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胡风事件。要谈胡风事件，必定会谈到舒芜。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许多人都是根据当年《人民日报》连续刊出的三批“材料”来立论，对他不乏道义的谴责，称之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称之为“始作俑者”，似乎是舒芜促成了胡风事件的发生，假如没有他写那篇《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就不会有后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大冤狱了。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简单呢?至于“事件”发生之前十二年间胡风舒芜两人是个怎样的关系，有过些怎样的交往，许多人对此是并不清楚的。而弄清楚这些，对于人们理解整个胡风事件是大有关系的。吴永平先生的这一本《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引证了大量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这一公案，我也是关心的，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真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举一个例吧。对于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我在为《我思、谁在?》一书写的序中是这样议论的，我在分析了他的文章中对卡尔、伊里奇、约瑟夫等人尊崇景仰的字句之后说：
　　这篇文章，不论在哲学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至少，政治态度应该说是很可取的吧。可是不成。延安方面认为这属于那种“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唯心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引起一场不小的批评。
　　这就可见我的“隔膜”，完全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觉得延安的反应不可理解。吴先生的书指出：《论主观》一文，是为了声援陈家康而写的。他这说法是合乎事实的。舒芜在他1944年2月29日致胡风信中说：“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已完成，两万多字。”今年他把这些信件交给《新文学史料》刊出的时候，在这里设注，说：
　　当时延安已经开展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在重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教条化，强调人的主体性。胡风向来反对文艺上“客观主义”倾向，故与他们接近。他们都认为这是响应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但他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与延安要反对的教条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延安认为：在大后方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内和进步文化界内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陈家康等在内部受到批评，被迫检讨。胡风将这个情况告诉我，我就来写《论主观》，强调个性解放，支援陈家康他们。(《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第141页)
　　可见我在那篇序中说《论主观》一文“至少政治态度可取”，是完全说错了。站在延安的立场上看，这篇首先就错在政治态度上，所以才把它看做个大问题，派出大员到重庆来处理的。
　　开始，胡风对《论主观》一文的写作和发表是持赞赏态度的，他在刊出此文的《希望》创刊号上，在编后记里说此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批评，胡风表示：他发表它，是自己失察。这一事后的辩白不但使舒芜大感意外，就是了解情况的朋友也颇为反感。后来聂绀弩在一封致舒芜的信中评论说：
　　鲁迅说，口号是我提的，文章是我叫胡风写的。胡公说：当日失察云云，这正是两人的分别处。(《聂绀弩全集》，第9卷，第419页)
　　这里聂绀弩是拿两件有一点类似的事情作对比。一件是1936年左翼文艺界内部两个口号之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其实是冯雪峰和胡风商量之后提出来的，这过程，胡风在《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中说得很清楚：
　　冯雪峰到上海当天我到鲁迅家就见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四天在鲁迅三楼后层谈话时，他说“国防文学”口号他觉得不好，从苏联刚回来(?)的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似的，要我另提一个，我就提了这个口号……当晚他向鲁迅谈过，鲁迅同意了。第二天见到时他就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文章，他看过，他也给鲁迅看过，没有改动一个字。(《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后来纠纷闹大了，这个口号遭到“国防文学”派的猛烈反击，鲁迅就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声明“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表示了他敢于为胡风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承担责任。而在十年之后，胡风对于舒芜却不是这种态度了。聂绀弩认为，这是分别鲁迅与胡风二人高下的地方。
　　舒芜认为，胡风的这种辩白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这大约是他决心要把“一些材料”公之于众的心理原因。聂绀弩也是这个看法，他后来在致舒芜的另一封信中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其初是泄愤”(前引书，第417页)。这里的“交出”二字，舒芜曾经表示过不能接受，他说过：那只是被《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核对引文为由借去，跟主动交出性质不同。但不论怎么说，这些信件很快到了负责办理胡风专案的大员的手上，成了打击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杀手锏。舒芜写的这篇《材料》中公布了胡风给他的私人通信，使他受到不少道义的谴责，而吴先生的书中指出：舒芜利用这些信件写《材料》，事在1955年，而胡风在这前一年写的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已经多次引用舒芜给他的信件了。至于说胡风引用这些信件并没有给舒芜造成什么损害，而舒芜的《材料》却闯下了滔天大祸，那只是因为当时舒芜还没有划人必须加以打击的对象，而胡风是早就要寻找机会加以打击的了。
　　在胡风自己看来，他是共产党忠实的追随者，“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这是他这方面的看法或者说愿望。可是共产党对他的看法却很不一样。1936年他同周扬之间的那一场两个口号之争不去说它了。1948年就在全国胜利的前夕，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就把他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那时，并没有舒芜的介入。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根本没有写批评揭发胡风的文章，即使他追随尊崇胡风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清算胡风的事件同样会要发生。当然，具体进行的形式会有许多不同。时间也许会迟一两年，也许就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道解决，那么，“胡风分子”也就用上“右派分子”这个统一的牌号了。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它就是按照已经发生的那个样子发生了。同样，历史也无从预测。假如谁预料到了这事的后果有如此严重，那么不论是谁，舒芜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都不会有胆量借出这些信件，不，甚至不会有胆量暗示有过这样的信件的。
　　我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写了一篇《札记》(《隔膜》)，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吴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一本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著作吧。
　　承吴永平先生不弃，嘱我为这部大著写序。我即匆匆拜读了一下他发来的书稿，十分佩服，于是写下以上一些读后感交卷。我怕的是，我对这部大著佳妙之处领会不深，短序难免不足不妥之处，这就有待吴先生和读者诸君的指教了。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