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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婴幼儿托育服务和女性劳动参与越来越受到重视，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女性劳动参与相联系，基于课题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托育服务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综合目前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以及家庭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要因素，提出政府应将托育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服务市场、加强托育服务人才建设、提供托育服务财政补贴的建议。
【关键词】 0-3岁婴幼儿 托育服务 女性劳动参与
引 言
在“女性顶起半边天”的时代，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着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据调查统计，我国劳动参与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在有3岁以下孩子的18-45岁城镇女性中，有近1/3的人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1]。在延迟退休和全面二胎政策开放的压力下，建立公共托育服务体系，解决女性就业与儿童照护之间的矛盾是政府和社会急需解决的紧迫任务，也是实现十九大“幼有所育”民生目标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从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出发，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女性劳动参与相联系，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作用机制，以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完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价格和其他相关方面进行的。
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方面，A. Chevalier et al（2002）发现缺乏托儿设施将限制女性的劳动参与。Teplova et al（2006）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随着儿童看护服务可获得性的下降而大幅度下降。Du and Dong（2013）认为，居住地附近有可利用的婴幼儿托育项目能够明显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杨菊华（2016）认为健全社区托幼服务，有助于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
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价格方面，Cecile Wetzels（2005）发现，托儿费用对于女性选择正规照料方式还是非正规照料方式的影响很大，但在无法准确测度儿童保育成本的情况下，育儿价格对母亲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Blau（2005）发现幼儿看护成本提高会降低母亲，尤其是单身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杜凤莲和董晓媛 （2010） 发现，处于不同经济阶层的女性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决策和儿童托育服务的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别：那些没能接受良好教育和低收入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更高，购买正规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概率更低。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其它相关因素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其中，MariaConcetta Chiuri（2000）发现，提高服务的质量能有效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杨菊华（2018）认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的提供，可部分缓解女性的家庭压力，帮助释放更大的社会劳动潜能，进而有助于减弱职场的性别歧视，推动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形成“性别（平等）红利”。Rainald Borck（2014）则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外部托育服务的态度保持不变，那么即使增加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供，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很少有文献特别关注正规市场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利用居民婴幼儿养育及托育服务调查数据，将是否参与0-3岁婴幼儿劳动托育服务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探讨提高女性劳动供给的对策，并丰富相关文献。
二、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发布的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设定为调查时年龄在20岁-49岁的城镇父亲或母亲，这部分人群正在养育0-3岁婴幼儿或有过养育0-3岁婴幼儿的经历。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受访者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情况，个人信息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户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相关变量，家庭信息包括夫妻就业状态、是否与父母同住、夫妻就业单位性质、家庭月平均收入支出等相关变量; 第二部分是受访者生育意愿与生育情况调查，包括目前已经生育的孩子个数、是否生育以及是否生育二孩或多孩的意愿;第三部分是婴幼儿养育与托育服务情况调查，包括家庭养育孩子月平均支出、孩子由谁照顾、对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与意愿等相关调查。本次共发放682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36份，有效回收率达93.26%。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为考察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三种模型研究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方式，选取了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女性劳动时间和女性工作收入，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状态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1表示参加工作，0表示没有工作;女性劳动时间，为平均每日工作小时数与平均每周工作天数的乘积。
2.关键解释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0-3歲婴幼儿托育服务被定义为来自早教机构、民营托育机构、家庭托育坊或工作单位托育点的儿童照料，1表示享受托育服务，0表示没有享受托育服务。
3.其他控制变量
除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这一关键变量外，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女性的特征变量、配偶的特征变量和孩子的特征变量。
（1）女性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及职高，大专及高职、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健康状况;（2）配偶的特征变量：配偶的健康状况;（3）孩子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和性别，其中1表示性别为男性，0表示性别为女性。 （三）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女性受访者占55.03%，平均年龄为33.43周岁，男性受访者占44.97%;61.47%受访者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教育;87.11%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 86.95%的受访者与其配偶均处于就业状态;58.02%受访者与父母居住在一起。
在0-3岁婴幼儿照料方面，88.52%受访者表示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由亲人抚养，其中孩子由父母照料的比例为27.20%，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为29.40%，由父母和祖父母共同照料的比例为31.76%，2.36%的婴幼儿通过托育形式照料。
在托育需求方面，12.74%受访者表示非常需要托育服务，34.75%受访者表示需要托育服务，22.64%受访者表示不需要或非常不需要托育服务;在托育形式方面，51.52%受访者认为白天托育更能满足家庭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22.96%受访者更偏向延时托育服务形式，偏好全日托育、半日托育、临时托育[2]的比例分别为7.23%、4.40%、11.85%。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分析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设计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Yi为因变量，表示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劳动时间及工作收入;Ic表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月平均收入、孩子年龄、孩子性别;α表示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工作时间及工作收入的影响系数;βi为各控制变量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为考察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Probit模型、Tobit模型、OLS模型回归分析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劳动时间及工作收入的影响结果，结果如表2中所示。
1.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对0-3岁婴幼儿使用托育服务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劳动参与率的边际参与率的边际效应为1.440，说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提高;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于女性劳动时间也有显著性影响，劳动时间增长的边际效应为7.281，说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会增加女性劳动时间;而根据回归结果，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于女性工作收入并无显著影响。
2.其他控制变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中年龄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为倒U型，其中模型（1）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模型（2）不显著。模型（2）中受教育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中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供给，而高教育水平会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这反映了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部分差异。模型（1）和模型（2）中孩子的年龄对于女性劳动参与在相应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孩子的年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供给。在儿童性别方面，实证结果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偏好，男性婴幼儿会使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下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改变模型的方式对模型（1）、模型（2）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模型（1）改为Log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2）改为OLS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显著，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利用调查数据探讨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2）随着孩子年龄增大，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3）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性别偏好，男童会使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下降;（4）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使用对女性工作收入并无显著性影响。
（二）政策建议
由于退休后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有着更低的机会成本，婴幼儿照料一般由祖父母完成。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延迟退休政策对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婴幼儿看护的需求。在两种政策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市场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更完善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对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具有积极意义。综合目前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和家庭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将托育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为社区配备相应的托育服务机构，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托育服务的便利;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制定托育服务发展规划与法规，加强托育机构标准建设引导、监管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市场;加强托育服务人才建设，加大对婴幼儿托育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婴幼儿托育服务质量;给予托育机构一定财政补贴或者提供家庭托育经济补贴，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料经济压力。
【注 释】
[1] 數据来源：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
[2] 白天托育为托育时间6-10小时/天;延时托育为父母加班或晚归时托育的形式;全日托育为托育时间24小时/天;半日托育为托育时间6小时以下/天
【参考文献】
[1] A. Chevalier，T. K. Viitanen. The causality betwee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care[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2，9（14）. [2] Teplova， Tatyana and Frances Woooley， 2006， Balancing Work and Care in the Post-Soviet Russion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AFFE Annual Conference， Sydney， Austrilia.
[3] Du，F.L.& X. Y.Dong，2013，“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62（1），131-155.
[4] Blau， D. M， 2005，"Effects of child care demands and policies on household laboursupply in Australia，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25，http：//www.facs.gov.au/research/prp25/ref htm.
[5] Maria Chiuri. Quality and Demand of Child Care and Female Labour Supply in Italy[J].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14（1）.
[6] Borck， Rainald. （2011）. Adieu Rabenmutter -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Fertility， Female
[7] Labour Supply， the Gender Wage Gap and Childcar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7. 10.1007/s00148-013-0499-z.
[8] Cecile Wetzels. Supply and Price of Childcare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herlands[J].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19.
[9] 楊菊华.健全托幼服务 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J].妇女研究论丛，2016（02）：11-14.
[10] 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J].世界经济，2010，33（02）：51-66.
[11] 杨菊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8（09）：89-100.
作者简介：胡成勇：男，1997年10月18日，籍贯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劳动经济学专业
李平：女，1996年3月23日，籍贯山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劳动关系专业
杜文：男，1996年3月23日，籍贯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劳动经济学专业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051218）
【关键词】 0-3岁婴幼儿 托育服务 女性劳动参与
引 言
在“女性顶起半边天”的时代，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着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据调查统计，我国劳动参与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在有3岁以下孩子的18-45岁城镇女性中，有近1/3的人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1]。在延迟退休和全面二胎政策开放的压力下，建立公共托育服务体系，解决女性就业与儿童照护之间的矛盾是政府和社会急需解决的紧迫任务，也是实现十九大“幼有所育”民生目标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从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出发，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女性劳动参与相联系，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作用机制，以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完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价格和其他相关方面进行的。
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方面，A. Chevalier et al（2002）发现缺乏托儿设施将限制女性的劳动参与。Teplova et al（2006）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随着儿童看护服务可获得性的下降而大幅度下降。Du and Dong（2013）认为，居住地附近有可利用的婴幼儿托育项目能够明显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杨菊华（2016）认为健全社区托幼服务，有助于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
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价格方面，Cecile Wetzels（2005）发现，托儿费用对于女性选择正规照料方式还是非正规照料方式的影响很大，但在无法准确测度儿童保育成本的情况下，育儿价格对母亲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Blau（2005）发现幼儿看护成本提高会降低母亲，尤其是单身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杜凤莲和董晓媛 （2010） 发现，处于不同经济阶层的女性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决策和儿童托育服务的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别：那些没能接受良好教育和低收入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更高，购买正规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概率更低。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其它相关因素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其中，MariaConcetta Chiuri（2000）发现，提高服务的质量能有效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杨菊华（2018）认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的提供，可部分缓解女性的家庭压力，帮助释放更大的社会劳动潜能，进而有助于减弱职场的性别歧视，推动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形成“性别（平等）红利”。Rainald Borck（2014）则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外部托育服务的态度保持不变，那么即使增加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供，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很少有文献特别关注正规市场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利用居民婴幼儿养育及托育服务调查数据，将是否参与0-3岁婴幼儿劳动托育服务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探讨提高女性劳动供给的对策，并丰富相关文献。
二、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发布的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设定为调查时年龄在20岁-49岁的城镇父亲或母亲，这部分人群正在养育0-3岁婴幼儿或有过养育0-3岁婴幼儿的经历。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受访者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情况，个人信息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户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相关变量，家庭信息包括夫妻就业状态、是否与父母同住、夫妻就业单位性质、家庭月平均收入支出等相关变量; 第二部分是受访者生育意愿与生育情况调查，包括目前已经生育的孩子个数、是否生育以及是否生育二孩或多孩的意愿;第三部分是婴幼儿养育与托育服务情况调查，包括家庭养育孩子月平均支出、孩子由谁照顾、对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与意愿等相关调查。本次共发放682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36份，有效回收率达93.26%。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为考察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三种模型研究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方式，选取了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女性劳动时间和女性工作收入，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状态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1表示参加工作，0表示没有工作;女性劳动时间，为平均每日工作小时数与平均每周工作天数的乘积。
2.关键解释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0-3歲婴幼儿托育服务被定义为来自早教机构、民营托育机构、家庭托育坊或工作单位托育点的儿童照料，1表示享受托育服务，0表示没有享受托育服务。
3.其他控制变量
除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这一关键变量外，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女性的特征变量、配偶的特征变量和孩子的特征变量。
（1）女性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及职高，大专及高职、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健康状况;（2）配偶的特征变量：配偶的健康状况;（3）孩子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和性别，其中1表示性别为男性，0表示性别为女性。 （三）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女性受访者占55.03%，平均年龄为33.43周岁，男性受访者占44.97%;61.47%受访者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教育;87.11%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 86.95%的受访者与其配偶均处于就业状态;58.02%受访者与父母居住在一起。
在0-3岁婴幼儿照料方面，88.52%受访者表示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由亲人抚养，其中孩子由父母照料的比例为27.20%，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为29.40%，由父母和祖父母共同照料的比例为31.76%，2.36%的婴幼儿通过托育形式照料。
在托育需求方面，12.74%受访者表示非常需要托育服务，34.75%受访者表示需要托育服务，22.64%受访者表示不需要或非常不需要托育服务;在托育形式方面，51.52%受访者认为白天托育更能满足家庭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22.96%受访者更偏向延时托育服务形式，偏好全日托育、半日托育、临时托育[2]的比例分别为7.23%、4.40%、11.85%。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分析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设计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Yi为因变量，表示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劳动时间及工作收入;Ic表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月平均收入、孩子年龄、孩子性别;α表示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工作时间及工作收入的影响系数;βi为各控制变量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为考察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Probit模型、Tobit模型、OLS模型回归分析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状态、劳动时间及工作收入的影响结果，结果如表2中所示。
1.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对0-3岁婴幼儿使用托育服务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劳动参与率的边际参与率的边际效应为1.440，说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提高;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于女性劳动时间也有显著性影响，劳动时间增长的边际效应为7.281，说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会增加女性劳动时间;而根据回归结果，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于女性工作收入并无显著影响。
2.其他控制变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中年龄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为倒U型，其中模型（1）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模型（2）不显著。模型（2）中受教育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中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供给，而高教育水平会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这反映了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部分差异。模型（1）和模型（2）中孩子的年龄对于女性劳动参与在相应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孩子的年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供给。在儿童性别方面，实证结果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偏好，男性婴幼儿会使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下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改变模型的方式对模型（1）、模型（2）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模型（1）改为Log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2）改为OLS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显著，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利用调查数据探讨0-3岁婴幼儿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2）随着孩子年龄增大，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3）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性别偏好，男童会使女性劳动参与水平下降;（4）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使用对女性工作收入并无显著性影响。
（二）政策建议
由于退休后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有着更低的机会成本，婴幼儿照料一般由祖父母完成。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延迟退休政策对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婴幼儿看护的需求。在两种政策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市场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更完善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对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具有积极意义。综合目前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和家庭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将托育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为社区配备相应的托育服务机构，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托育服务的便利;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制定托育服务发展规划与法规，加强托育机构标准建设引导、监管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市场;加强托育服务人才建设，加大对婴幼儿托育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婴幼儿托育服务质量;给予托育机构一定财政补贴或者提供家庭托育经济补贴，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料经济压力。
【注 释】
[1] 數据来源：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
[2] 白天托育为托育时间6-10小时/天;延时托育为父母加班或晚归时托育的形式;全日托育为托育时间24小时/天;半日托育为托育时间6小时以下/天
【参考文献】
[1] A. Chevalier，T. K. Viitanen. The causality betwee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care[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2，9（14）. [2] Teplova， Tatyana and Frances Woooley， 2006， Balancing Work and Care in the Post-Soviet Russion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AFFE Annual Conference， Sydney， Austrilia.
[3] Du，F.L.& X. Y.Dong，2013，“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62（1），131-155.
[4] Blau， D. M， 2005，"Effects of child care demands and policies on household laboursupply in Australia，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25，http：//www.facs.gov.au/research/prp25/ref htm.
[5] Maria Chiuri. Quality and Demand of Child Care and Female Labour Supply in Italy[J].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14（1）.
[6] Borck， Rainald. （2011）. Adieu Rabenmutter -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Fertility， Female
[7] Labour Supply， the Gender Wage Gap and Childcar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7. 10.1007/s00148-013-0499-z.
[8] Cecile Wetzels. Supply and Price of Childcare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herlands[J].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19.
[9] 楊菊华.健全托幼服务 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J].妇女研究论丛，2016（02）：11-14.
[10] 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J].世界经济，2010，33（02）：51-66.
[11] 杨菊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8（09）：89-100.
作者简介：胡成勇：男，1997年10月18日，籍贯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劳动经济学专业
李平：女，1996年3月23日，籍贯山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劳动关系专业
杜文：男，1996年3月23日，籍贯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劳动经济学专业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0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