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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光明日报《读朱老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朱老总的讲话，总共不足５００字：
“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推我做总司令。你是‘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意愿，还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有的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呀。”
这篇精短的讲话，包含丰富的内容。读后感人颇深，令人难忘，终身受益。这种大众化的生活语言，具有深刻的内涵。正是这最朴实的讲话往往才最有生命力。当年许多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号召，背起背包上了前线，同战士一起冲锋，实实在在地深入解放区，认认真真地当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滚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成为人民群众称道、爱戴的作家和艺术家。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的那种令人厌倦但又无奈的顽症。有些领导干部，面对实际问题不是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也不问症结何在，只是开开会，发发文件，就算是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对上级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只停留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之上，拿不出什么具体实在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更谈不上付诸行动。他们把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看作是水平高低、政绩大小的重要标志。这些领导总怕讲少了，写短了，体现不了“重视”，显示不了“水平”。为了拉长做大，组织“秀才”写讲话（报告），甚至编造假情况、假数字，讲稿免不了来个“一、二、三、四、五”。讲话稿越写越长，越写越空，洋洋万言，形成了新的八股文。新提法、新口号一套又一套，讲起来没完没了；各项工作“新的进步”、“新的进展”、“新的贡献”等套话、空话、大话不绝于耳。会前，“秀才”忙写，忙印，忙得不可开交；会上领导言不由衷，听者昏昏欲睡。如此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背离求真务实，破坏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诚然，能做到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是一个领导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讲话、写文、开会说到底是为了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要真正做到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并非易事。一是要善于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不断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离开扎扎实实的学习，求真务实便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是要善于调查研究。“求真”是“务实”的前提，先弄清“实事”是什么，才有可能去“求是”。这就需要我们下真功夫、苦功夫去调查研究，摸清新情况，要敏于发现问题，敢于抓住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三是要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善于沟通，化解矛盾。这种沟通，不是言不由衷的山环水绕，居高临下的单纯说教，而是兄弟般、朋友式的坦诚相见。这样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去求真务实，一道去推进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应有政治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有思路、有对策、有部署，有话则短，言简则灵，合时则宜。反之，那些没有实践才干，又无真才实学又好表现自己的人，“嘴尖皮厚腹中空”，一旦登台讲演，便废话空话连篇，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让人痛苦难当。
讲话价值并不在于长短，文章的思想未必在于万言长篇。古代，有学生曾问墨子：话多好吗？墨子回答：青蛙日夜鸣个不停，可仍没人听；报晓的公鸡一叫，却能振醒天下人。伟人毛泽东就是讲短话，写短文的高手。毛泽东同志写的《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一两千字的短文，但言简意赅、言近旨远。那生动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的哲理，光彩照人，成为世代传颂的经典之作。可见好文章并不在于长而在于精，在于言能切合实际，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前不久，温家宝总理考察东北，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我在时间上提个要求，每人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包括我，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总理的告诫意味深长。领导机关的同志应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自觉讲短话，写短文，脚踏实地，把求真务实落到实处；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辱得失。让清新健康的文风扑面而来！
“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推我做总司令。你是‘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意愿，还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有的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呀。”
这篇精短的讲话，包含丰富的内容。读后感人颇深，令人难忘，终身受益。这种大众化的生活语言，具有深刻的内涵。正是这最朴实的讲话往往才最有生命力。当年许多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号召，背起背包上了前线，同战士一起冲锋，实实在在地深入解放区，认认真真地当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滚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成为人民群众称道、爱戴的作家和艺术家。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的那种令人厌倦但又无奈的顽症。有些领导干部，面对实际问题不是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也不问症结何在，只是开开会，发发文件，就算是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对上级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只停留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之上，拿不出什么具体实在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更谈不上付诸行动。他们把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看作是水平高低、政绩大小的重要标志。这些领导总怕讲少了，写短了，体现不了“重视”，显示不了“水平”。为了拉长做大，组织“秀才”写讲话（报告），甚至编造假情况、假数字，讲稿免不了来个“一、二、三、四、五”。讲话稿越写越长，越写越空，洋洋万言，形成了新的八股文。新提法、新口号一套又一套，讲起来没完没了；各项工作“新的进步”、“新的进展”、“新的贡献”等套话、空话、大话不绝于耳。会前，“秀才”忙写，忙印，忙得不可开交；会上领导言不由衷，听者昏昏欲睡。如此讲长话、发长文、开长会，背离求真务实，破坏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诚然，能做到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是一个领导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讲话、写文、开会说到底是为了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要真正做到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并非易事。一是要善于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不断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离开扎扎实实的学习，求真务实便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是要善于调查研究。“求真”是“务实”的前提，先弄清“实事”是什么，才有可能去“求是”。这就需要我们下真功夫、苦功夫去调查研究，摸清新情况，要敏于发现问题，敢于抓住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三是要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善于沟通，化解矛盾。这种沟通，不是言不由衷的山环水绕，居高临下的单纯说教，而是兄弟般、朋友式的坦诚相见。这样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去求真务实，一道去推进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应有政治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有思路、有对策、有部署，有话则短，言简则灵，合时则宜。反之，那些没有实践才干，又无真才实学又好表现自己的人，“嘴尖皮厚腹中空”，一旦登台讲演，便废话空话连篇，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让人痛苦难当。
讲话价值并不在于长短，文章的思想未必在于万言长篇。古代，有学生曾问墨子：话多好吗？墨子回答：青蛙日夜鸣个不停，可仍没人听；报晓的公鸡一叫，却能振醒天下人。伟人毛泽东就是讲短话，写短文的高手。毛泽东同志写的《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一两千字的短文，但言简意赅、言近旨远。那生动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的哲理，光彩照人，成为世代传颂的经典之作。可见好文章并不在于长而在于精，在于言能切合实际，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前不久，温家宝总理考察东北，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我在时间上提个要求，每人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包括我，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总理的告诫意味深长。领导机关的同志应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自觉讲短话，写短文，脚踏实地，把求真务实落到实处；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辱得失。让清新健康的文风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