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公司法》即将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明确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有助于在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与同频共振.鉴于信托法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义务的严格性,除非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另有特别约定,应运用信托关系去解释和梳理股权代持关系.要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法治理念,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股权代持的效力.股权代持关系的效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就对内关系而言,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信托文化,要全面夯实隐名股东的知情权、收益权、股权行使策略调整权、股权处分撤销权、名义股东解任权、治理参与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基金项目】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9年度重点课题"公司法修改研究"(2019K2020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公司法》即将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明确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有助于在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与同频共振.鉴于信托法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义务的严格性,除非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另有特别约定,应运用信托关系去解释和梳理股权代持关系.要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法治理念,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股权代持的效力.股权代持关系的效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就对内关系而言,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信托文化,要全面夯实隐名股东的知情权、收益权、股权行使策略调整权、股权处分撤销权、名义股东解任权、治理参与权和显名权等一系列权利.就外部关系而言,外观主义是化解隐名股东与善意第三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股权代持情形,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改善股权流动性.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隐名股东也应礼让名义股东的善意债权人.但若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明知或应知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则不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股权代持的效力应采取"原则有效、例外无效"的价值取向.为严格限定无效股权代持协议的范围,建议导入"三步法"思维,精准识别效力性规范.裁判者援引"公序良俗"确认股权代持无效时更应慎之又慎.
其他文献
省级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工作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监测服务是支撑省域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梳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中国省级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服务体系建构现状,进而结合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剖析省级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服务体系的框架设计、实施路径、建设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反思.
摘要：融媒体时代，运用融媒体技术最广泛的群体就是青年大学生。融媒体的出现虽然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了全新的沟通平台，但又由于融媒体信息的复杂性则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首先认清了融媒体时代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融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和局限性，最后提出了融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融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
为了破解战国“大变局”中的国际“丛林法则”,完成天下统一的历史任务,法家提出了“尚力”“尚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主张“实力至上”“独立自主”“治内裁外”的外交原则与方法。法家认为,国家必须以增强自身实力为首要任务,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并不断地发展改革内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捍卫国家利益。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今天也不乏启示和镜鉴。当今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大变局中,我们首先要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来捍卫自身“实利”,同时还要着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到“德”与“力”
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行政机关进行利益衡量后认为需要公开的,可以公开。然而,从实施现状看,该制度存在不确定的个人隐私概念导致对类似信息的定性不同、行政机关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怠于行使裁量权、征求权利人同意的程序不明确等问题。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个人隐私的方法及该规定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应当明确个人隐私的判断方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基于不同的要求和所呈现出的不同状况,司法公开有全面公开、部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形式公开、实质公开之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基本实现了由单纯的庭审公开向司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的转变以及由以审判程序公开为主向审判程序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并重的转变,使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初步具有了统一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但也应看到,包括裁判依据、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在内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依然不在公开之列.实质公开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公开的效果,制约着司法公开终极目标的实现.实现司法公开尤其是实现司法的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对贫困将成为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点。相对贫困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动态性、多维性和长期性等多种特质,与绝对贫困治理重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同,相对贫困治理更加侧重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降低福利不公平等问题。本文以英国为例,对其通过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家庭婴幼儿照料支持政策制定的重点在于家庭育儿分工合作模式与多元化婴幼儿照料支持服务规划。随着家庭科学合作育儿理念的普及,家庭婴幼儿照料中父职参与成为育儿支持性政策完善的突破口。基于福利多元主义分析框架,探讨城镇“90后”双职工家庭父母合作育儿实践研究发现:父职参与婴幼儿照料缺失的类型主要包括闲暇参与、育儿知识空白、家庭责任感缺失、隔代抚育替代。父职参与婴幼儿照料支持的结构性困境在于父职参与缺乏专业的家庭育儿指导、父职育儿假期难落实、父职参与的支持和促进政策不完善。综合借鉴国外父职参与育儿的家庭支持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