,他们认为只有看到真相,才能给在事故中遇难的家人一个交代。
因为不满意东航的空难赔偿标准,2005年8月17日,部分包头空难家属委托律师在美国起诉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美国GE公司。根据“长臂管辖”原则,美国法院受理了此案。
高昱是最早加入诉讼的家属之一,向三家企业提起诉讼,并不是高昱自己想到的,中国还没有空难家属起诉事故中国责任方得到立案的先例。在包头空难中遇难的是高昱的哥哥,他哥哥是一名警察,是个热心人,有很多朋友,在6个兄弟姐妹的大家族里,他是“核心”。高昱跟哥哥最亲,连手机的开机画面,两兄弟都不约而同输入一句同样的话:我爱我家。失去哥哥,对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空难发生后第二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跟高昱的家人谈赔偿事宜。“我总觉得程序不对,我们想先知道事故原因,然后再来谈赔偿。当时的感觉,好像拿了这些钱,就了结了,就换走了一条生命。”高昱心里很抵触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其他家属一样,悲痛之余,高昱想要知道事故原因,惩罚责任人,而不是拿一笔钱走人。
在多方做工作后,高昱一家最终在赔偿协议上签字,接受了航空公司20多万元的赔偿费。赔偿的依据是1993年国务院132号令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再加上一些补助。
高昱一家处理哥哥后事时,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的郝俊波律师正乘着出租车,大海捞针般地在包头寻找空难家属。家属们是否有诉讼需要,郝俊波当时心里也没有底。一位出租车司机给郝俊波提供了线索,他曾经拉过一家空难家属,司机把郝俊波带到了高昱家。
通过高昱,郝俊波又联系到了一些家属,他告诉家属们,他愿意为他们代理对事故责任方的诉讼。家属们一开始很怀疑律师的动机,还有一些家属不相信“国家的法院告国家的企业”。32名家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郝俊波提起诉讼。到了2005年12月,家属们才真正看到,当初起诉的决定是对的。
寻找出路
包头空难发生一年多以后,2006年底,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11
从2004年11月21日至今,对包头空难的家属们来说,时间一点没有淡化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那场迟迟没有结果的空难诉讼,更加深加重了他们心中的哀恸。
新的一年又来了,他们还在坚持,他们说,他们坚持追讨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一场固执的官司
委托律师郝俊波起诉的包头空难家属们,从32家变成36家、40家。家属人数增加是在官司回到中国之后,2007年7月,美国加州高等法院发出《中止诉讼指令》,同意被告之一东方航空公司的申请,中止包头空难家属在美国的诉讼。
事实上,这个消息对参与诉讼的家属们来说不是“好消息”,但新加入的家属却不这样看,“起码还有希望,有一条路可以走。”一位家属说,获得赔偿已经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他们要追讨的,是事故真相和对空难责任人的惩罚,他们认为只有看到真相,才能给在事故中遇难的家人一个交代。
因为不满意东航的空难赔偿标准,2005年8月17日,部分包头空难家属委托律师在美国起诉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美国GE公司。根据“长臂管辖”原则,美国法院受理了此案。
高昱是最早加入诉讼的家属之一,向三家企业提起诉讼,并不是高昱自己想到的,中国还没有空难家属起诉事故中国责任方得到立案的先例。在包头空难中遇难的是高昱的哥哥,他哥哥是一名警察,是个热心人,有很多朋友,在6个兄弟姐妹的大家族里,他是“核心”。高昱跟哥哥最亲,连手机的开机画面,两兄弟都不约而同输入一句同样的话:我爱我家。失去哥哥,对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空难发生后第二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跟高昱的家人谈赔偿事宜。“我总觉得程序不对,我们想先知道事故原因,然后再来谈赔偿。当时的感觉,好像拿了这些钱,就了结了,就换走了一条生命。”高昱心里很抵触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其他家属一样,悲痛之余,高昱想要知道事故原因,惩罚责任人,而不是拿一笔钱走人。
在多方做工作后,高昱一家最终在赔偿协议上签字,接受了航空公司20多万元的赔偿费。赔偿的依据是1993年国务院132号令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再加上一些补助。
高昱一家处理哥哥后事时,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的郝俊波律师正乘着出租车,大海捞针般地在包头寻找空难家属。家属们是否有诉讼需要,郝俊波当时心里也没有底。一位出租车司机给郝俊波提供了线索,他曾经拉过一家空难家属,司机把郝俊波带到了高昱家。
通过高昱,郝俊波又联系到了一些家属,他告诉家属们,他愿意为他们代理对事故责任方的诉讼。家属们一开始很怀疑律师的动机,还有一些家属不相信“国家的法院告国家的企业”。32名家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郝俊波提起诉讼。到了2005年12月,家属们才真正看到,当初起诉的决定是对的。
寻找出路
包头空难发生一年多以后,2006年底,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