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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处城市，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比，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差别很大，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无力供养子女在城市生活、学习，不得不选择“一家两地”的生活。2.3亿农民工和5800万留守少年儿童占到了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留守儿童数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省份的总人口，约等于两个北京市的人口总量（据2010年统计数字，北京常住人口约1961万，外来人口接近1000万）。希望这5800万少年儿童能享受到更多城市化带来的便捷生活与科技文明。
4000万人——“两个北京”
根据全国妇联2005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4000多万人。这个数字有多大？按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16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含港澳台）人口数量低于4000万。换句话说，留守儿童数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省份的总人口，约等于两个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北京人口约1961万，据2010年统计数字）。近年来，留守儿童人数还在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农民工输出较多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比例最高达到当地中小学学生人数的40%。
“后希望工程”
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三大问题：生活、学习和心理，其中心理问题最为严重。留守儿童家庭普遍经济困难，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营养状况堪忧。孩子多由祖辈照料，生活上有的因老人年龄过大，疏于照管，有的则过度溺爱；学习上他们难以得到辅导，与老人代沟明显，难以深入沟通。不少儿童心理尤其敏感，有的受到欺负，自卑、自闭倾向居多，不愿与人沟通，有的甚至走上歧途。不少孩子与父母长年分居两地，虽然可以电话联系，但中国人感情普遍内敛，电话沟通多数是生硬套话，一些父母两三年才能见孩子一面，由此导致亲子感情疏远。“希望工程”实施已有20年，“有学上”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已经不是奢望。但是，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口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学校有了，父母“没了”；知识近了，亲情远了；收入多了，快乐少了。这是“后希望工程”时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城市，你准备好了么？”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趋势。虽然我国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一半（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数字），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会有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原因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劳动报酬。对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来说，进城务工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大量青壮年农民怀着“淘金梦”涌入城市，“农民工”逐渐扮演起“城市保姆”的角色，广泛从事建筑、餐饮、家政、小商品制造等行业。
虽然身处城市，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比，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差别很大，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无力供养子女在城市生活、学习，不得不选择“一家两地”的生活。不过，这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2.3亿农民工和5800万留守少年儿童占到了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些家庭的健康和幸福应当是全社会的责任。
110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希望这5800万少年儿童能享受到更多城市化带来的便捷生活与科技文明。■
在四川成都郫县富士康在建工地上，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侯寨村的侯可明坐在两个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6日摄）。侯可明今年35岁，2006年外出打工，两个女儿和妻子留在农村老家。他说，两个孩子和老人在家不放心，只能留下妻子在家照看，等孩子大一些妻子也会考虑外出打工。
在四川成都董家坝一个机械厂，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五四村的王真华坐在女儿和老母亲的照片旁（2011年12月2日摄）。王真华今年36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先后在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从事零件制造等工作。女儿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父亲。
在四川眉山市仁寿县黑龍滩镇一处建筑工地上，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尖峰村的王建军坐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5日摄）。王建军只有小学文化，在北京、内蒙古、四川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多年，女儿在老家读初中。他说，因为自己没文化，只能干体力活，以后一定要供女儿上大学。
在四川成都市龙桥镇一处家具加工厂，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小溪村的农民工董文仲（右）和妻子在儿子和老母亲的照片旁（2011年12月7日摄）。董文仲的儿子今年上初一，每天上学放学需要走3个小时山路，在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在广东省深圳市横岗区一处出租屋，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甘溪村的农民工张社贵（左）、张建芳在儿子和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11日摄）。张社贵和张建芳2000年结婚，此前他们已经各自在外打工多年。2001年孩子刚满3个月，他们就带着婴儿和老母亲到深圳打工，9个月后，由于经济压力大，老母亲带着孩子返回四川农村老家。由于回家过年花费太高，他们在外打工10年，只回过4次老家。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孩子得了重病，夫妻俩临时请假回的家。夫妻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周末还找了一份零工。看着小女儿头上因受伤缠上的绷带，张建芳忍不住掉下眼泪，她说亏欠孩子太多了。
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的农民工代胜王坐在儿子的照片旁抽烟（2011年12月3日摄）。9年前，代胜王和妻子曾把刚满1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去江苏打工。
在四川成都市金花镇一处出租屋旁，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五四村的李长安抱着儿子坐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4日摄）。李长安和妻子带着小儿子在外打工，他上小学的女儿和爷爷留在老家。
在四川成都市一处餐饮市场，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民公村的一位父亲坐在儿子杨浩的照片旁（2011年12月7日摄）。杨浩的父母都在成都工作，杨浩在农村老家读小学，由爷爷奶奶照顾。
在四川成都市空港保税区员工宿舍区，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甘溪村的沈勇（右）和妻子站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9日摄）。他们夫妻俩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制作包装材料。
4000万人——“两个北京”
根据全国妇联2005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4000多万人。这个数字有多大？按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16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含港澳台）人口数量低于4000万。换句话说，留守儿童数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省份的总人口，约等于两个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北京人口约1961万，据2010年统计数字）。近年来，留守儿童人数还在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农民工输出较多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比例最高达到当地中小学学生人数的40%。
“后希望工程”
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三大问题：生活、学习和心理，其中心理问题最为严重。留守儿童家庭普遍经济困难，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营养状况堪忧。孩子多由祖辈照料，生活上有的因老人年龄过大，疏于照管，有的则过度溺爱；学习上他们难以得到辅导，与老人代沟明显，难以深入沟通。不少儿童心理尤其敏感，有的受到欺负，自卑、自闭倾向居多，不愿与人沟通，有的甚至走上歧途。不少孩子与父母长年分居两地，虽然可以电话联系，但中国人感情普遍内敛，电话沟通多数是生硬套话，一些父母两三年才能见孩子一面，由此导致亲子感情疏远。“希望工程”实施已有20年，“有学上”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已经不是奢望。但是，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口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学校有了，父母“没了”；知识近了，亲情远了；收入多了，快乐少了。这是“后希望工程”时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城市，你准备好了么？”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趋势。虽然我国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一半（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数字），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会有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原因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劳动报酬。对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来说，进城务工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大量青壮年农民怀着“淘金梦”涌入城市，“农民工”逐渐扮演起“城市保姆”的角色，广泛从事建筑、餐饮、家政、小商品制造等行业。
虽然身处城市，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比，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差别很大，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无力供养子女在城市生活、学习，不得不选择“一家两地”的生活。不过，这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2.3亿农民工和5800万留守少年儿童占到了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些家庭的健康和幸福应当是全社会的责任。
110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希望这5800万少年儿童能享受到更多城市化带来的便捷生活与科技文明。■
在四川成都郫县富士康在建工地上，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侯寨村的侯可明坐在两个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6日摄）。侯可明今年35岁，2006年外出打工，两个女儿和妻子留在农村老家。他说，两个孩子和老人在家不放心，只能留下妻子在家照看，等孩子大一些妻子也会考虑外出打工。
在四川成都董家坝一个机械厂，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五四村的王真华坐在女儿和老母亲的照片旁（2011年12月2日摄）。王真华今年36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先后在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从事零件制造等工作。女儿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父亲。
在四川眉山市仁寿县黑龍滩镇一处建筑工地上，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尖峰村的王建军坐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5日摄）。王建军只有小学文化，在北京、内蒙古、四川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多年，女儿在老家读初中。他说，因为自己没文化，只能干体力活，以后一定要供女儿上大学。
在四川成都市龙桥镇一处家具加工厂，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小溪村的农民工董文仲（右）和妻子在儿子和老母亲的照片旁（2011年12月7日摄）。董文仲的儿子今年上初一，每天上学放学需要走3个小时山路，在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在广东省深圳市横岗区一处出租屋，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甘溪村的农民工张社贵（左）、张建芳在儿子和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11日摄）。张社贵和张建芳2000年结婚，此前他们已经各自在外打工多年。2001年孩子刚满3个月，他们就带着婴儿和老母亲到深圳打工，9个月后，由于经济压力大，老母亲带着孩子返回四川农村老家。由于回家过年花费太高，他们在外打工10年，只回过4次老家。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孩子得了重病，夫妻俩临时请假回的家。夫妻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周末还找了一份零工。看着小女儿头上因受伤缠上的绷带，张建芳忍不住掉下眼泪，她说亏欠孩子太多了。
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的农民工代胜王坐在儿子的照片旁抽烟（2011年12月3日摄）。9年前，代胜王和妻子曾把刚满1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去江苏打工。
在四川成都市金花镇一处出租屋旁，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五四村的李长安抱着儿子坐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4日摄）。李长安和妻子带着小儿子在外打工，他上小学的女儿和爷爷留在老家。
在四川成都市一处餐饮市场，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民公村的一位父亲坐在儿子杨浩的照片旁（2011年12月7日摄）。杨浩的父母都在成都工作，杨浩在农村老家读小学，由爷爷奶奶照顾。
在四川成都市空港保税区员工宿舍区，来自乐山市夹江县歇马乡甘溪村的沈勇（右）和妻子站在女儿的照片旁（2011年12月9日摄）。他们夫妻俩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制作包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