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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迷心中，侯孝贤一直在场；在中国大陆院线，侯孝贤第一次出现。相比于暑期档那些由吐槽和票房奇观构成的热闹相比，《刺客聂隐娘》有一种近乎决绝的不同姿态。它是属于侯孝贤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就如同侯孝贤本人所言，“我不在乎观众的评价，以前不在乎，现在更不在乎。”相比于充斥着喧嚣和追捧的大陆院线，来自小岛的侯孝贤仍然选择“背对观众”。《刺客聂隐娘》用一个传奇故事描述了最冰冷的孤独和内心的绝境。它有着讲究的光影纹理、固执的胶片表达以及无法言明又如鲠在喉的情绪。侯孝贤在生活中与电影中给人们留下的气质清晰却也如谜，有时，他是穿梭于台北大街小巷的隐者；有时，他会显露出一丝独特的侠意；有时，他坚毅的嘴角也会流露出一点长辈般的亲切。无论他拍摄电影的方式还是所涉及的主题，始终都有一种不被外部力量左右的坚定感。或许，正因为如此，隐者般的侯孝贤，由于电影被人们记住。
在众多影迷心中，侯孝贤的盛名无需多言，但直到现在，他的作品才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院线，而且还是一部文言文对白的古装电影。侯孝贤，有时像个隐士，熟稔地
游走于台北的大街小巷，在电影中，你又能看到他的侠气、烟火与文人的细腻。他的电影总有种不同的味道，用他的话说，如今已经没人这样拍电影了，而他只会这样拍棒球帽，牛仔裤，黑T恤，外面再罩一件旧旧的暗蓝色风雨衣。面孔上两道深深的法令纹，躲藏在帽檐的阴影下。看上去，侯孝贤与照片中经常被呈现出的样子没有区别。他的嗓音偏低，带着些许烟气，发音始终缠绕着闽南语的味道。
8月27日，侯孝贤的新作《聂隐娘》上映。在早先的戛纳电影节上，这部取材自唐传奇、几乎全部文言文对白的电影为他赢得了一座最佳导演的奖杯，也为华语电影寻觅回了些许自费穆的《小城之春》之后就丧失掉了的纯中国化表达。而作为一个在影迷心中分量极重的导演，这却是侯孝贤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映。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聂隐娘》的故事，侯孝贤说，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而他形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从小没爹没娘，是个孤家寡人。”
其实扩展开来，《聂隐娘》的故事也丝毫不显得复杂。它取材自唐代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篇，只有短短不到两千字。讲述一个女孩在十岁时被一名道姑带走，她从自己的家族与熟悉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最终由道姑训练而成一名武功绝佳的刺客。再后来，她又返回家乡，奉师傅的命令，去杀掉自己曾经青梅竹马的恋人。
用编剧朱天文的话说，《聂隐娘》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武侠片，“它与江湖无关，而是讲一个人的选择；你做了什么选择，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其实从这点来说，这个故事十分具有现代意义。”
按照侯孝贤与朱天文合作拍片的惯例，每次筹备拍片以及拍摄期间，侯孝贤都会在朱天文的推荐之下，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与资料。而为了给《聂隐娘》寻觅灵感，侯孝贤除了阅读了大量的唐传奇、唐史以及各种志怪小说，还选择了一些现代小说，其中有冰岛作家古柏森·伯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张爱玲的《雷峰塔》，甚至还有新晋新疆女作家李娟的作品。
无一例外，在这些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成长期的女孩，或者是女主人公，又或者是写作者本身。她们清冷、孤高，有着奇异的敏感与自尊，并且与喧嚣尘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还带有青春期那一点独特的拧巴与别扭。从她们的身上，“这一点，那一点，就这样塑造成了我们的聂隐娘。”朱天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生活中，侯孝贤自称是“不乏热情的人”，但在他的作品里，却始终弥漫着氤氲不散的荒凉之感，按照侯孝贤本人的分析，这种创作的根源来自于他的童年，“我童年的生活经历常常让我有种想要逃离、不愿面对的冲动，这种情绪和感觉在我心中曾经像火山一样爆发过，又因为外部环境而冷却，凝固在心中，于是，成年后我每次拍电影，那份残余的凉意都会发作，变成一种不可逃脱的宿命。”
侯孝贤是广东梅县人，母语是客家话。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带领全家搬到台湾，本来计划几年之后就回去，但两年之后便是1949年，梅县，从此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相邻伙伴的不同之处，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并不是祖先生活的地方，而家里长辈絮絮叨叨时常提起的故土，却是自己连记忆也没有的地方。他仿佛一生下来就背负着乡愁，被抛弃与疏离的命运之感始终徘徊不去。
在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少年阿孝咕在桌球室抽烟，隐约听到外面的广播中传来哀乐声，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伯伯冲进来，将阿孝咕一把拉出来，要他站在广播声中默哀。
无数抱着以返回大陆为精神支柱的父辈们终于被迫接受了现实：他们可能会永远留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而同为外省家庭的孩子，朱天文姐妹也在少年时代思索过这个问题。朱天心就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们》中写道：“的确为什么他们（眷村子弟）没有将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
但侯孝贤的亲人，却一个接一个地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被埋葬：12岁时是他的父亲， 16岁时是母亲，18岁时是祖母。
他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厚，从此更加彻底孑然一身。
侯孝贤拍过各种各样的作品，但基调却始终如一：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并且始终难以摆脱被抛弃、被流放、被隔离的命运，然后以绝对的清醒和疏离打量着时间的距离。
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个他童年时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夏天，炎热，他赤着脚跑到县公馆的前厅，那里有一棵很大的芒果树。通常别的小孩选择摘了芒果就迅速跑掉，而侯孝贤却坐在树上。周遭非常安静，他随时侧耳细听着动静，时间仿佛就在此时被无限放大，热烘烘的空气，蝉鸣，风吹着树枝摇动，“那是个非常奇妙的时候，我从此意识到，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在《聂隐娘》的筹备过程中，编剧阿城也曾为隐娘的出场设计了这样的场面：
唐代的建筑，采光依赖屋檐与屋檐的间隙，分外明亮的檐影投在室内地面，与幽暗室内反差极大。隐娘趁着云过日头檐隙一暗的片刻，飞身掠过檐隙，蜷伏藏身斗拱之上…… 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正是来源于侯孝贤的记忆深处。他仿佛依然是那个隐匿在芒果树上的少年。
朱天文形容她1982年第一次在明星咖啡馆见到侯孝贤的样子：“像个皮肤黑黑的乡下小鬼。”
而对于这个“乡下小鬼”更遥远的曾经，出身文学世家的娇娇女这样想象着：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那是侯孝贤长大的地方，替代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广东梅县，成为了他的家乡。
用游客的眼光打量上去，凤山是一个古意盎然的小镇。靠山，有海，以旧时打铁工艺而著称。城中供奉着城隍庙，神灵的明明灭灭，锡箔，红烛，还有四处弥散的楠木粉末，构成了少年侯孝贤对于这里的全部记忆。
那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1960年代，外来的思潮也正一点点冲击着这个偏居一隅的南中国小岛。但在凤山，时光却仿佛停滞了一般，江湖，道义，恩情，依旧是这里的主流文化，所以当台北的建中男生杨德昌正为手冢治虫漫画迷醉不已的时候，凤山少年侯孝贤依旧懵懂而暴烈地混迹在街头。
他在这里参加了角头（角落，偏僻的地方。在客家话中亦指黑帮），名唤城隍庙帮派，常与外面“庄子”的人一言不合，随即大打出手。在这里，侯孝贤曾经亲眼目睹过外来人寻仇的过程，一个人，静静提着一个纸盒，里面放着一把武士刀，寻到对象之后，迅速拿出刀，一插，一拔，然后人倒下去，简练精粹得仿似无声电影的分镜头。他也曾在深夜的公园里打群架，一片黑漆漆中，见到金属刀光的火花簌簌闪烁。
侯孝贤很怀恋那段掺杂着幼稚、混沌与快意恩仇的时光，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电影《悲情城市》与《南国再见，南国》中。今天再说起，他依旧津津乐道：“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打架都是没什么油水的，在凤山只有一个地方的黑帮最厉害，就是‘军中乐园’所在地，你知道豆子（注：钮承泽导演昵称）拍的那个电影吧？军队驻扎，又有妓院，他们中出了个‘十五郎’，就是打架最厉害的十五个男的。”而“我们打来打去，也难得死一个。”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念叨着。言下之意，仿佛还有着那么点“遗憾”。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次“玩过火”而在警局留下记录的斗殴活动，彻底扭转了帮派少年侯孝贤的命运。因为害怕警局重翻旧案，兵役结束的侯孝贤没有回到凤山，扛起行囊踏入了繁华的台北，从此开启了另外一段人生。
1984年，秋天。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还有蔡琴等人正凑在一起，拍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电影，不是“忆童年时竹马青梅，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式的台湾乡土小清新，而是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疏离、惆怅与迷惘。
导演杨德昌设计了一个主人公骑着机车，绕着台湾“总统府”前“总统肖像”不停转圈的镜头。“那个年代的台湾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加上又快赶上 ‘双十节’，杨德昌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某一种权威的反抗，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那时他能想到的很东西是我想不到的。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叛逆不过是小孩子式的调皮捣蛋。”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拍摄这样的镜头，非常容易引来警察的注意，不管怎样，侯孝贤决定豁出去了，因为他不仅是电影主演，还是制片，更是杨德昌的知己好友，不管是出于江湖义气还是职业精神，侯孝贤都决定赌一把。他猛踩油门，绕着眼前那座充满政治隐喻象征的宏伟建筑转了一圈又一圈，但奇怪的是，那个夜晚出奇地安静，没有警察，只有风在耳边呼呼吹过。
“哗！你猜怎么回事？原来正赶上‘一清专案’，警察全部调动过去，所以总统府附近根本没人值班！”（注：1984年，台湾当局开展“一清专案”，针对当时台湾的黑帮帮派进行扫荡，加强治安管制。
现在想起来，他还是觉得很高兴年岁渐长之后，侯孝贤的脾气仿似越变越好，他几乎从不对工作伙伴动怒，遇到实在难以排解的问题，一般靠生闷气来解决，偶尔独自发泄──捶墙、捶桌、捶椅子。《聂隐娘》的编剧谢海盟称其为“自残”。
直到今天，朱天文都觉得侯孝贤还是一个“本质上乡野来的人，江湖气多一些”。但他不再拍摄那些关于浩浩江湖的电影，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投放在一些帮助“弱势群体”的民间组织与活动上，在谢海盟看来，“台湾有许多号称的弱势，其实根本就是政治正确的潮流时尚”，而侯孝贤所关注的诸如新移民配偶的基本公民权、蟾蜍山眷村保留活动、原住民三莺部落的居留等问题，才是“根本无法见诸媒体报端、真真正正的弱势”。
某年岁末，被保留的三莺部落举行答谢尾牙宴。阴冷的冬日，天还飘着雨，侯孝贤还是乐呵呵地去了，戴着他那顶白色渔夫帽，混迹在一大堆原住民乡亲中，举箸推盏，热热闹闹。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跛脚小猫蹭过来，仿佛是被雨水和草台班子的音乐声怔住了，侯孝贤悄悄安抚着它，然后郑重其事地找人来把它安置妥当。
侯孝贤的老友、作家唐诺曾经对侯孝贤身上的“江湖气息”与“黑道情怀”颇有些看法。在书生唐诺看来，那是他“个人过度浪漫与一厢情愿的虚假想象”，但摄影师李屏宾却觉得，“侯孝贤就是一个真正的侠客。”
侯孝贤未置可否。但拍摄《聂隐娘》让他觉得，“‘侠’其实是很累的，要懂得一切人情世故，要不停地判断，判断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人该被杀，这并不容易，这是自己了解自己，并且逐渐清醒的过程。”
为《聂隐娘》选景，侯孝贤第一次来到湖北随州。站在两千年的荆楚大地上，那些燠热的南国闲梦仿佛早已经飘远。在他的背后，是竹篱茅舍，在他的眼前，是江水汤汤。
那一刻，侯孝贤觉得自己的心里非常澄净，他说：“所谓江湖，不就是眼前的这片山河吗？” 文人
有人说，成功的电影导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故事的人，而另外一类则是抒情诗人。
在大众印象中，侯孝贤显然属于后者。
“他是个相当亲近文字的人，自小读遍租书店的书，一路读上来，随抓随看毫不费力。”朱天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出身乡野的侯孝贤与正统文学世家出身的朱家姐妹读书习惯自然不同，“白先勇的小说原是我爱的，但那是高中前就扬弃了的。琼瑶小说我原也读的，但那是小学四年级时就也扬弃了的呀。有些东西，我该狠狠地丢弃。”清高的文学少女朱天心曾经在《击壤歌》中这样写道。但侯孝贤显然不同，如果请他开列一份书单，也许你将能在上面看到最鱼龙混杂的场面：地方志怪，唐代传奇，吴语小说，武侠故事，张爱玲、吴念真、沈从文、汪曾祺、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连金庸与琼瑶也赫然在列。
虽然侯孝贤阅读方面的“食肠很粗”，但能够吸引他多年来反复阅读的书其实也并不多，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算是侯孝贤的“最爱”之一。但与众多“张迷”所不同的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不是描写张爱玲的“民国临水照花人”部分，而是关于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夫人佘爱珍，在与胡兰成一起生活之前，她是上海滩白相人吴四宝的太太。侯孝贤甚至还一直想把佘爱珍的故事拍成电影，名字就叫做“上海爱珍”。
因为侯孝贤的影像风格，人们总是想当然地把他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余“电影抒情诗人”相互类比，比如小津安二郎，比如安哲鲁普洛斯。
但，他却并没有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与小津抑或安氏惺惺相惜。
在被问及电影中大量使用的固定镜头是否是受到小津安二郎的影响时，侯孝贤回答：“不是，是因为我懒。”而在正经一些的场合，他则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喜欢成濑巳喜男更胜过小津。
而关于侯孝贤与安哲鲁普洛斯的会面，还有一则八卦流传。
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有一位热心的日本朋友热心牵线搭桥，带侯孝贤去酒吧里和安哲鲁普洛斯会面，但他满心期待中的两位大师见面后把酒言欢的美好场面却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当时的侯孝贤，根本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希腊人拍过什么电影。但当安哲鲁普洛斯一脸真诚地向他示好：“我看过你的电影，我觉得我们俩很像。”他也只能忙不迭地点头：是是是。
几个月后，侯孝贤回到台湾，找到安哲鲁普洛斯的代表作 《雾中风景》录影带，看毕，他脱口而出：“像个×啊！”
除去拍电影，侯孝贤并不进行任何创作，但他却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出现在朱天文的创作中。“《巫言》里的老板，读者一看都说是写侯导。还有《荒人手记》里的永桔，他模仿吹萨克斯风的那种音乐感，也是有侯导的影子。”
如果用文人做类比的话，也许侯孝贤更像是《聂隐娘》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大唐时期的文人， 一边舞剑，一边豪饮，一边写下一行行泼墨的诗句，而那些诗句都是可以用来吟唱的。
侯孝贤也喜欢唱歌，还出过唱片，大部分是充满古意的闽南语歌词，他的嗓子沙哑，带着点江湖的况味。而在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导演的关于侯孝贤的记录电影《侯孝贤画像》中，他还在灯火昏暗的KTV里，用震慑全场的姿态，吼了一首《与往事干杯》。
但除了豪放派的歌曲，还有一首抒情老歌《望春风》也是侯孝贤喜欢的，说起歌词“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他带着一点温柔的神气，认真言道，“这支歌讲述了一个旧时代女孩子待字闺中的心绪。”
“我原先是真的想当歌星，当兵回来考上艺专，我还偷偷参加歌唱比赛，但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一上台就没声音，后来只好隐居幕后了。”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金马奖50周年的庆祝时期，有一晚，侯孝贤干脆包下了台北宁夏夜市的一整条街，请朋友和工作伙伴边吃边聊。那里还临时搭建起一个卡拉OK台子，侯孝贤一时兴起，又走上台去扯着粗陋的麦克风电线，高声演唱着他钟爱的那些旧时老歌。
昏黄街灯，有细雨缓缓飘落，在一片小吃摊的人间烟火中，他一个人自我陶醉着。
这个画面，倒是典型的侯孝贤电影场景。
家长
在侯孝贤的成长经历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着惯常安稳家庭生活的人。颠沛与漂泊，还有隐隐浮动着的疾病与死亡气息，如同经久不散的阴霾，常年笼罩在这个外省移民家庭的上方。
经历乱世，活着已然不易，在生存的负荷之下，亲情仿佛只剩下淡漠与疏离。
侯孝贤记得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因为爸妈正在吵架，我就主动帮母亲洗碗。洗完碗后，从来没有搂过我的母亲搂着我，那使我感到害羞。”
偶尔，他也会讲起好友杨德昌的青年时代：“他的家庭出身和我不一样，他中学是念建中的，然后又去美国读电脑，父母对他期望很大，所以他后来放弃工作跑去拍电影，他爸妈都快疯了。直到后来杨德昌去日本参加电影节，带了母亲同去，他妈妈才开始对他释怀。”言下间，流露出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艳羡。
但很多年过去，那个从小父亲缺席的叛逆少年，自己也终于做了父亲，甚至，还成为了整个华语电影界最为温厚、可靠又笃定的大家长符号。
2013年，金马奖50周年。那一年，即将卸任执委会主席的侯孝贤担任了由他在几年前一手创办的“金马电影学院”的当届导师，亲自指导几个来自不同华语地域的年轻孩子们共同完成一部作品。
在那届学员、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潮州少年庄佳龙印象中，侯孝贤给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学会等待。
等待，是侯孝贤拍片的常态。 在电影《聂隐娘》漫长的拍摄过程中，团队成员们站在山上，布起机器，在导演的指挥下开始集体等待：等一阵风、一朵云、一片日影，抑或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
但这样的等待远没有听上去的那么诗意，与之相随的，还有烈日，暴晒，冷雨，苦寒，但最难过的还是心理上的那道坎。
庄佳龙记得，有一次他在台北老城区拍摄以菜市场为场景的一幕戏时，侯孝贤甚至要求他等待“太阳移动到天空的某一个位置，某一束阳光投射到市场上某一块猪肉时的样子”。
但一束阳光和另一束阳光，一块猪肉和另一块猪肉，又有什么不同呢？
“也许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分别，但在侯导那里，他能看出许多不同来。”庄佳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于是，整整半天时间，侯孝贤陪几个年轻的孩子们一起等，一起观察并且见证着某一束微妙而特殊的光线所造就的奇迹。虽然，到最后，这个镜头并没有剪辑到成片中去。
但严肃而执拗的侯孝贤不时也会轻松一下，深夜工作累了，侯孝贤就带着小朋友们蹲在工作室外面聊天，从自动贩卖机中买几罐汽水，气泡嘶嘶作响，伴着晚风，他和他们聊着自己的电影，还有电影中的女演员，以及，“也会八卦，比如他会向我询问我的老师、他的朋友田壮壮的近况。”庄佳龙说。
作为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的大家长，侯孝贤更像是那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父亲。不苟言笑，不够有趣，甚至还有可能是你青春时代拼命想要反抗的权威，但后来才发现，你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
他倔强，所以也钟爱同样倔强的儿女。在拍摄《最好的时光》第二部分“自由梦”时，饰演旧时青楼女子的舒淇需要怀抱琵琶，弹唱一曲南音。穿着宽袍大袖、敷着脂粉的舒淇，看起来端的是百媚嫣然，但口型却始终不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我们姑娘发起狠来，确实不得了，你知道那个南音有多难……她就把自己关在门里，狠练，然后出来拍，一张口，一模一样。”说起这个故事时，侯孝贤那笃定又赞许的姿态，确实非常像一个为自己小女儿而自豪的父亲。
在采访中，曾经问他 “您觉得当导演和当金马主席哪个更不容易？”侯孝贤豪气万丈地挥挥手：“当然是金马主席容易！”
但其实筹备金马50纪念活动的那段时间，侯孝贤过得并不轻松。
有一天黄昏十分，侯孝贤匆匆赶来为庄佳龙他们指导拍片。那一天，他的态度出奇严肃，问及原因，侯孝贤轻轻说：“今天一整天，我都在解决一件大事情。”后来，庄佳龙才知道，侯孝贤是在为当届入围影片《天注定》 的导演贾樟柯能够入台参加颁奖典礼而奔走努力，彼时，《天注定》未能准许在大陆公映。
由于种种原因，贾樟柯最后并未能完成这次侯孝贤期许的台湾之行，但在后来举行的金马奖50周年颁奖典礼上，金马影后陈冲站在台上，为大家推介了这部电影。
2007年，侯孝贤的挚友杨德昌去世。他曾伤感地说“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周遭的一切都改变得那么厉害，曾经一起闯荡江湖的伙伴也越来越零落，但侯孝贤从没觉得老之将至。
庄佳龙记得，在金马学院拍片的时候，侯孝贤会经常带他们去艺术影观摩一些作品，有一次，电影结束，场灯亮起的时候，庄佳龙发现，坐在他旁边的侯孝贤打着盹，他的样子非常像一个工作一天回到家中，吃完晚饭后靠在藤椅上打盹的父亲，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整张面孔却显得非常放松安宁。
隐者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有人形容，电影《聂隐娘》的整体气质非常像这句唐诗。
“聂隐娘，聂是三个耳朵，又是隐藏，这个名字首先就很吸引我。我就想着她可能在树上，或者在屋檐上，眼睛闭着，听所有的状况，当感觉明朗了，眼睛一睁开，下来就直接刺杀。”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但与少年时代喜欢躲藏在绿树葱茏间不同，现在的他更喜欢隐匿在凡俗生活的深处，触碰并且感受一个个微妙的瞬间。
年轻的时候，侯孝贤外出都会骑机车，但随着年岁渐长，他逐渐摒弃了这个似乎与青春荷尔蒙相互关联的交通工具。
现在，在台北，侯孝贤最经常选择的交通工具是捷运和公交。据一位曾经在台北跟随侯孝贤一起转乘过地铁的记者形容，他在地铁里游刃有余的姿态，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内力深厚、凌波微步的高手。
“您就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吗？”“嗨，我有什么好认出来的。”
他瓮声瓮气地说，棒球帽恰到好处地在他的脸上留下半道阴影。
侯孝贤津津有味地说起乘坐地铁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时候坐车的人最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车厢最吵，而最安静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大部分乘客都是拎着便当袋与菜篮子的老先生、老太太。
“我喜欢去感受那个氛围，在地铁里，你可能看不到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但是看看人们的样子和状态特别有趣。”
偶尔，侯孝贤也会在这一片混乱的烟火红尘中看到清凉的好风景。
他记得在车厢里，注意到一个女孩静默的背影。披散着长长的黑发，她始终面对窗外，没有回头。那一瞬间，他觉得，她美得好像一幅画，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滋味满满。
朱天文曾形容侯孝贤是“即溶颗粒导演”，每到一地，都能迅速而自然地融入到当地人群中。谢海盟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正是樱花缤纷的季节，侯孝贤能够在半句日语也不会的状况下，眨眼间就混入公园中野餐赏樱的日本人当中，随后敬酒干杯、载歌载舞起来。
而在《聂隐娘》中第一次与侯孝贤合作的演员周韵则觉得，侯孝贤让她想到了张北海小说《侠隐》中的人物，在一座古老城邦的剩水残山中，他轻手轻脚地乘着夜色而来，完成很多年前订下的誓言与盟约。
朱天文这样形容侯孝贤对她的影响：“长期合作，我学到最多的是，一种柔软的坚定，看似无可无不可，然而不让的地方，绝对不让。”她说，“他现在当然年纪大了，对人对事非常心软。而同时，他变得更加无顾碍地走这条他已经走了大半程的电影路，他一向不管观众和评论，现在更不会管了。”
“现在没有人这样拍电影了，而我们只会这样拍。”侯孝贤慢慢说道。
多面体侯孝贤
在众多影迷心中，侯孝贤的盛名无需多言，但直到现在，他的作品才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院线，而且还是一部文言文对白的古装电影。侯孝贤，有时像个隐士，熟稔地
游走于台北的大街小巷，在电影中，你又能看到他的侠气、烟火与文人的细腻。他的电影总有种不同的味道，用他的话说，如今已经没人这样拍电影了，而他只会这样拍棒球帽，牛仔裤，黑T恤，外面再罩一件旧旧的暗蓝色风雨衣。面孔上两道深深的法令纹，躲藏在帽檐的阴影下。看上去，侯孝贤与照片中经常被呈现出的样子没有区别。他的嗓音偏低，带着些许烟气，发音始终缠绕着闽南语的味道。
8月27日，侯孝贤的新作《聂隐娘》上映。在早先的戛纳电影节上，这部取材自唐传奇、几乎全部文言文对白的电影为他赢得了一座最佳导演的奖杯，也为华语电影寻觅回了些许自费穆的《小城之春》之后就丧失掉了的纯中国化表达。而作为一个在影迷心中分量极重的导演，这却是侯孝贤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映。
弃儿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聂隐娘》的故事，侯孝贤说，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而他形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从小没爹没娘，是个孤家寡人。”
其实扩展开来，《聂隐娘》的故事也丝毫不显得复杂。它取材自唐代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篇，只有短短不到两千字。讲述一个女孩在十岁时被一名道姑带走，她从自己的家族与熟悉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最终由道姑训练而成一名武功绝佳的刺客。再后来，她又返回家乡，奉师傅的命令，去杀掉自己曾经青梅竹马的恋人。
用编剧朱天文的话说，《聂隐娘》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武侠片，“它与江湖无关，而是讲一个人的选择；你做了什么选择，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其实从这点来说，这个故事十分具有现代意义。”
按照侯孝贤与朱天文合作拍片的惯例，每次筹备拍片以及拍摄期间，侯孝贤都会在朱天文的推荐之下，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与资料。而为了给《聂隐娘》寻觅灵感，侯孝贤除了阅读了大量的唐传奇、唐史以及各种志怪小说，还选择了一些现代小说，其中有冰岛作家古柏森·伯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张爱玲的《雷峰塔》，甚至还有新晋新疆女作家李娟的作品。
无一例外，在这些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成长期的女孩，或者是女主人公，又或者是写作者本身。她们清冷、孤高，有着奇异的敏感与自尊，并且与喧嚣尘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还带有青春期那一点独特的拧巴与别扭。从她们的身上，“这一点，那一点，就这样塑造成了我们的聂隐娘。”朱天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生活中，侯孝贤自称是“不乏热情的人”，但在他的作品里，却始终弥漫着氤氲不散的荒凉之感，按照侯孝贤本人的分析，这种创作的根源来自于他的童年，“我童年的生活经历常常让我有种想要逃离、不愿面对的冲动，这种情绪和感觉在我心中曾经像火山一样爆发过，又因为外部环境而冷却，凝固在心中，于是，成年后我每次拍电影，那份残余的凉意都会发作，变成一种不可逃脱的宿命。”
侯孝贤是广东梅县人，母语是客家话。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带领全家搬到台湾，本来计划几年之后就回去，但两年之后便是1949年，梅县，从此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相邻伙伴的不同之处，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并不是祖先生活的地方，而家里长辈絮絮叨叨时常提起的故土，却是自己连记忆也没有的地方。他仿佛一生下来就背负着乡愁，被抛弃与疏离的命运之感始终徘徊不去。
在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少年阿孝咕在桌球室抽烟，隐约听到外面的广播中传来哀乐声，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伯伯冲进来，将阿孝咕一把拉出来，要他站在广播声中默哀。
蒋介石去世了。
无数抱着以返回大陆为精神支柱的父辈们终于被迫接受了现实：他们可能会永远留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而同为外省家庭的孩子，朱天文姐妹也在少年时代思索过这个问题。朱天心就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们》中写道：“的确为什么他们（眷村子弟）没有将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
但侯孝贤的亲人，却一个接一个地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被埋葬：12岁时是他的父亲， 16岁时是母亲，18岁时是祖母。
他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厚，从此更加彻底孑然一身。
侯孝贤拍过各种各样的作品，但基调却始终如一：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并且始终难以摆脱被抛弃、被流放、被隔离的命运，然后以绝对的清醒和疏离打量着时间的距离。
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个他童年时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夏天，炎热，他赤着脚跑到县公馆的前厅，那里有一棵很大的芒果树。通常别的小孩选择摘了芒果就迅速跑掉，而侯孝贤却坐在树上。周遭非常安静，他随时侧耳细听着动静，时间仿佛就在此时被无限放大，热烘烘的空气，蝉鸣，风吹着树枝摇动，“那是个非常奇妙的时候，我从此意识到，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在《聂隐娘》的筹备过程中，编剧阿城也曾为隐娘的出场设计了这样的场面：
唐代的建筑，采光依赖屋檐与屋檐的间隙，分外明亮的檐影投在室内地面，与幽暗室内反差极大。隐娘趁着云过日头檐隙一暗的片刻，飞身掠过檐隙，蜷伏藏身斗拱之上…… 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正是来源于侯孝贤的记忆深处。他仿佛依然是那个隐匿在芒果树上的少年。
游侠
朱天文形容她1982年第一次在明星咖啡馆见到侯孝贤的样子：“像个皮肤黑黑的乡下小鬼。”
而对于这个“乡下小鬼”更遥远的曾经，出身文学世家的娇娇女这样想象着：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高雄凤山。
那是侯孝贤长大的地方，替代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广东梅县，成为了他的家乡。
用游客的眼光打量上去，凤山是一个古意盎然的小镇。靠山，有海，以旧时打铁工艺而著称。城中供奉着城隍庙，神灵的明明灭灭，锡箔，红烛，还有四处弥散的楠木粉末，构成了少年侯孝贤对于这里的全部记忆。
那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1960年代，外来的思潮也正一点点冲击着这个偏居一隅的南中国小岛。但在凤山，时光却仿佛停滞了一般，江湖，道义，恩情，依旧是这里的主流文化，所以当台北的建中男生杨德昌正为手冢治虫漫画迷醉不已的时候，凤山少年侯孝贤依旧懵懂而暴烈地混迹在街头。
他在这里参加了角头（角落，偏僻的地方。在客家话中亦指黑帮），名唤城隍庙帮派，常与外面“庄子”的人一言不合，随即大打出手。在这里，侯孝贤曾经亲眼目睹过外来人寻仇的过程，一个人，静静提着一个纸盒，里面放着一把武士刀，寻到对象之后，迅速拿出刀，一插，一拔，然后人倒下去，简练精粹得仿似无声电影的分镜头。他也曾在深夜的公园里打群架，一片黑漆漆中，见到金属刀光的火花簌簌闪烁。
侯孝贤很怀恋那段掺杂着幼稚、混沌与快意恩仇的时光，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电影《悲情城市》与《南国再见，南国》中。今天再说起，他依旧津津乐道：“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打架都是没什么油水的，在凤山只有一个地方的黑帮最厉害，就是‘军中乐园’所在地，你知道豆子（注：钮承泽导演昵称）拍的那个电影吧？军队驻扎，又有妓院，他们中出了个‘十五郎’，就是打架最厉害的十五个男的。”而“我们打来打去，也难得死一个。”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念叨着。言下之意，仿佛还有着那么点“遗憾”。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次“玩过火”而在警局留下记录的斗殴活动，彻底扭转了帮派少年侯孝贤的命运。因为害怕警局重翻旧案，兵役结束的侯孝贤没有回到凤山，扛起行囊踏入了繁华的台北，从此开启了另外一段人生。
1984年，秋天。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还有蔡琴等人正凑在一起，拍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电影，不是“忆童年时竹马青梅，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式的台湾乡土小清新，而是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疏离、惆怅与迷惘。
导演杨德昌设计了一个主人公骑着机车，绕着台湾“总统府”前“总统肖像”不停转圈的镜头。“那个年代的台湾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加上又快赶上 ‘双十节’，杨德昌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某一种权威的反抗，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那时他能想到的很东西是我想不到的。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叛逆不过是小孩子式的调皮捣蛋。”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拍摄这样的镜头，非常容易引来警察的注意，不管怎样，侯孝贤决定豁出去了，因为他不仅是电影主演，还是制片，更是杨德昌的知己好友，不管是出于江湖义气还是职业精神，侯孝贤都决定赌一把。他猛踩油门，绕着眼前那座充满政治隐喻象征的宏伟建筑转了一圈又一圈，但奇怪的是，那个夜晚出奇地安静，没有警察，只有风在耳边呼呼吹过。
“哗！你猜怎么回事？原来正赶上‘一清专案’，警察全部调动过去，所以总统府附近根本没人值班！”（注：1984年，台湾当局开展“一清专案”，针对当时台湾的黑帮帮派进行扫荡，加强治安管制。
现在想起来，他还是觉得很高兴年岁渐长之后，侯孝贤的脾气仿似越变越好，他几乎从不对工作伙伴动怒，遇到实在难以排解的问题，一般靠生闷气来解决，偶尔独自发泄──捶墙、捶桌、捶椅子。《聂隐娘》的编剧谢海盟称其为“自残”。
直到今天，朱天文都觉得侯孝贤还是一个“本质上乡野来的人，江湖气多一些”。但他不再拍摄那些关于浩浩江湖的电影，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投放在一些帮助“弱势群体”的民间组织与活动上，在谢海盟看来，“台湾有许多号称的弱势，其实根本就是政治正确的潮流时尚”，而侯孝贤所关注的诸如新移民配偶的基本公民权、蟾蜍山眷村保留活动、原住民三莺部落的居留等问题，才是“根本无法见诸媒体报端、真真正正的弱势”。
某年岁末，被保留的三莺部落举行答谢尾牙宴。阴冷的冬日，天还飘着雨，侯孝贤还是乐呵呵地去了，戴着他那顶白色渔夫帽，混迹在一大堆原住民乡亲中，举箸推盏，热热闹闹。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跛脚小猫蹭过来，仿佛是被雨水和草台班子的音乐声怔住了，侯孝贤悄悄安抚着它，然后郑重其事地找人来把它安置妥当。
侯孝贤的老友、作家唐诺曾经对侯孝贤身上的“江湖气息”与“黑道情怀”颇有些看法。在书生唐诺看来，那是他“个人过度浪漫与一厢情愿的虚假想象”，但摄影师李屏宾却觉得，“侯孝贤就是一个真正的侠客。”
侯孝贤未置可否。但拍摄《聂隐娘》让他觉得，“‘侠’其实是很累的，要懂得一切人情世故，要不停地判断，判断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人该被杀，这并不容易，这是自己了解自己，并且逐渐清醒的过程。”
为《聂隐娘》选景，侯孝贤第一次来到湖北随州。站在两千年的荆楚大地上，那些燠热的南国闲梦仿佛早已经飘远。在他的背后，是竹篱茅舍，在他的眼前，是江水汤汤。
那一刻，侯孝贤觉得自己的心里非常澄净，他说：“所谓江湖，不就是眼前的这片山河吗？” 文人
有人说，成功的电影导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故事的人，而另外一类则是抒情诗人。
在大众印象中，侯孝贤显然属于后者。
“他是个相当亲近文字的人，自小读遍租书店的书，一路读上来，随抓随看毫不费力。”朱天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出身乡野的侯孝贤与正统文学世家出身的朱家姐妹读书习惯自然不同，“白先勇的小说原是我爱的，但那是高中前就扬弃了的。琼瑶小说我原也读的，但那是小学四年级时就也扬弃了的呀。有些东西，我该狠狠地丢弃。”清高的文学少女朱天心曾经在《击壤歌》中这样写道。但侯孝贤显然不同，如果请他开列一份书单，也许你将能在上面看到最鱼龙混杂的场面：地方志怪，唐代传奇，吴语小说，武侠故事，张爱玲、吴念真、沈从文、汪曾祺、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连金庸与琼瑶也赫然在列。
虽然侯孝贤阅读方面的“食肠很粗”，但能够吸引他多年来反复阅读的书其实也并不多，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算是侯孝贤的“最爱”之一。但与众多“张迷”所不同的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不是描写张爱玲的“民国临水照花人”部分，而是关于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夫人佘爱珍，在与胡兰成一起生活之前，她是上海滩白相人吴四宝的太太。侯孝贤甚至还一直想把佘爱珍的故事拍成电影，名字就叫做“上海爱珍”。
因为侯孝贤的影像风格，人们总是想当然地把他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余“电影抒情诗人”相互类比，比如小津安二郎，比如安哲鲁普洛斯。
但，他却并没有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与小津抑或安氏惺惺相惜。
在被问及电影中大量使用的固定镜头是否是受到小津安二郎的影响时，侯孝贤回答：“不是，是因为我懒。”而在正经一些的场合，他则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喜欢成濑巳喜男更胜过小津。
而关于侯孝贤与安哲鲁普洛斯的会面，还有一则八卦流传。
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有一位热心的日本朋友热心牵线搭桥，带侯孝贤去酒吧里和安哲鲁普洛斯会面，但他满心期待中的两位大师见面后把酒言欢的美好场面却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当时的侯孝贤，根本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希腊人拍过什么电影。但当安哲鲁普洛斯一脸真诚地向他示好：“我看过你的电影，我觉得我们俩很像。”他也只能忙不迭地点头：是是是。
几个月后，侯孝贤回到台湾，找到安哲鲁普洛斯的代表作 《雾中风景》录影带，看毕，他脱口而出：“像个×啊！”
除去拍电影，侯孝贤并不进行任何创作，但他却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出现在朱天文的创作中。“《巫言》里的老板，读者一看都说是写侯导。还有《荒人手记》里的永桔，他模仿吹萨克斯风的那种音乐感，也是有侯导的影子。”
如果用文人做类比的话，也许侯孝贤更像是《聂隐娘》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大唐时期的文人， 一边舞剑，一边豪饮，一边写下一行行泼墨的诗句，而那些诗句都是可以用来吟唱的。
侯孝贤也喜欢唱歌，还出过唱片，大部分是充满古意的闽南语歌词，他的嗓子沙哑，带着点江湖的况味。而在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导演的关于侯孝贤的记录电影《侯孝贤画像》中，他还在灯火昏暗的KTV里，用震慑全场的姿态，吼了一首《与往事干杯》。
但除了豪放派的歌曲，还有一首抒情老歌《望春风》也是侯孝贤喜欢的，说起歌词“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他带着一点温柔的神气，认真言道，“这支歌讲述了一个旧时代女孩子待字闺中的心绪。”
“我原先是真的想当歌星，当兵回来考上艺专，我还偷偷参加歌唱比赛，但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一上台就没声音，后来只好隐居幕后了。”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金马奖50周年的庆祝时期，有一晚，侯孝贤干脆包下了台北宁夏夜市的一整条街，请朋友和工作伙伴边吃边聊。那里还临时搭建起一个卡拉OK台子，侯孝贤一时兴起，又走上台去扯着粗陋的麦克风电线，高声演唱着他钟爱的那些旧时老歌。
昏黄街灯，有细雨缓缓飘落，在一片小吃摊的人间烟火中，他一个人自我陶醉着。
这个画面，倒是典型的侯孝贤电影场景。
家长
在侯孝贤的成长经历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着惯常安稳家庭生活的人。颠沛与漂泊，还有隐隐浮动着的疾病与死亡气息，如同经久不散的阴霾，常年笼罩在这个外省移民家庭的上方。
经历乱世，活着已然不易，在生存的负荷之下，亲情仿佛只剩下淡漠与疏离。
侯孝贤记得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因为爸妈正在吵架，我就主动帮母亲洗碗。洗完碗后，从来没有搂过我的母亲搂着我，那使我感到害羞。”
偶尔，他也会讲起好友杨德昌的青年时代：“他的家庭出身和我不一样，他中学是念建中的，然后又去美国读电脑，父母对他期望很大，所以他后来放弃工作跑去拍电影，他爸妈都快疯了。直到后来杨德昌去日本参加电影节，带了母亲同去，他妈妈才开始对他释怀。”言下间，流露出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艳羡。
但很多年过去，那个从小父亲缺席的叛逆少年，自己也终于做了父亲，甚至，还成为了整个华语电影界最为温厚、可靠又笃定的大家长符号。
2013年，金马奖50周年。那一年，即将卸任执委会主席的侯孝贤担任了由他在几年前一手创办的“金马电影学院”的当届导师，亲自指导几个来自不同华语地域的年轻孩子们共同完成一部作品。
在那届学员、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潮州少年庄佳龙印象中，侯孝贤给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学会等待。
等待，是侯孝贤拍片的常态。 在电影《聂隐娘》漫长的拍摄过程中，团队成员们站在山上，布起机器，在导演的指挥下开始集体等待：等一阵风、一朵云、一片日影，抑或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
但这样的等待远没有听上去的那么诗意，与之相随的，还有烈日，暴晒，冷雨，苦寒，但最难过的还是心理上的那道坎。
庄佳龙记得，有一次他在台北老城区拍摄以菜市场为场景的一幕戏时，侯孝贤甚至要求他等待“太阳移动到天空的某一个位置，某一束阳光投射到市场上某一块猪肉时的样子”。
但一束阳光和另一束阳光，一块猪肉和另一块猪肉，又有什么不同呢？
“也许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分别，但在侯导那里，他能看出许多不同来。”庄佳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于是，整整半天时间，侯孝贤陪几个年轻的孩子们一起等，一起观察并且见证着某一束微妙而特殊的光线所造就的奇迹。虽然，到最后，这个镜头并没有剪辑到成片中去。
但严肃而执拗的侯孝贤不时也会轻松一下，深夜工作累了，侯孝贤就带着小朋友们蹲在工作室外面聊天，从自动贩卖机中买几罐汽水，气泡嘶嘶作响，伴着晚风，他和他们聊着自己的电影，还有电影中的女演员，以及，“也会八卦，比如他会向我询问我的老师、他的朋友田壮壮的近况。”庄佳龙说。
作为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的大家长，侯孝贤更像是那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父亲。不苟言笑，不够有趣，甚至还有可能是你青春时代拼命想要反抗的权威，但后来才发现，你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
他倔强，所以也钟爱同样倔强的儿女。在拍摄《最好的时光》第二部分“自由梦”时，饰演旧时青楼女子的舒淇需要怀抱琵琶，弹唱一曲南音。穿着宽袍大袖、敷着脂粉的舒淇，看起来端的是百媚嫣然，但口型却始终不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我们姑娘发起狠来，确实不得了，你知道那个南音有多难……她就把自己关在门里，狠练，然后出来拍，一张口，一模一样。”说起这个故事时，侯孝贤那笃定又赞许的姿态，确实非常像一个为自己小女儿而自豪的父亲。
在采访中，曾经问他 “您觉得当导演和当金马主席哪个更不容易？”侯孝贤豪气万丈地挥挥手：“当然是金马主席容易！”
但其实筹备金马50纪念活动的那段时间，侯孝贤过得并不轻松。
有一天黄昏十分，侯孝贤匆匆赶来为庄佳龙他们指导拍片。那一天，他的态度出奇严肃，问及原因，侯孝贤轻轻说：“今天一整天，我都在解决一件大事情。”后来，庄佳龙才知道，侯孝贤是在为当届入围影片《天注定》 的导演贾樟柯能够入台参加颁奖典礼而奔走努力，彼时，《天注定》未能准许在大陆公映。
由于种种原因，贾樟柯最后并未能完成这次侯孝贤期许的台湾之行，但在后来举行的金马奖50周年颁奖典礼上，金马影后陈冲站在台上，为大家推介了这部电影。
2007年，侯孝贤的挚友杨德昌去世。他曾伤感地说“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周遭的一切都改变得那么厉害，曾经一起闯荡江湖的伙伴也越来越零落，但侯孝贤从没觉得老之将至。
庄佳龙记得，在金马学院拍片的时候，侯孝贤会经常带他们去艺术影观摩一些作品，有一次，电影结束，场灯亮起的时候，庄佳龙发现，坐在他旁边的侯孝贤打着盹，他的样子非常像一个工作一天回到家中，吃完晚饭后靠在藤椅上打盹的父亲，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整张面孔却显得非常放松安宁。
隐者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有人形容，电影《聂隐娘》的整体气质非常像这句唐诗。
“聂隐娘，聂是三个耳朵，又是隐藏，这个名字首先就很吸引我。我就想着她可能在树上，或者在屋檐上，眼睛闭着，听所有的状况，当感觉明朗了，眼睛一睁开，下来就直接刺杀。”侯孝贤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但与少年时代喜欢躲藏在绿树葱茏间不同，现在的他更喜欢隐匿在凡俗生活的深处，触碰并且感受一个个微妙的瞬间。
年轻的时候，侯孝贤外出都会骑机车，但随着年岁渐长，他逐渐摒弃了这个似乎与青春荷尔蒙相互关联的交通工具。
现在，在台北，侯孝贤最经常选择的交通工具是捷运和公交。据一位曾经在台北跟随侯孝贤一起转乘过地铁的记者形容，他在地铁里游刃有余的姿态，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内力深厚、凌波微步的高手。
“您就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吗？”“嗨，我有什么好认出来的。”
他瓮声瓮气地说，棒球帽恰到好处地在他的脸上留下半道阴影。
侯孝贤津津有味地说起乘坐地铁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时候坐车的人最多，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车厢最吵，而最安静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大部分乘客都是拎着便当袋与菜篮子的老先生、老太太。
“我喜欢去感受那个氛围，在地铁里，你可能看不到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但是看看人们的样子和状态特别有趣。”
偶尔，侯孝贤也会在这一片混乱的烟火红尘中看到清凉的好风景。
他记得在车厢里，注意到一个女孩静默的背影。披散着长长的黑发，她始终面对窗外，没有回头。那一瞬间，他觉得，她美得好像一幅画，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滋味满满。
朱天文曾形容侯孝贤是“即溶颗粒导演”，每到一地，都能迅速而自然地融入到当地人群中。谢海盟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正是樱花缤纷的季节，侯孝贤能够在半句日语也不会的状况下，眨眼间就混入公园中野餐赏樱的日本人当中，随后敬酒干杯、载歌载舞起来。
而在《聂隐娘》中第一次与侯孝贤合作的演员周韵则觉得，侯孝贤让她想到了张北海小说《侠隐》中的人物，在一座古老城邦的剩水残山中，他轻手轻脚地乘着夜色而来，完成很多年前订下的誓言与盟约。
朱天文这样形容侯孝贤对她的影响：“长期合作，我学到最多的是，一种柔软的坚定，看似无可无不可，然而不让的地方，绝对不让。”她说，“他现在当然年纪大了，对人对事非常心软。而同时，他变得更加无顾碍地走这条他已经走了大半程的电影路，他一向不管观众和评论，现在更不会管了。”
“现在没有人这样拍电影了，而我们只会这样拍。”侯孝贤慢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