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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部纪录片在央视一套的非黄金时段播出却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被认为是“纪录片回归大众视野的标志”，这部纪录片就是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
央视纪录片频道自2011年开播以来，各方的担忧、疑虑涌现：在与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竞争中，纪录片是否能走入新天地？央视记录频道总监刘文用三组数字介绍了纪录频道开播以米的变化：“记录频道开播第一年的收视份额增长翻两番，第二年收视份额增长继续翻一番；纪录频道在只接受高端品牌形象广告投放的前提下，2012年实现了2个亿的额度，2013年签约额度再翻一番，达到4亿；央视综合频道《魅力纪录》开播后，播出的第一部原创纪录片便是《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自2012年5月首播以来，引发观影热潮，已译制成9种语言，发行到了全世界的2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在于其对大众文化的回归、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对电视文化的求索。
一、大众文化的回归
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无论怎样工业化，都不能仅“根据商品的买卖来进行差强人意的摧述”，这为纪录片如何进行大众文化的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我国，纪录片大多针对精英文化，如纪录频道制作的《故宫》《萨满》《大国崛起》《京剧》等。《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将“小众”引入大众，将“民以食为天”的概念搬上屏幕，没有以菜系分类传统方式展开，而是采集了从城市到村落的动人厨房故事。
《舌尖》分七集，以“食材、主食、转化、储藏、烹饪、调和、生态”七个主题讲述了地域与生存环境各不相同的中国人各自的饮食习惯，总导演陈晓卿在《舌尖》讨论会曾这样阐述创作理念：“一切为了观众，一切为了展示美食的质感和美感，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学习国外的叙事风格，用最浅显的叙述话语讲述故事，信息量要大，而且要通俗。”
“该片既不同于走技术路线、宏大叙事的《故宫》，也不同于专注于食物烹饪方法的其他美食节目，更不同与纯粹科普性质的节目。《舌尖》坚持去繁化简，避开大而全的叙述方式，更多采用国外纪录片的记录手法，以原汁原味的食材为主，通过客观还原和展示食材生长、采集、加工的过程，以简洁流畅的画面、简练有力的旁白，呈现出事物最原始的状态。”在视角上，《舌尖》采用了小人物的视角，通过普通人物的故事打动观众。例如，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展现了香格里拉的卓玛一家采摘松茸的过程，镜头中“寻找松茸采摘松茸回填菌坑”的过程反映名贵食材背后藏民们付出的艰辛劳动。
二、 中华文化的传播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对文化讯息的传播有重要作用。从美食故事中传递出中华文化，是《舌尖》热播的又一原因。
《舌尖》的观众不局限于中国观众，解说词中的“中国”这一第三人称的叙述是直接表现，例如，在第七集《我们的田野》的结语中，解说词这样表述：“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的美味的食物。能把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敬仰，如此密切系于一心的唯有农耕民族。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中国人淳朴的生命观 他们在埋头种地和低头吃饭时，总不会忘记抬头看一看天。”纪录片把“中国人’’变为叙述中的第三人称，旁白以客观、冷静的腔调对之进行评价，异文化观众的存在就很明显了。
《舌尖》中，不仅传达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尊崇，更蕴藏了中国人的文化与智慧。第三集《转化的灵感》开场白中，“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事物的理解，在不断地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这段话表面讲食物，实质上却蕴藏着中国人经世致用的哲思，其中所表现客观、不带政治意味的普世价值也是《舌尖》能共打动不同民族、地域甚至国籍的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官方的民族意义米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文化的传播既米源于人类生存的文化或文明本身，也贯穿于其发展的始终。《舌尖》对中华文化的传播，除开中国人这一群体本身的认同与传承以外，也追求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求索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
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
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充斥着商业价值的消费文化中，如尼尔·波兹曼言，通过“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到了赫胥黎预见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中国。当下电视媒体定位直接影响电视节目的成功与否，《舌尖》的热播表明节目制作过程中对电视文化求索的正确，为我国的电视节目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作为一部纪录片，《舌尖》达到了“民族特色、全球视野、普遍价值和国际表达”的水准。
题材上，美食切入文化无疑是“接地气”的选择，以食物讲述百姓的厨房、餐桌，每个普通人都藏着关于美食的故事；视角上，小人物的故事更能够触及内心，《舌尖》中展示的故事中最大限度包涵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劳动者的颂扬，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让“猎而不绝”的思想贯穿藏民采松茸、山民采冬笋、渔民捕鱼的故事中；在叙事上，故事的展现使纪录片内容得到极大丰富，例如香港大澳岛上制作虾酱的老奶奶对着墙上老伴的照片掩面哭泣。正是从题材、视角与叙事这三方面的精准“回归”，才使这部纪录片如此引入入胜。
综上所述，《舌尖》对大众文化、中华文化与电视文化成功解析后，其成功似乎毋庸置疑，通过讲述美食与制作个体间的故事来展现食物的不同侧面，片中的美食又恰好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中国人的习惯、风格、精神、性格在一道道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美食中得到了完整的诠释。然而，《舌尖》的成功又充满了偶然性，《舌尖》热播后，各地方卫视纷纷效仿，出现了“舌尖上的XX”系列，影响却远不如《舌尖》。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2》于2014年4月开播，《舌尖2》被拿来与《舌尖1》作比较，观众较普遍的观点是相比《舌尖1》，《舌尖2》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叙述中忽略了美食的讲述。争议在第四集《家常》的播出后达到顶峰，其中为女儿学琴从河南到上海全职陪读的母亲在节目中潸然泪下地讲述她的艰辛历程，被网友批评为“三观不正”。这部纪录片的主角究竟是谁，从《舌尖2》播出的情况看来，重点似乎放诸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舌尖2》第一集《脚步》中对麦客这种职业的讲述，最后得出结论“占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正被机械们一茬茬收割殆尽”。近8分钟的讲述并没有任何食物呈现，仅仅对这种占老收割方式的凭吊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追忆。
传播学界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指出，“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纪录片的教育过程是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过程，《舌尖》的成功是受众对纪录片传授内容的认同，而《舌尖2》的争议折射出另一个问题：怎样传授内容，说教与意识形态的灌输并非传播者与受众交流的合适途径。
《舌尖》热潮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中折射出的文化认同，《舌尖》的成功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最好体现，中国不同民族、地域观众认同《舌尖》中所传达的多元化的食物与厨房的故事，但同样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舌尖》的不可复制性，不仅因其他“舌尖上的XX”反响平淡，更表现在《舌尖2》开播后的争议中，这种争议提出了关于这系列纪录片中“舌尖”还是“中国”的侧重与平衡上，从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多着墨而忽略了主角美食的呈现是《舌尖2》播出后表现出的缺失，这一现象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央视纪录片频道自2011年开播以来，各方的担忧、疑虑涌现：在与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竞争中，纪录片是否能走入新天地？央视记录频道总监刘文用三组数字介绍了纪录频道开播以米的变化：“记录频道开播第一年的收视份额增长翻两番，第二年收视份额增长继续翻一番；纪录频道在只接受高端品牌形象广告投放的前提下，2012年实现了2个亿的额度，2013年签约额度再翻一番，达到4亿；央视综合频道《魅力纪录》开播后，播出的第一部原创纪录片便是《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自2012年5月首播以来，引发观影热潮，已译制成9种语言，发行到了全世界的2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在于其对大众文化的回归、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对电视文化的求索。
一、大众文化的回归
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无论怎样工业化，都不能仅“根据商品的买卖来进行差强人意的摧述”，这为纪录片如何进行大众文化的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我国，纪录片大多针对精英文化，如纪录频道制作的《故宫》《萨满》《大国崛起》《京剧》等。《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将“小众”引入大众，将“民以食为天”的概念搬上屏幕，没有以菜系分类传统方式展开，而是采集了从城市到村落的动人厨房故事。
《舌尖》分七集，以“食材、主食、转化、储藏、烹饪、调和、生态”七个主题讲述了地域与生存环境各不相同的中国人各自的饮食习惯，总导演陈晓卿在《舌尖》讨论会曾这样阐述创作理念：“一切为了观众，一切为了展示美食的质感和美感，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学习国外的叙事风格，用最浅显的叙述话语讲述故事，信息量要大，而且要通俗。”
“该片既不同于走技术路线、宏大叙事的《故宫》，也不同于专注于食物烹饪方法的其他美食节目，更不同与纯粹科普性质的节目。《舌尖》坚持去繁化简，避开大而全的叙述方式，更多采用国外纪录片的记录手法，以原汁原味的食材为主，通过客观还原和展示食材生长、采集、加工的过程，以简洁流畅的画面、简练有力的旁白，呈现出事物最原始的状态。”在视角上，《舌尖》采用了小人物的视角，通过普通人物的故事打动观众。例如，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展现了香格里拉的卓玛一家采摘松茸的过程，镜头中“寻找松茸采摘松茸回填菌坑”的过程反映名贵食材背后藏民们付出的艰辛劳动。
二、 中华文化的传播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对文化讯息的传播有重要作用。从美食故事中传递出中华文化，是《舌尖》热播的又一原因。
《舌尖》的观众不局限于中国观众，解说词中的“中国”这一第三人称的叙述是直接表现，例如，在第七集《我们的田野》的结语中，解说词这样表述：“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的美味的食物。能把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敬仰，如此密切系于一心的唯有农耕民族。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中国人淳朴的生命观 他们在埋头种地和低头吃饭时，总不会忘记抬头看一看天。”纪录片把“中国人’’变为叙述中的第三人称，旁白以客观、冷静的腔调对之进行评价，异文化观众的存在就很明显了。
《舌尖》中，不仅传达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尊崇，更蕴藏了中国人的文化与智慧。第三集《转化的灵感》开场白中，“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事物的理解，在不断地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这段话表面讲食物，实质上却蕴藏着中国人经世致用的哲思，其中所表现客观、不带政治意味的普世价值也是《舌尖》能共打动不同民族、地域甚至国籍的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官方的民族意义米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文化的传播既米源于人类生存的文化或文明本身，也贯穿于其发展的始终。《舌尖》对中华文化的传播，除开中国人这一群体本身的认同与传承以外，也追求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求索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
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
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充斥着商业价值的消费文化中，如尼尔·波兹曼言，通过“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到了赫胥黎预见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中国。当下电视媒体定位直接影响电视节目的成功与否，《舌尖》的热播表明节目制作过程中对电视文化求索的正确，为我国的电视节目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作为一部纪录片，《舌尖》达到了“民族特色、全球视野、普遍价值和国际表达”的水准。
题材上，美食切入文化无疑是“接地气”的选择，以食物讲述百姓的厨房、餐桌，每个普通人都藏着关于美食的故事；视角上，小人物的故事更能够触及内心，《舌尖》中展示的故事中最大限度包涵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劳动者的颂扬，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让“猎而不绝”的思想贯穿藏民采松茸、山民采冬笋、渔民捕鱼的故事中；在叙事上，故事的展现使纪录片内容得到极大丰富，例如香港大澳岛上制作虾酱的老奶奶对着墙上老伴的照片掩面哭泣。正是从题材、视角与叙事这三方面的精准“回归”，才使这部纪录片如此引入入胜。
综上所述，《舌尖》对大众文化、中华文化与电视文化成功解析后，其成功似乎毋庸置疑，通过讲述美食与制作个体间的故事来展现食物的不同侧面，片中的美食又恰好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中国人的习惯、风格、精神、性格在一道道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美食中得到了完整的诠释。然而，《舌尖》的成功又充满了偶然性，《舌尖》热播后，各地方卫视纷纷效仿，出现了“舌尖上的XX”系列，影响却远不如《舌尖》。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2》于2014年4月开播，《舌尖2》被拿来与《舌尖1》作比较，观众较普遍的观点是相比《舌尖1》，《舌尖2》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叙述中忽略了美食的讲述。争议在第四集《家常》的播出后达到顶峰，其中为女儿学琴从河南到上海全职陪读的母亲在节目中潸然泪下地讲述她的艰辛历程，被网友批评为“三观不正”。这部纪录片的主角究竟是谁，从《舌尖2》播出的情况看来，重点似乎放诸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舌尖2》第一集《脚步》中对麦客这种职业的讲述，最后得出结论“占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正被机械们一茬茬收割殆尽”。近8分钟的讲述并没有任何食物呈现，仅仅对这种占老收割方式的凭吊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追忆。
传播学界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指出，“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纪录片的教育过程是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过程，《舌尖》的成功是受众对纪录片传授内容的认同，而《舌尖2》的争议折射出另一个问题：怎样传授内容，说教与意识形态的灌输并非传播者与受众交流的合适途径。
《舌尖》热潮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中折射出的文化认同，《舌尖》的成功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最好体现，中国不同民族、地域观众认同《舌尖》中所传达的多元化的食物与厨房的故事，但同样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舌尖》的不可复制性，不仅因其他“舌尖上的XX”反响平淡，更表现在《舌尖2》开播后的争议中，这种争议提出了关于这系列纪录片中“舌尖”还是“中国”的侧重与平衡上，从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多着墨而忽略了主角美食的呈现是《舌尖2》播出后表现出的缺失，这一现象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