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如何，常染乎着社风。
　　家庭，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点。家风如何，又常涉乎着国运。
　　正因如此，古而今，人们都十分重视家风家教、个人修养。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家且未正，焉能正人。”（张九龄：《让两弟起复授官状》）尤其是那些贤者、惠者，智者、仁者，更是把此作为“天字第一号工程”，从孕期开始，就施之以教，传之以目，染之以行。相传，周文王之母就是如此。她为人端庄，很有德操，在怀孕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生下之文王，亦聪敏异常。被称之“为能胎教”。
　　胎教，只是人生的第一步。把这种“教”贯穿于始终，让“家”始终成为一所“学校”，则是人生的全部。特别是领导者，其意义更大。毕竟，领人导人者，一人为众人“头”，一身当为众人先。要为众人先，不把“后院”理好，难免家乱己不安，难率人向前。那位开创出“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恐怕就深知此理。他不仅要求老师们在辅导生于深宫、长在蜜罐中的其子时要“常须说百姓间利害事”，而且身体力行，亲自施教。据《贞观政要》載，贞观十八年，太宗就对侍臣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自设立太子以来，遇事则对其进行教诲：见其临食将饭，便问：“汝知饭乎？”太子答：“不知”。太宗便说：“凡是播种、收获等农事，都十分艰辛。这些农活，全靠农民。只有不夺其时，才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问：“汝知马乎？”对曰：“不知。”太宗便又教导说：“这是代人劳苦者。只有让其既劳作，又休息，不把其力气耗尽，才常有马骑。”见其乘舟，又问：“汝知舟乎？”对曰：“不知。”太宗又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太子在弯曲的树下休息，又问：“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太宗便说：“此木虽曲，得绳则正。做君主的有时也会有过失，但受谏则圣。此虽为傅说所言，则可以自鉴。”由此，不仅可见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明白，所谓家风家教，都是始自这些身边小事。
　　家风家教，虽说关乎社会风气，更是每个人思想素质的体现。唐初有位叫王梵志的诗僧，写了首《有儿欲娶妇》诗云：“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婚丧嫁娶，人之常态。对此，也是有“择”有“弃”。择的是，家风正、家教严的“大家儿”;弃的是，家风歪、家教松的“失仪人”。民谚讲：“娘勤女不懒，爹懒儿好闲。”父母常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任“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且奇且妙。奇的是，其传其授其解“去来固无迹”;妙的是，其传其授其解“动息皆有情”。一句话，此传此授此解常在不知不觉的“无为”中、不经不意的“闲谈”间。而这，正是家风的力所在，家教的绩所献。也正如是，让人深感，家风非小可。
　　家风非小可，启示着人，人在世间行，须谨记坊间常言的“五本”：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读书起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并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态度待之、传之。
　　家风非小可，警示着人，“官”在台面行，须牢记历史留下的警语：欲正人，先正家、正己、正心。不如此，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所忏悔的，让家变成“权钱交易所”，本人变成权钱交易所的“所长”，难免使全家“跳崖”，并使“政治雾霾”害人。这，委实须鉴之、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