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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1998年第一篇有关法和金融的研究文献发表以来，20多年在法律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就法律移植如何影响金融发展做了介绍和回顾，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分类梳理。
关键词：法律移植 金融发展 影响
经济学家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比较时，发现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和英国，大公司的股权为何非常分散地被多数人持有？为什么意大利的公司很少上市？德国股票市场虽然较小，但却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银行体系。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到金融制度的发展？1998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Vishny发表一篇重要的文献"Law and Finance"，首次将法律制度指标加以量化并引入到对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并且认为各国法律起源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该理论认为对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可以限制公司内部人（如管理层或大股东）对投资者的掠夺程度，从而促进金融发展；而保护投资者的法律规则在不同国家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来源于该国的法律传统或者法律起源。一般而言，普通法系国家（起源于英国法）对于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比民法系国家（起源于罗马法）要强有力；第三，欧洲的各种法律传统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得以扩展到全球各地。这样一种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种法系之间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国家间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的差异。
但有些学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主张移植法律的方式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Berkowitz、Pistor和Richard（2003a，2003b）认为法律移植国接受法律制度的移植方式比其所接受的法律制度的来源更加重要。移植国在移植其他法系的法律制度以后能否内生地发展出本国的法律秩序，能否因地制宜地将移植来的法律制度加以改变使其适应本国国情，本国民众是否熟悉所引进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等，这些因素都是法律移植能否成功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移植国接受法律制度的过程是被动地，再加上该国民众不熟悉和不能适应所引进的法律制度，那么普罗大众对引入的各项法律制度就没有多少需求，而且对于引入的法律制度的接受程度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非常详尽，法律执行方面也会产生许多问题。这些不具备前述先决条件的国家在移植其他法系的法律制度以后可能会产生移植效应，对本国的金融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通过使用LLSV文章中所列举的49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移植过程对于金融和经济发展有显著地影响，而法律起源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
Kanda和Milhaupt（2003）对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占领日本时期改造日本商法典的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时被强行引入日本公司法的董事忠实义务原则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引入的忠实义务和当时日本的法律制度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契合度很低。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由于法律环境的变化，这一义务才开始在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Pistor、Keinan、Kleinheistcrkamp和West（2003a，2003b）考察了过去二百年间，公司法在六个法律移植国中的演进过程，并将这一过程与公司法在其来源国的演进过程加以比较。他们的研究发现，不管移植国的公司法来自哪一个法系，其法律变化的演进方式都显著不同于起源国。在法律移植国中，法律在变革前常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而当变革发生时，它一般是非常激进的，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逐步加以修改，而是偏好于全面修订整个法典。相较而言，公司法在其起源国则是根据需要渐进地演进。以上发现表明仅仅依靠形式化的法律移植，在法律移植国中不能产生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创新的有效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1113-1155.
[2]Berkowitz， Daniel， Katharina Pistor， and Jean-Francois Rich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gality， and the Transplant Effec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a， 47（1）：165-195.
[3]Berkowitz， Daniel， Katharina Pistor， and Jean-Francois Richard. The Transplant Effect[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3b， 51（1）： 163-203.
[4]Kanda， Hideki， and Curtis J. Milhaupt. Re-examining Legal Transplants： the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in 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3， 51（4）：887-902.
[5]Pistor， Katharina， Yoram Keinan， Jan Kleinheisterkamp， and Mark D. West. Evolution of Corporate Law and the Transplant Effect： Lessons from Six Countries[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3a， 18（1）：89-112.
[6]Pistor， Katharina， Yoram Keinan， Jan Kleinheisterkamp， and Mark D. West.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Law：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3b， 23（4）：791-871.
关键词：法律移植 金融发展 影响
经济学家在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比较时，发现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和英国，大公司的股权为何非常分散地被多数人持有？为什么意大利的公司很少上市？德国股票市场虽然较小，但却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银行体系。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到金融制度的发展？1998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Vishny发表一篇重要的文献"Law and Finance"，首次将法律制度指标加以量化并引入到对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并且认为各国法律起源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该理论认为对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可以限制公司内部人（如管理层或大股东）对投资者的掠夺程度，从而促进金融发展；而保护投资者的法律规则在不同国家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来源于该国的法律传统或者法律起源。一般而言，普通法系国家（起源于英国法）对于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比民法系国家（起源于罗马法）要强有力；第三，欧洲的各种法律传统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得以扩展到全球各地。这样一种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种法系之间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国家间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的差异。
但有些学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主张移植法律的方式比法律起源更能解释各国间金融发展的差异。Berkowitz、Pistor和Richard（2003a，2003b）认为法律移植国接受法律制度的移植方式比其所接受的法律制度的来源更加重要。移植国在移植其他法系的法律制度以后能否内生地发展出本国的法律秩序，能否因地制宜地将移植来的法律制度加以改变使其适应本国国情，本国民众是否熟悉所引进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等，这些因素都是法律移植能否成功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移植国接受法律制度的过程是被动地，再加上该国民众不熟悉和不能适应所引进的法律制度，那么普罗大众对引入的各项法律制度就没有多少需求，而且对于引入的法律制度的接受程度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非常详尽，法律执行方面也会产生许多问题。这些不具备前述先决条件的国家在移植其他法系的法律制度以后可能会产生移植效应，对本国的金融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通过使用LLSV文章中所列举的49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移植过程对于金融和经济发展有显著地影响，而法律起源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
Kanda和Milhaupt（2003）对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占领日本时期改造日本商法典的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时被强行引入日本公司法的董事忠实义务原则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引入的忠实义务和当时日本的法律制度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契合度很低。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由于法律环境的变化，这一义务才开始在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Pistor、Keinan、Kleinheistcrkamp和West（2003a，2003b）考察了过去二百年间，公司法在六个法律移植国中的演进过程，并将这一过程与公司法在其来源国的演进过程加以比较。他们的研究发现，不管移植国的公司法来自哪一个法系，其法律变化的演进方式都显著不同于起源国。在法律移植国中，法律在变革前常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而当变革发生时，它一般是非常激进的，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逐步加以修改，而是偏好于全面修订整个法典。相较而言，公司法在其起源国则是根据需要渐进地演进。以上发现表明仅仅依靠形式化的法律移植，在法律移植国中不能产生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创新的有效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1113-1155.
[2]Berkowitz， Daniel， Katharina Pistor， and Jean-Francois Rich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gality， and the Transplant Effec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a， 47（1）：165-195.
[3]Berkowitz， Daniel， Katharina Pistor， and Jean-Francois Richard. The Transplant Effect[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3b， 51（1）： 163-203.
[4]Kanda， Hideki， and Curtis J. Milhaupt. Re-examining Legal Transplants： the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in 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3， 51（4）：887-902.
[5]Pistor， Katharina， Yoram Keinan， Jan Kleinheisterkamp， and Mark D. West. Evolution of Corporate Law and the Transplant Effect： Lessons from Six Countries[J].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3a， 18（1）：89-112.
[6]Pistor， Katharina， Yoram Keinan， Jan Kleinheisterkamp， and Mark D. West.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Law：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3b， 23（4）：791-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