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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上讲向中西部转移是毫无疑义的，但要看产业和企业的自身情况有所区别
对于我国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需求减弱和货币供应紧缩……中小企业终于招架不住。
这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7月3日至8日的6天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中央高层领导分别到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五省市调研。与此同时，商务部、国税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全面行动起来。
央行近日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十分罕见地使用了差异性下调手段。专家分析认为，当只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下调后，将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有利于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贷款，这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增强企业的经营能力。
高层推动、利好政策……让艰难蹒跚的中小企业又有了走过寒冬的勇气和力量。与此同时，产业转移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时间又热了起来。
在现阶段，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大户”向本区域内、中西部地区转移是否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条出路？如果有些产业适宜转移，那么，下步该怎么转……我们急于给这些中小企业找出答案。
转移的契机？
一组来自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浙江省人工成本增长了19.5%，重庆市增长了20%；原材料成本方面，浙江省增长了12.8%，重庆市增长14%；浙江省调查显示出来的企业财务费用上涨了40.5%。
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把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千里迢迢地转战日本，又把它搬到 “亚洲四小龙”，再搬到中国东南沿海。从这里看，似乎转移到中西部是一种必然。当然，这也意味着，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初动因都为成本所逼。
“目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了，中国工业的成本会逐步提高，总的趋势就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赵英认为，“除了国内外原材料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成本高的背后也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也有变化，比如说对污染的治理标准提高了，对工人的工资标准也提高了，这就导致了东部的人力成本也提高了。”
实际上，这种转移的背后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引着——内在的经济规律。企业作出任何决定，一定是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而成本只是利益最直接的一种表达，除了成本之外就是追求利益附加值。
东莞一家制衣厂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告诉《经济》，由于成本压力，流水线缩减了好几条，目前考虑去中西部看看有没有新机会。他坦言，如果真的要转到中西部，最先考虑的还是是否能够削减成本，是否能赚到钱。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看来，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众多困难还在于它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受到的挑战。
目前，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能挣钱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外向型企业，通常我们说两头在外。“依我看实际上是三头在外。一头是原材料在外，比如说很多服装加工厂是来料加工的。还有一头在外就是市场在外，都是出口。第三就是技术在外，比如服装最基本的技术就是设计，而设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设计风格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张扬和想象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品牌，没有核心技术就受制于人。”李义平表示。
不能否认，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大概就是靠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去发展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不改变原有的增长模式，疼痛是难免并且是持续的。
我们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累积型的，积累到今天了，就表现为我们沿海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或转移。但是，这对我们的中小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挑战，更是一种发展的机遇。”李义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博士认为，就目前来看产业转移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虽然在某个地方挣钱的机会减少了，但可以向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机会。但是，具体到哪里，还要企业自己去判断。“中国的地域差距很大，它给不同的企业以不同的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它在新的地理区域找到新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机会。”李佐军说。
雷声大雨点小
如果说是成本的压力使得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背井离乡去获得新的生机的关键动因，那么，实现转移就真的能降低成本？企业就能迎来春天吗？
记者在安徽省肥西县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当地在产业配套、服务、政策优惠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是“筑巢引凤”的结果并不乐观。
而在广东东莞，很多的中小企业主们都在观望、反复思量，真正付之行动的似乎不多。
事实上，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一般的，企业要转移，肯定是心理期望新的地方能比现在赚钱更多。但选择一个地方，除了要看它的土地成本、各种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运输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创业氛围、文化等因素。
在李义平看来，现在到西部去，理论上讲可以转移，似乎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成本低，效率也低，整个成本不一定低。转移以后，产业环境如果不配套，还要千里迢迢地从东部运送配件，物流成本反而又增大了。
东莞虎门镇镇口村一位加工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们，转移到中西部他最担心的是交通问题，不然，劳动力成本下来了，交通成本又上来了。
“不能只顾劳动力价格低，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敬业程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李义平认为。
另外，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产业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大家互相竞争、互相感染、互相传达各种信息，转移之后有没有这个氛围也很关键。这就好比做电影就要去好莱坞去，做新闻就要去广东一样。
中西部并不一定是一个它一去就能满足它各方面需要，就能让它很快恢复生机的地方。企业发展还需要产业配套环境，产业要集群，要分工合作，中西部集群的环境，基础设施的配套，产业的配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个地方形成产业配套环境往往需要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沿海形成产业集群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
“从一般的土地资源成本来说中西部可能可以，但是产业不配套，很多协作搞不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问题。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说得很好，一旦去了可能不兑现，效率也比较低下，同时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当地居民的创业意识不够强。并且，中西部文化与沿海也有差异，文化的差异也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也不是政府发个号召就能解决的。”李佐军认为。
“转移有一个过程，得重新建厂，重新招人，它必须要有新的产业链为他供应产品，一切要重新开始，所以，对那些等一等、看一看的企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义平建议。
转移永远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即便是那些实在难以为继的企业，在转移的时候也经历着经济和心理的考量。因为转移本身是有代价的，转移过程中有很多资产会造成损失，社会资本也会损失，人对原地是有依赖性的，所以转移除了经济成本还有社会心理成本。
分步转移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小企业的步履蹒跚刺痛着我们敏感的神经，它的转移与否也牵引着我们的思绪，但是我们不能设想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中小企业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下生活，要学会在春天生活、在夏天、秋天、冬天生活，做各个季节该做的事。
事实上，中小企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规律也好，是企业发展阶段的必然也罢，这都是经济发展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是，转与不转，该怎么转，一定要量力而行。
在赵英看来，从战略上讲向东西部转移是毫无疑义的，但要看产业和企业的自身情况而有所区别。他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鼓励和引导的作用，提供一些必要支持，前提是这些企业不是“两高一低”的这种企业。作为企业来讲要根据产业不同情况，从产业上有区分，比如资源指向性很强的，西部有闲的劳动力，本身资源又丰富，这类企业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转移到资源出产地附近，减少了运输成本，布局更加合理。“有一些企业可以整体的转移，有些企业是企业内部生产中心可以转移，而经管中心、研发中心、外贸中心，可以留在东部，企业内部的布局分工。”
转移不能笼统地说向中西部转移，就东部本身，发达的向不发达的地区转移，无论是从经济的合理性还是企业本身的选择来讲都肯定是这样的，比如，在江苏苏南的企业可以向苏北转移，这对企业来讲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一个转移，这样可以降低劳动成本。
“转移不能笼统地讲向中西部，而要分层次，第一步，东部发达地区向不太发达地区、还有待开发地区转移。第二步，东部地区向比较接近东部的中部地区转移，像安徽环境比较好，交通也比较发达，中部的有些环境和东部已经比较接近了，成本等相对比较近。第三步，东部发达地区向本省的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赵英建议。
李义平刚从广东调研回来，他告诉我们，广东省的企业更倾向于省内转。省内的这些地区挨着发达地区，省里也很重视，本身自己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具备了接受这些产业的条件。这样，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条件比较成熟，运输成本、人才优势，同时环境的熟悉程度、文化的认同、人员的认同，离原来的前沿也比较近。
“应该先在省内转移，毕竟各个省也有欠发达地区，或者挨着这些发达省的地方，先向这些地区转移，目前还是比较现实的，可操作的。”李义平说。
不管是决定背井离乡的去中西部开创新事业，还是就近地在省内或附近省份继续打拼，都需要考虑一些必需的现实条件——道路、交通、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运输信息、设计、人才，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
李佐军认为，决定转移后，不能贸然行事，首先要做的是选择适合自己产业发展的地点，要有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其次，就是看当地政府的配套服务是否完善，软硬环境是否适合产业发展，政府的诚信水平，法制化程度，规划的严肃性如何。再次，看看当地的文化是否适合本企业产业的发展。那些创业意识、诚信意识等比较好的地方往往适合于外来企业生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成本充分地计算，重新招聘新人、购买新设备、重新塑造品牌等都需要成本，这都要需要重新测算。
在转移的同时，我们的中小企业还要做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努力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技术水平，节约成本。也许只有“双管齐下”，我们的企业才可能走过严冬。
对于我国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需求减弱和货币供应紧缩……中小企业终于招架不住。
这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7月3日至8日的6天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中央高层领导分别到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五省市调研。与此同时，商务部、国税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全面行动起来。
央行近日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十分罕见地使用了差异性下调手段。专家分析认为，当只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实施下调后，将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有利于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贷款，这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增强企业的经营能力。
高层推动、利好政策……让艰难蹒跚的中小企业又有了走过寒冬的勇气和力量。与此同时，产业转移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时间又热了起来。
在现阶段，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大户”向本区域内、中西部地区转移是否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条出路？如果有些产业适宜转移，那么，下步该怎么转……我们急于给这些中小企业找出答案。
转移的契机？
一组来自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浙江省人工成本增长了19.5%，重庆市增长了20%；原材料成本方面，浙江省增长了12.8%，重庆市增长14%；浙江省调查显示出来的企业财务费用上涨了40.5%。
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把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千里迢迢地转战日本，又把它搬到 “亚洲四小龙”，再搬到中国东南沿海。从这里看，似乎转移到中西部是一种必然。当然，这也意味着，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初动因都为成本所逼。
“目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了，中国工业的成本会逐步提高，总的趋势就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赵英认为，“除了国内外原材料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成本高的背后也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也有变化，比如说对污染的治理标准提高了，对工人的工资标准也提高了，这就导致了东部的人力成本也提高了。”
实际上，这种转移的背后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引着——内在的经济规律。企业作出任何决定，一定是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而成本只是利益最直接的一种表达，除了成本之外就是追求利益附加值。
东莞一家制衣厂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告诉《经济》，由于成本压力，流水线缩减了好几条，目前考虑去中西部看看有没有新机会。他坦言，如果真的要转到中西部，最先考虑的还是是否能够削减成本，是否能赚到钱。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看来，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众多困难还在于它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受到的挑战。
目前，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能挣钱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外向型企业，通常我们说两头在外。“依我看实际上是三头在外。一头是原材料在外，比如说很多服装加工厂是来料加工的。还有一头在外就是市场在外，都是出口。第三就是技术在外，比如服装最基本的技术就是设计，而设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设计风格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张扬和想象的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品牌，没有核心技术就受制于人。”李义平表示。
不能否认，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大概就是靠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去发展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不改变原有的增长模式，疼痛是难免并且是持续的。
我们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累积型的，积累到今天了，就表现为我们沿海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或转移。但是，这对我们的中小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挑战，更是一种发展的机遇。”李义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博士认为，就目前来看产业转移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虽然在某个地方挣钱的机会减少了，但可以向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机会。但是，具体到哪里，还要企业自己去判断。“中国的地域差距很大，它给不同的企业以不同的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它在新的地理区域找到新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机会。”李佐军说。
雷声大雨点小
如果说是成本的压力使得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背井离乡去获得新的生机的关键动因，那么，实现转移就真的能降低成本？企业就能迎来春天吗？
记者在安徽省肥西县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当地在产业配套、服务、政策优惠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是“筑巢引凤”的结果并不乐观。
而在广东东莞，很多的中小企业主们都在观望、反复思量，真正付之行动的似乎不多。
事实上，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一般的，企业要转移，肯定是心理期望新的地方能比现在赚钱更多。但选择一个地方，除了要看它的土地成本、各种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运输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创业氛围、文化等因素。
在李义平看来，现在到西部去，理论上讲可以转移，似乎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成本低，效率也低，整个成本不一定低。转移以后，产业环境如果不配套，还要千里迢迢地从东部运送配件，物流成本反而又增大了。
东莞虎门镇镇口村一位加工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们，转移到中西部他最担心的是交通问题，不然，劳动力成本下来了，交通成本又上来了。
“不能只顾劳动力价格低，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敬业程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李义平认为。
另外，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产业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大家互相竞争、互相感染、互相传达各种信息，转移之后有没有这个氛围也很关键。这就好比做电影就要去好莱坞去，做新闻就要去广东一样。
中西部并不一定是一个它一去就能满足它各方面需要，就能让它很快恢复生机的地方。企业发展还需要产业配套环境，产业要集群，要分工合作，中西部集群的环境，基础设施的配套，产业的配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个地方形成产业配套环境往往需要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沿海形成产业集群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
“从一般的土地资源成本来说中西部可能可以，但是产业不配套，很多协作搞不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问题。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说得很好，一旦去了可能不兑现，效率也比较低下，同时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当地居民的创业意识不够强。并且，中西部文化与沿海也有差异，文化的差异也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也不是政府发个号召就能解决的。”李佐军认为。
“转移有一个过程，得重新建厂，重新招人，它必须要有新的产业链为他供应产品，一切要重新开始，所以，对那些等一等、看一看的企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义平建议。
转移永远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即便是那些实在难以为继的企业，在转移的时候也经历着经济和心理的考量。因为转移本身是有代价的，转移过程中有很多资产会造成损失，社会资本也会损失，人对原地是有依赖性的，所以转移除了经济成本还有社会心理成本。
分步转移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小企业的步履蹒跚刺痛着我们敏感的神经，它的转移与否也牵引着我们的思绪，但是我们不能设想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中小企业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下生活，要学会在春天生活、在夏天、秋天、冬天生活，做各个季节该做的事。
事实上，中小企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规律也好，是企业发展阶段的必然也罢，这都是经济发展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是，转与不转，该怎么转，一定要量力而行。
在赵英看来，从战略上讲向东西部转移是毫无疑义的，但要看产业和企业的自身情况而有所区别。他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鼓励和引导的作用，提供一些必要支持，前提是这些企业不是“两高一低”的这种企业。作为企业来讲要根据产业不同情况，从产业上有区分，比如资源指向性很强的，西部有闲的劳动力，本身资源又丰富，这类企业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转移到资源出产地附近，减少了运输成本，布局更加合理。“有一些企业可以整体的转移，有些企业是企业内部生产中心可以转移，而经管中心、研发中心、外贸中心，可以留在东部，企业内部的布局分工。”
转移不能笼统地说向中西部转移，就东部本身，发达的向不发达的地区转移，无论是从经济的合理性还是企业本身的选择来讲都肯定是这样的，比如，在江苏苏南的企业可以向苏北转移，这对企业来讲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一个转移，这样可以降低劳动成本。
“转移不能笼统地讲向中西部，而要分层次，第一步，东部发达地区向不太发达地区、还有待开发地区转移。第二步，东部地区向比较接近东部的中部地区转移，像安徽环境比较好，交通也比较发达，中部的有些环境和东部已经比较接近了，成本等相对比较近。第三步，东部发达地区向本省的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赵英建议。
李义平刚从广东调研回来，他告诉我们，广东省的企业更倾向于省内转。省内的这些地区挨着发达地区，省里也很重视，本身自己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具备了接受这些产业的条件。这样，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条件比较成熟，运输成本、人才优势，同时环境的熟悉程度、文化的认同、人员的认同，离原来的前沿也比较近。
“应该先在省内转移，毕竟各个省也有欠发达地区，或者挨着这些发达省的地方，先向这些地区转移，目前还是比较现实的，可操作的。”李义平说。
不管是决定背井离乡的去中西部开创新事业，还是就近地在省内或附近省份继续打拼，都需要考虑一些必需的现实条件——道路、交通、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运输信息、设计、人才，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
李佐军认为，决定转移后，不能贸然行事，首先要做的是选择适合自己产业发展的地点，要有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其次，就是看当地政府的配套服务是否完善，软硬环境是否适合产业发展，政府的诚信水平，法制化程度，规划的严肃性如何。再次，看看当地的文化是否适合本企业产业的发展。那些创业意识、诚信意识等比较好的地方往往适合于外来企业生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成本充分地计算，重新招聘新人、购买新设备、重新塑造品牌等都需要成本，这都要需要重新测算。
在转移的同时，我们的中小企业还要做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努力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技术水平，节约成本。也许只有“双管齐下”，我们的企业才可能走过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