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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红利基本耗尽，如果不能及时转变增长方式、转换增长动能，则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则必须及时将增长动力切换到依靠创新和消费的新模式上来，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新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促进消费升级的举措可谓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必要。
2014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018亿元，同比增长9.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但是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比去年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比去年增速下降幅度达到3.1个百分点，下降了近三成。从微观消费来看，榨菜、二锅头等低端商品销量大涨，甚至拼多多等平台上出现一些山寨和假冒伪劣产品销量猛增的现象，引发人们对于消费降级的热议。回顾这一争论，可以发现，造成这一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在消费升级中的力量还未充分显现并被社会大众所忽视。
经过研究可发现，中国消费增长率依然处于高位，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极少数低端产品的热销并不能否定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海外奢侈品、高档白酒、豪华车等增幅依然较快，电商、文化、健康、旅游等领域的消费热点仍不断涌现，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降级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受压于住房、社保等问题，在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路上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波折，需要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以不断的创新驱动、消费升级来满足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需要。
考虑到中等收入人群是未来消费升级的潜力所在，在此我们着重分析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局部困境。
第一，消费分层，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尚未释放。
由于商品和服务缺口比较大，长期以来，价格战成为各大商场的主要武器，增加销量成为其核心追求。尽管近些年部分商场出现了提高品质的战略调整，但依旧面临电商的崛起而受到挤压。电商之初，大都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替代性增长，减少了店面租金、加快了物流、鼓励了个体商户，使其相对实体店更具备成本优勢。中国消费市场太大，电视机、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卫生纸、洗衣液等日常用品消耗非常大，电商大都将精力用在攻城略地上。最近几年，京东、阿里等开始注重商品品质，但拼多多又异军突起，这就使得中国消费市场长期处在低端循环。由于所有商家都宣传正品真货，消费者对此难以辨别，造成劣币驱除良币、价低才是王道的现象。
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口，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4亿多人口正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按国别来算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再加上每年大约增长1个百分点的千万级城镇人口，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预计2030年中国中产消费高达14万亿美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目前难以深度挖掘。
第二，消费承压，中等收入人群消费顾虑较多。
在一定程度上，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压力使得中等收入人群不敢随意花钱，他们甘愿用低端产品凑合着生活，而不是去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甚至增速时不时加速，一些城市的房租也在暴涨，幼儿园费用高且安全难以保障，小孩接种疫苗出现丑闻，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日益加重中等收入人群的顾虑，不得不减少消费，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最近有人炒作，新个税和新社保可能进一步加重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和社保支出。拼多多等购物网站低端货品盛行正是“得益于”中低收入人口的庞大基数和疲弱消费能力。房贷、结婚、教育、看病这些因素造成的沉重压力减少了消费预期，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才能使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真正拥有足够的生活“底气”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
第三，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难以满足中等收入人群的美好生活需求。
最近几年，由于产品品质不高，虽然国内商品价格十分便宜，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蜂拥前往日本疯狂购买电饭煲、马桶盖等商品。相对来说，国内市场大且垄断性强，譬如通信、银行等传统行业存在较大的垄断性，即使不需要加大创新只要维持日常运营即可赚取高额利润的不合理现象。与电商不同，它们往往售价高、受到一定的政策保护，同时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例如百度的创新就远低于谷歌，滴滴更是沉迷于市场独大的共享模式而不思进取，置客户的安全于不顾。在服务行业，也存在类似中高端供给不足问题，消费者休闲、体验感的要求逐渐提升，各大公司和景点却没有及时跟进，造成大量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第四，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
中国物价高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导致了大量中产阶层不得不向海外购物。按照麦肯锡的数据，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19%，高收入阶层人数占全球不足4%，但却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在美欧发达经济国家中并不昂贵，基本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中等收入者完全可以消费得起。进一步降低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关税是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笔者认为，现阶段并非消费降级，而是处在消费升级的阶段，并且消费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市场也不断有消费热点涌现。但是居民收入分配成为遏制消费增速上升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增速分化，导致边际消费增速下降。没有钱、有钱但不敢花、有钱没地方花都是制约当前消费升级的困扰因素，亟须对症下药。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中。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势必加速引领中国消费升级，更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为进一步激发新时期的居民消费潜力，可采取以下几点改革举措。
第一，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推动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相关产品消费。
加快提升新型信息产品供给体系质量，积极拓展信息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升级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信息产品，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超高清视频终端、智慧家庭产品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汽车、服务机器人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各类便民惠民生活类信息消费。进一步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生态，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现阶段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第二，把教育和健康等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加大投资力度，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升级。
相关决策机构应进一步深化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同时应进一步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有利于个体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培训机构。例如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构，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多渠道增加供给，允许各类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与此同时，更加重视全民健康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深化医改，通过采取紧密型医联体、远程医疗、对口帮扶等多种创新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同时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普及化；加大健康扶贫工程力度，改善普通老百姓的防病治病条件，实施更精准的大病保险政策并推动各类医保衔接，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合理消费预期，提高他们的消费潜力。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多措并举保障和扩大居民的收入，对现行的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在实际操作中，严格落实以增加知识價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收入分配自主权，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推进实施重点群体增收激励计划，以创新劳动就业模式、新型业态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深入推进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同时不断探索建立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现金救助、实物救助和救助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救助方式，按照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核定救助标准，并根据价格水平动态调整，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红利基本耗尽，如果不能及时转变增长方式、转换增长动能，则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则必须及时将增长动力切换到依靠创新和消费的新模式上来，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新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促进消费升级的举措可谓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必要。
关于消费升级的争论
2014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018亿元，同比增长9.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但是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比去年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比去年增速下降幅度达到3.1个百分点，下降了近三成。从微观消费来看，榨菜、二锅头等低端商品销量大涨，甚至拼多多等平台上出现一些山寨和假冒伪劣产品销量猛增的现象，引发人们对于消费降级的热议。回顾这一争论，可以发现，造成这一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在消费升级中的力量还未充分显现并被社会大众所忽视。
经过研究可发现，中国消费增长率依然处于高位，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极少数低端产品的热销并不能否定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海外奢侈品、高档白酒、豪华车等增幅依然较快，电商、文化、健康、旅游等领域的消费热点仍不断涌现，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降级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受压于住房、社保等问题，在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路上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波折，需要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以不断的创新驱动、消费升级来满足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需要。
制约中等收入人群消费升级的困境
考虑到中等收入人群是未来消费升级的潜力所在，在此我们着重分析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局部困境。
第一，消费分层，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尚未释放。
由于商品和服务缺口比较大，长期以来，价格战成为各大商场的主要武器，增加销量成为其核心追求。尽管近些年部分商场出现了提高品质的战略调整，但依旧面临电商的崛起而受到挤压。电商之初，大都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替代性增长，减少了店面租金、加快了物流、鼓励了个体商户，使其相对实体店更具备成本优勢。中国消费市场太大，电视机、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卫生纸、洗衣液等日常用品消耗非常大，电商大都将精力用在攻城略地上。最近几年，京东、阿里等开始注重商品品质，但拼多多又异军突起，这就使得中国消费市场长期处在低端循环。由于所有商家都宣传正品真货，消费者对此难以辨别，造成劣币驱除良币、价低才是王道的现象。
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口，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4亿多人口正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按国别来算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再加上每年大约增长1个百分点的千万级城镇人口，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预计2030年中国中产消费高达14万亿美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目前难以深度挖掘。
第二，消费承压，中等收入人群消费顾虑较多。
在一定程度上，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压力使得中等收入人群不敢随意花钱，他们甘愿用低端产品凑合着生活，而不是去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甚至增速时不时加速，一些城市的房租也在暴涨，幼儿园费用高且安全难以保障，小孩接种疫苗出现丑闻，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日益加重中等收入人群的顾虑，不得不减少消费，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最近有人炒作，新个税和新社保可能进一步加重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和社保支出。拼多多等购物网站低端货品盛行正是“得益于”中低收入人口的庞大基数和疲弱消费能力。房贷、结婚、教育、看病这些因素造成的沉重压力减少了消费预期，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才能使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真正拥有足够的生活“底气”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
第三，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难以满足中等收入人群的美好生活需求。
最近几年，由于产品品质不高，虽然国内商品价格十分便宜，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蜂拥前往日本疯狂购买电饭煲、马桶盖等商品。相对来说，国内市场大且垄断性强，譬如通信、银行等传统行业存在较大的垄断性，即使不需要加大创新只要维持日常运营即可赚取高额利润的不合理现象。与电商不同，它们往往售价高、受到一定的政策保护，同时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例如百度的创新就远低于谷歌，滴滴更是沉迷于市场独大的共享模式而不思进取，置客户的安全于不顾。在服务行业，也存在类似中高端供给不足问题，消费者休闲、体验感的要求逐渐提升，各大公司和景点却没有及时跟进，造成大量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第四，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
中国物价高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导致了大量中产阶层不得不向海外购物。按照麦肯锡的数据，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19%，高收入阶层人数占全球不足4%，但却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在美欧发达经济国家中并不昂贵，基本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中等收入者完全可以消费得起。进一步降低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关税是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激发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潜力的具体对策
笔者认为，现阶段并非消费降级，而是处在消费升级的阶段，并且消费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市场也不断有消费热点涌现。但是居民收入分配成为遏制消费增速上升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增速分化，导致边际消费增速下降。没有钱、有钱但不敢花、有钱没地方花都是制约当前消费升级的困扰因素，亟须对症下药。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中。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势必加速引领中国消费升级，更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为进一步激发新时期的居民消费潜力，可采取以下几点改革举措。
第一，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推动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相关产品消费。
加快提升新型信息产品供给体系质量，积极拓展信息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升级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信息产品，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超高清视频终端、智慧家庭产品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汽车、服务机器人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各类便民惠民生活类信息消费。进一步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生态，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现阶段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第二，把教育和健康等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加大投资力度，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升级。
相关决策机构应进一步深化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同时应进一步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有利于个体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培训机构。例如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构，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多渠道增加供给，允许各类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与此同时，更加重视全民健康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深化医改，通过采取紧密型医联体、远程医疗、对口帮扶等多种创新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同时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普及化；加大健康扶贫工程力度，改善普通老百姓的防病治病条件，实施更精准的大病保险政策并推动各类医保衔接，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合理消费预期，提高他们的消费潜力。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多措并举保障和扩大居民的收入，对现行的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在实际操作中，严格落实以增加知识價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收入分配自主权，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推进实施重点群体增收激励计划，以创新劳动就业模式、新型业态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深入推进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同时不断探索建立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现金救助、实物救助和救助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救助方式，按照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核定救助标准，并根据价格水平动态调整，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