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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许慎在《说文解字》注“慈”只二字“爱也”。而《北史·崔光传》则记:“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有曰:“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用比较直接又通俗的话说就是:“以慈行善”。而按西方学者的说法则是:“慈善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而慈善观则是指一种“恩被于物、慈爱于人”、“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的拯救世道人心的观念。
要大力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就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传统知识体系,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成长与完善的价值资源。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主流之一。儒家的思想内核为“仁”，讲求由仁而趋于善。在这个奠定中国传统核心精神的思想中，“慈善”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并无“慈善”一词,它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逐渐流传开的。不过“慈善”之意,亦即与慈善相关的思想却很早就在儒家经典中出现。在《论语·为政》中就有，子曰:“孝慈则忠，举善而教”。这些与慈善有关的内容与思想，在传统儒家典籍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深蒂固。所有这些言论与行动，均表明儒家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源泉。
儒家从人性本善的基本前提出发,把慈善动力归为人的良心良知,行善目的乃是人获得良心满足的内在需要,所以慈善是一种内省即自律要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慈善”范畴具有人的爱心与良知的和谐统一之意。“慈”字的释意是“爱出于心,恩被于物”,即指人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善”则是恶的反面,是良知在人类精神中的体现。自古以来,慈善作为一种推己及人、助人为善的精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并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慈善传统的核心是“仁爱”,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炎黄子孙的主要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一、孔子之说
早在孔子之前的上古时代，“尚仁爱、重人本”的踪迹即隐约可见，《诗》、《书》等典籍中已不乏“仁”的记载。这表明，社会的进步已初步孕育了慈善思想的内涵。只是到了春秋末年，周室式微，礼崩乐坏，孔子才“乘桴于海以求道”，损益典籍，发古今之微言大义，将“尚仁爱”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儒家慈善思想的内涵才显得更为丰富和厚重。“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他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仁”就是爱人,这是仁者应有的善念和品质；为实现“仁”即由仁而趋善,人们须加强人格与道德修养,做到扬善抑恶、与人为善、利人利他,这是“仁者”应有的道德践履。
《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以“爱人”来解释“仁”，提出了“仁者爱人”之说，并将“爱人”作为人的本性。为实现“仁”，人们必须扬善止恶，加强人格与道德的修养。“仁”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所谓“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可视为原始的古朴的人道主义观念的阐发，也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所提出的“仁”是一个道德感情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他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忠恕”开始，实现道德践履。孝悌是为仁之本，从孝顺父母的人伦道德引申出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忠恕之道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它从内心反省来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强调与人为善，做到利人利他。
那么,“仁者爱人”又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慈善的情怀呢?首先,它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关切，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就甚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孔子上早朝回来,发现家里的马房失了火,他赶紧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首先关注马的损失有多大。孔子这一问,就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关注人的安危的人文情怀。事实上生活中的慈善救助,也大都着意于维护人的生存的仁爱关怀。其次,是讴歌人的价值。儒学之所以倡导“仁学”,宣扬“仁者爱人”,也正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间最为杰出、最为至善的生灵,这在儒家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即“天地之性人为贵”。正因此“人为贵”,所以人是值得也应当去爱的,于是“爱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其实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本身,就已体现出对人的偏爱,对人的价值的推崇。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所谓的“爱人”,很多时候其所指是没有特别针对性的,是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司马牛看见人家都有兄弟,而自己没有,内心甚为苦闷。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你何必为没有兄弟而发愁呢!子夏的说法,当然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应该也表露了孔子的博爱精神。有一次弟子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是否能称得上“仁”?孔子说:这何止于仁呀,肯定是圣人了,因为连尧、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众所周知,孔子是非常崇拜尧与舜的,史称他“祖述尧舜”。确实,孔子认为唯有尧、舜能替天行道,也最能按天下公义行事,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而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完全做到“博施”,可见孔子是十分推崇“博施济众”之类的博爱品性的。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中,其中的“人”大概是马夫杂役一类的,而孔子并不因为其身份的低贱而忽视对他们的关爱和尊重,这也生动体现了孔子“仁爱”的博爱之意。总的说来,孔子“爱人”之人,是指向所有人的,孔子的“仁爱”是一种博爱。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孔子“仁者爱人”,是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它是超越的,也是没有先在条件的,只要是人,都应该去爱。所以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精华所在。
二、孟子之说
孟子的思想有其独特之处, 因孔论仁，并没有墨守其义，满足于一般地讲“仁者爱人”，而是透过“爱人”的表层现象进一步揭示“仁”的内在精神———求善。从注重解人危难,救人性命的角度来探寻“仁”的新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儒家慈善观。他以“不忍人之心”来怜恤生灵,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他提出“仁,人心也”,认为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发自人的内心深处,从而揭示出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他主张先人性善,认为人性固有的四个善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他突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而把“仁”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他把“仁”与“礼”各自建立在“恻隐之心”和“辞让之心”的道德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由此提出了以慈善施于民的“仁政”主张。从“仁爱”到“仁政”,从“善道”到“不忍人之心”,从道德情感上“爱人”到道德行为上以慈善施于民,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包含的慈善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我国慈善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孟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且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实施“慈善”活动的基础。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恻隐之心”，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这与西方传统的“慈善”含义是一致的。孟子的“仁”也就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并且，他把仁与礼各自树立在“恻隐之心”和“辞让之心”的道德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孟子的这种求善的内在精神，是其慈善思想中所蕴含的独特之处。
因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战争频繁,各国苛捐杂税沉重,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甚至转死沟壑,孟子揭露当时是“民之憔悴”最为严重的时期。他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惨状,正是统治阶级丧心病狂、鱼肉人民的结果,他痛斥之为“率兽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万章下》)所谓“率兽食人”,实即不把人民当人,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不仅发扬了孔子的“仁爱”学说，而且将“仁爱”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广，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把君主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成为战国时期以及后世封建君主统治中国与“法治”相配合的指导思想。
在此基础之上，儒家学说提出了国家大治的典范，即大同之治，加以颂扬、美化，“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的贤明君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确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从“亲亲”而仁民的推衍，也是一种恻隐之心的产生，是善心慈爱的萌发。它不独提倡骨肉亲情的赡养扶助，亦要求非亲非故的人们之间的相助相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仁民”而“爱物”的扩展，即要求人们以博大的胸襟、仁爱的心胸去爱世间的一切，去“爱屋及乌”。同时，这种道德价值在人际关系中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士子儒生，并以此相互劝勉，竭力兴办慈善事业。
三、综述
在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还包含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民为邦本”思想;包含有财富均分,物同一体,无贫富差别的大同思想;包含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义轻利思想。这些观点都是围绕“仁爱”展开并为实现“仁爱”构筑的,也正是这些传统思想的引领和作用才有我国慈善文化的积淀和发展。
通观上述关于“仁”的论析，不难看出，孔子是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孟子固然也提倡如此做法，但他更注重解人危难，救人性命，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的本原--生命的角度来探寻“仁”的新的内涵。他以“不忍人之心”来怜恤生靈，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这样，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的仁政主张，儒家思想内含的慈善理论便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为后世的慈善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渊源。而民间社会正是由这种仁爱慈善观衍生出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进而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一种个人乐于向社会奉献的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慈善家群体和连绵不绝的慈善活动。
参考文献：
[1]王卫平,黄鸿山.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肖国飞,任春晓.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J].中州学刊2007,(1).
[3]胡发贵. 试论儒家的慈善思想[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作者简介：魏宇（1985-）男， 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研究方向：传统文化。)
要大力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就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传统知识体系,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成长与完善的价值资源。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主流之一。儒家的思想内核为“仁”，讲求由仁而趋于善。在这个奠定中国传统核心精神的思想中，“慈善”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并无“慈善”一词,它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逐渐流传开的。不过“慈善”之意,亦即与慈善相关的思想却很早就在儒家经典中出现。在《论语·为政》中就有，子曰:“孝慈则忠，举善而教”。这些与慈善有关的内容与思想，在传统儒家典籍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深蒂固。所有这些言论与行动，均表明儒家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源泉。
儒家从人性本善的基本前提出发,把慈善动力归为人的良心良知,行善目的乃是人获得良心满足的内在需要,所以慈善是一种内省即自律要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慈善”范畴具有人的爱心与良知的和谐统一之意。“慈”字的释意是“爱出于心,恩被于物”,即指人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善”则是恶的反面,是良知在人类精神中的体现。自古以来,慈善作为一种推己及人、助人为善的精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并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慈善传统的核心是“仁爱”,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炎黄子孙的主要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一、孔子之说
早在孔子之前的上古时代，“尚仁爱、重人本”的踪迹即隐约可见，《诗》、《书》等典籍中已不乏“仁”的记载。这表明，社会的进步已初步孕育了慈善思想的内涵。只是到了春秋末年，周室式微，礼崩乐坏，孔子才“乘桴于海以求道”，损益典籍，发古今之微言大义，将“尚仁爱”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儒家慈善思想的内涵才显得更为丰富和厚重。“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他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仁”就是爱人,这是仁者应有的善念和品质；为实现“仁”即由仁而趋善,人们须加强人格与道德修养,做到扬善抑恶、与人为善、利人利他,这是“仁者”应有的道德践履。
《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以“爱人”来解释“仁”，提出了“仁者爱人”之说，并将“爱人”作为人的本性。为实现“仁”，人们必须扬善止恶，加强人格与道德的修养。“仁”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所谓“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可视为原始的古朴的人道主义观念的阐发，也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所提出的“仁”是一个道德感情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他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忠恕”开始，实现道德践履。孝悌是为仁之本，从孝顺父母的人伦道德引申出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忠恕之道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它从内心反省来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强调与人为善，做到利人利他。
那么,“仁者爱人”又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慈善的情怀呢?首先,它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关切，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就甚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孔子上早朝回来,发现家里的马房失了火,他赶紧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首先关注马的损失有多大。孔子这一问,就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关注人的安危的人文情怀。事实上生活中的慈善救助,也大都着意于维护人的生存的仁爱关怀。其次,是讴歌人的价值。儒学之所以倡导“仁学”,宣扬“仁者爱人”,也正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间最为杰出、最为至善的生灵,这在儒家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即“天地之性人为贵”。正因此“人为贵”,所以人是值得也应当去爱的,于是“爱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其实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本身,就已体现出对人的偏爱,对人的价值的推崇。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所谓的“爱人”,很多时候其所指是没有特别针对性的,是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司马牛看见人家都有兄弟,而自己没有,内心甚为苦闷。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你何必为没有兄弟而发愁呢!子夏的说法,当然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应该也表露了孔子的博爱精神。有一次弟子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是否能称得上“仁”?孔子说:这何止于仁呀,肯定是圣人了,因为连尧、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众所周知,孔子是非常崇拜尧与舜的,史称他“祖述尧舜”。确实,孔子认为唯有尧、舜能替天行道,也最能按天下公义行事,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而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完全做到“博施”,可见孔子是十分推崇“博施济众”之类的博爱品性的。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中,其中的“人”大概是马夫杂役一类的,而孔子并不因为其身份的低贱而忽视对他们的关爱和尊重,这也生动体现了孔子“仁爱”的博爱之意。总的说来,孔子“爱人”之人,是指向所有人的,孔子的“仁爱”是一种博爱。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孔子“仁者爱人”,是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它是超越的,也是没有先在条件的,只要是人,都应该去爱。所以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精华所在。
二、孟子之说
孟子的思想有其独特之处, 因孔论仁，并没有墨守其义，满足于一般地讲“仁者爱人”，而是透过“爱人”的表层现象进一步揭示“仁”的内在精神———求善。从注重解人危难,救人性命的角度来探寻“仁”的新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儒家慈善观。他以“不忍人之心”来怜恤生灵,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他提出“仁,人心也”,认为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发自人的内心深处,从而揭示出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他主张先人性善,认为人性固有的四个善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他突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而把“仁”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他把“仁”与“礼”各自建立在“恻隐之心”和“辞让之心”的道德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由此提出了以慈善施于民的“仁政”主张。从“仁爱”到“仁政”,从“善道”到“不忍人之心”,从道德情感上“爱人”到道德行为上以慈善施于民,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包含的慈善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我国慈善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孟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且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实施“慈善”活动的基础。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恻隐之心”，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这与西方传统的“慈善”含义是一致的。孟子的“仁”也就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并且，他把仁与礼各自树立在“恻隐之心”和“辞让之心”的道德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孟子的这种求善的内在精神，是其慈善思想中所蕴含的独特之处。
因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战争频繁,各国苛捐杂税沉重,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甚至转死沟壑,孟子揭露当时是“民之憔悴”最为严重的时期。他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惨状,正是统治阶级丧心病狂、鱼肉人民的结果,他痛斥之为“率兽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万章下》)所谓“率兽食人”,实即不把人民当人,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不仅发扬了孔子的“仁爱”学说，而且将“仁爱”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广，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把君主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成为战国时期以及后世封建君主统治中国与“法治”相配合的指导思想。
在此基础之上，儒家学说提出了国家大治的典范，即大同之治，加以颂扬、美化，“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的贤明君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确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从“亲亲”而仁民的推衍，也是一种恻隐之心的产生，是善心慈爱的萌发。它不独提倡骨肉亲情的赡养扶助，亦要求非亲非故的人们之间的相助相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仁民”而“爱物”的扩展，即要求人们以博大的胸襟、仁爱的心胸去爱世间的一切，去“爱屋及乌”。同时，这种道德价值在人际关系中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士子儒生，并以此相互劝勉，竭力兴办慈善事业。
三、综述
在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还包含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民为邦本”思想;包含有财富均分,物同一体,无贫富差别的大同思想;包含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义轻利思想。这些观点都是围绕“仁爱”展开并为实现“仁爱”构筑的,也正是这些传统思想的引领和作用才有我国慈善文化的积淀和发展。
通观上述关于“仁”的论析，不难看出，孔子是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孟子固然也提倡如此做法，但他更注重解人危难，救人性命，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的本原--生命的角度来探寻“仁”的新的内涵。他以“不忍人之心”来怜恤生靈，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这样，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的仁政主张，儒家思想内含的慈善理论便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为后世的慈善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渊源。而民间社会正是由这种仁爱慈善观衍生出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进而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一种个人乐于向社会奉献的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慈善家群体和连绵不绝的慈善活动。
参考文献：
[1]王卫平,黄鸿山.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肖国飞,任春晓.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J].中州学刊2007,(1).
[3]胡发贵. 试论儒家的慈善思想[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作者简介：魏宇（1985-）男， 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研究方向：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