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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称日本“海外”学者原贵美惠近几年发表了许多有关东亚领土纠纷问题研究成果，引起学界关注。作者提出东亚地区领土纠纷问题出现，都与美国战后主导《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有关，是美国设置于有关国家之间的“楔子”，便于美国实施未来亚太战略。关于东亚领土纠纷问题如何解决，作者提出采用奥兰群岛模式，在多国框架内解决等。笔者认为，原贵美惠的研究成果确实比较新异，但并未脱离日本学者局限，依靠美国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是日本朝野上下的共同选择。
关键词：领土纠纷；旧金山和约；东北亚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01-06
关于东北亚地区领土纠纷问题，可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热门课题，近来伴随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凸现，使之关注度提升。自称日本“海外”学者的原贵美惠，近几年就东北亚地区各国领土纠纷问题，特别是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并产生一定影响。原贵美惠的观点在日本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该问题，特别是对于认识该问题发展变化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背后
原贵美惠代表性专著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盲点——亚太地区冷战和“战后未解决诸问题”》一书，书中将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中所涉及的全部对日领土问题逐一列举并加以分析。如：第一章、“朝鲜”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独岛（竹岛）；第二章、“台湾”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第三章、“千岛群岛”处理——北方领土问题；第四章、密克罗西尼亚处理——“美国湖”；第五章、南极；第六章、“南沙及西沙群岛”处理——南海群岛纠纷；第七章：“琉球”处理——冲绳和钓鱼岛问题②。此书内容非常全面，将有关对日媾和所涉及到领土处理问题全面分析，并且采用最新档案资料，可以说是该问题目前最详实的研究成果。
原贵美惠在该书“序言”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地区发生许多纠纷问题。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日本和邻国间的北方领土、钓鱼岛、独岛（竹岛）、以及南中国海的南沙、西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伴随着该地区美军存在，至今该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有深刻关系。现在个别问题处理方面，都是战后对日本的处理特别是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所派生出来的。该条约规定了从千岛群岛到南极，从密克罗西尼亚群岛③到南沙群岛的广大地区的处理，但是都未明确记载每个领土问题处理的严密范围和最终归属对象，成为模糊的内容。因此，在该地区残留下各种各样‘未解决诸问题’发生的种子”①。
原贵美惠在该书中指出，1951年9月8日美国主导下起草及有关国家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是造成至今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领土纠纷的种子，即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采用同样套路分析所涉及问题，归结为从“雅尔塔构想”转变为“旧金山体制”，最终导致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即战后初期，美国方面基本按照战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达成协定，对日战后处理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起草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上，一方面严格限制日本，最大程度遏制日本恢复战前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制定的条约草案，特别有关日本战后领土条款内容，比较详细、具体，甚至采用经度与纬度说明并附带地图。但是，自1947年8月，对苏遏制理论始作俑者、美国国务院政策策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 F. Kennan），以国际冷战思维强烈批判美国国务院起草对日媾和条约草案，特别是1948年3月乔治·凯南亲自走访日本后，明确提出美国的亚洲战略核心点应该为日本，要确保日本保留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里。1949年11月，美国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希博尔特（W. Sebald）提出意见书后，美国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主导方向出现明显转变，由对日媾和“严格”处理政策，转变为对日媾和“宽大”处理政策。1950年5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 S. Truman）任命杜勒斯（J. F. Dulles）为国务卿顾问，负责主管处理对日媾和问题。杜勒斯不仅主导对日媾和条约草案内容简洁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确定日本放弃有关领土，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不规定归属对象国，最终导致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
原贵美惠得出结论为，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出现，是美国政府方面“故意”设置的“楔子”，目的就是要控制有关国家间关系发展，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实际上，美国根据国际冷战思维，为维护本国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变对日政策问题，早已成为国内外学界众所周知的观点。
原贵美惠虽然自称“海外”日本学者，但并没有脱离一般日本学者所具有的局限性，书中明显表露出极力维护日本有关领土纠纷问题主张的立场。原贵美惠将日本与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问题，即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原因完全归咎于美国冷战政策。日本政府战后对外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的政策，以及对这些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采取什么解决措施，此书并没有接触到。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领土纠纷问题，首先应该说是双边关系问题，日本作为纠纷主要一方，竟然推卸责任而指责第三方美国。日本对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采取什么对策，最终还是日本政府决定，而不是美国政府决定的。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后，日本以主权国家地位与有关国家就领土纠纷问题进行交涉，并在交涉中遵循美国对有关领土纠纷的对策，是因为美国政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采用的，日美关系如何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利益。例如，1955年—1956年日苏交涉中，日本从“返还两岛”为最低线，转变为“返还四岛”为最低线，就完全可以说明该问题。日本政府对苏领土纠纷对策，并非完全站在日苏关系、日苏领土纠纷问题本身而考虑，而是注重考虑到日美关系及冲绳领土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日本国内要求最大程度收回丧失领土的普遍民族心理状态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最根本原因是日本自身问题，其它因素皆为外来者，只起到影响作用。无论这一影响作用有多么大，最终决定权还是日本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 原贵美惠将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原因完全归咎于美国冷战政策，显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告诫美国方面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要勇于加入该问题解决中，希望借用美国力量帮助日本赢得有关领土纠纷问题争夺的最后胜利，这是该书撰写的核心目的。
二、多国框架内探讨解决
原贵美惠在该书中就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解决的发展趋势，做了一定的分析。此书在“序言”部分，“如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那样，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寻这些共同起源的问题轨迹，超越现在当事国间框架，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②。原贵美惠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
但是，在此书出版后4年，原贵美惠任主编《[在外]日本研究者的视角看日本外交——现在、过去、未来》论文集（藤原书店，2009年7月出版）中，对该观点做出一定答复。该论文集里，原贵美惠撰写了一篇题目为“被分割的东亚和日本外交——从历史检讨中探寻诸问题解决方法”论文。原贵美惠认为：“有关这些问题，特别是领土纠纷，也许采用多国间框架多层线索是重要的，是过去所欠缺的。探索相互能够接受的条件，发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纠纷案件构成程序上，在两国间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在多国间框架内的交涉过程中或许能发现很多可能性机会。还有，‘向对方大幅度让步’或‘交涉失败’，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对于纠纷当事国，冷战时期固定下来的政策，也许有必要重新研究。与探讨这些问题的起源一样，探索问题间的关联或合作也是有价值的。假设举例，制定北方领土、竹岛（独岛）、钓鱼岛、或南中国海纠纷间的妥协方案或领土纠纷与其它‘未解决诸问题’的联系，并进一步将这些问题与其它政治、经济、安全保障问题相结合。解决一个问题与解决其它问题相联系。现在多层次考虑，就存在将来出现新课题的可能性，存在许许多多未探索的可能性”①。
站在日本国家角度考虑，的确日本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的立场，几十年坚持固守不动摇。原贵美惠认为，日本政府最担心“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例如，日本朝野上下最关注的日俄“北方领土”纠纷问题，日本政府采取“政经不可分”政策，几十年坚持要求“返还四岛”。日本在双边交涉中，不考虑如何妥协让步对策，而是设想采取“多国间框架”内解决，无非就是希望借用外力向对方施压而已。
原贵美惠提出的所谓“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完全符合近来日本政府主张寻求国际力量帮助解决有关领土纠纷政策。自90年代国际冷战结束后，日本丧失了因国际冷战时期获得美国为首西方社会大力扶植政策，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伴随日本国家实力相对减弱，日本在处理有关双边关系问题时总爱寻求国际帮助，动辄提出构建所谓“国际包围圈”，特别是对待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纠纷、日俄之间有关“北方领土”纠纷问题。可是除了美国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小算盘偶尔对盟国日本表达一下援助之声外，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卷入日本和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纠纷。所以，日本搞得所谓“国际包围圈”政策，往往仅为日本一厢情愿，最终结果总是以日方失望告终。
三、奥兰群岛解决模式
在“被分割的东亚和日本外交——从历史检讨中探寻诸问题解决方法”一文中，原贵美惠提议日俄“北方领土”纠纷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北欧地区奥兰群岛处理方式，即寄托国际社会组织裁决处理。奥兰群岛②问题，是1917年芬兰从俄罗斯独立为契机引起的国际纠纷事件。奥兰群岛居民多数为瑞典裔人，他们希望能归属瑞典，瑞典也极力支持其拥有民族自决权，但是芬兰对此表示坚决拒绝态度。瑞芬两国围绕该事件处理导致关系紧张，为此英国出面委托刚成立不久的国际联盟负责处理。1921年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芬兰奥兰群岛自治法》决议，其决定奥兰群岛主权归属芬兰，群岛居民享有高度自治权，公用语言为瑞典语，群岛为非武装、中立地带。1921年《芬兰奥兰群岛自治法》决议实施后，经过90年历程至今各方面依然遵守，堪称解决国际纠纷的典范。
对于为什么要采取奥兰群岛模式？原贵美惠给出的理由为：第一，应换角度从探讨维护“岛上居民”利益方面寻找出路。她指出：“日俄两国之间交涉已陷入死胡同，如充分考虑居民利益、权益的话，北方领土继续驻扎俄罗斯军队，探讨‘采用多国间框架’、尊重居民的利益、‘非武装化、中立化’是值得的。这里所说的北方领土‘居民’，既要考虑到俄罗斯‘现在居民’，也要考虑到日本‘原来居民’、阿伊努人‘最早居民’，与追溯历史上瑞典籍居民占多数的奥兰群岛相比，事情更加复杂化。但是，如该问题按照日本近年推动的‘人类安全保障’思路处理的话，该政策对外具有说服力，也可以获得国内的支持与理解”①。第二，应关注两地具备的战略地位及地区安全保障问题。原贵美惠指出：“北方领土处于太平洋与鄂霍次克海出海口位置，奥兰群岛处于波罗的海与波的尼斯湾出海口位置，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这些岛屿如敌对势力设置军事基地，不仅对于当事国，而且对于地区周边国家的安全保障都构成威胁。因此，与奥兰群岛情况同样，北方领土也应非武装化，不仅对日俄两国，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都产生巨大影响”① 。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就日俄“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考虑到奥兰群岛问题处理案例，反映出作者仍然把“北方领土”问题寄希望于“多国间框架”解决的设想。实际上，两个国际纠纷事件存在许多不同点。
第一，两地所处性质不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结果，战时同盟国主要三大国首脑已达成《雅尔塔协定》割让给原苏联。无论日本如何否认其决定性，还是美国如何辩解其作用性，但是其存在是真实的，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奥兰群岛问题是芬兰刚从俄罗斯独立，群岛居民要求归属祖籍国而引发的国内纠纷问题，不存在任何国际之间协定问题。 第二，两地所处居民不同。“北方领土”由俄罗斯控制，岛屿居住完全俄罗斯人；奥兰群岛虽芬兰掌控，但居民主体为瑞典裔人，这是该事件的核心问题，也是“北方领土”问题无法比拟的。
第三，两地所处国家等级不同。无论芬兰还是瑞典都属于欧洲北部小国，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显然只能表现出无可奈何心态来接受国际裁决；“北方领土”问题，面对的是世界大国俄罗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压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不可能因“北方领土”问题对俄罗斯施压，显然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主动权在俄罗斯人手中。日本人希望通过国际裁决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但是俄罗斯人不同意，也仅为日本人一厢情愿而已。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就日俄“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考虑到奥兰群岛问题处理案例，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学者急切希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考虑缺乏现实可行性，有着过于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日本学者也许考虑如奥兰群岛那样，将“北方四岛”主体居民转换为日本人，缔造第二个奥兰群岛情景。实际上“北方四岛”问题，日俄双方争论焦点是主权问题，奥兰群岛不存在主权争论问题。如“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日本方面肯定不会接受。同样，对于俄罗斯人，一是不可能接受国际社会对其控制下领土的裁决；二是既不可能承认日本拥有“北方四岛”主权，也不可能接受日本原岛民重新返回居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针对日本朝野上下对于领土问题毫无妥协的姿态，原贵美惠解释说：对于解决有关领土纠纷问题，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向对方大幅度让步’，或‘交涉失败’，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②。所以，日本在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上的立场，几十年固守不变。日本政府要“保住面子”，政府的“面子”实际上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而社会舆论反映出的实际是民族心理状态。
四、日本求助美国解决领土纠纷的民族心理
“北方领土”问题长期无法获得解决，特别经历做出各种各样努力后的今天，实际上任何日本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不做出妥协根本无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为何日本不敢面对现实做出妥协？从中应该探寻出什么样的民族心理呢？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各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各种媒体势力，从来不敢面对“北方领土”现实情况，诱导国民应该如何思考才更符合实际，如何思考以最小代价换取更大利益问题，相反，却表现出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对于日本国家及国民无所谓的态度，以及日本国家或国民不惧怕长期搁置“北方领土”问题，誓死同俄罗斯人对抗到底的心态。更有甚者，日本国内许多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媒体势力，面对无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现实，竟然将其作为操纵国内政治选举的“道具”加以利用。例如，日本政府领导人多次出现乘坐飞机或军舰，进行所谓视察“北方四岛”活动，此举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无非就是要借此诱导国内社会舆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焦点问题。日本国内各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各种媒体势力，越是对有关领土纠纷问题显示出强硬态度，越能够赢得日本国内社会舆论支持，造成各届内阁绝对不敢改变已有对外强硬立场，即“要考虑保住面子”问题。实际上，“北方领土”问题成为日本政客手中的“道具”，为其捞取大量选民支持的选票。
日本社会为何表现出这样类似“歇斯底里”的社会舆论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长谷川毅在日本《中央公论》1991年第9号发文指出，日本陷入“北方领土症状群”，“整个日本，不能超越北方领土问题这一固定思维，不能理性地考虑对苏、对俄罗斯政策。毫无疑问，这不是患上‘北方领土症状群’吗！”①
笔者认为日本陷入“北方领土症状群”，说到底就是日本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战败国”民族心态在作怪。日本自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种战败事实就深深烙刻于每一位国民心田挥之不去！日本人不敢说“战败”，更不敢提“无条件投降”，而是采用“终战”一词来掩饰，日本人“投降日”变成了“终战日”。因为“战败”、“无条件投降”已经沉重打击了日本民族心田，日本人希望越快将其忘怀越好，不敢刺激这一深深凝刻于民族心灵上的伤疤。这就是日本人对待过去侵略历史问题，对内保持“沉默”，对外“装聋作哑”，企盼所有世上人们都能够伴随时间流逝而将其快速忘怀的心态！这种挥之不去的“战败国”民族心态，成为派生出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根源之一。为了重新树立日本民族信心，就要尽快忘怀“战败”、“无条件投降”的阴影，对内努力发展经济实力，对外努力收回战败投降所丧失的领土。
日本人将收回“北方四岛”问题，作为是否能够抹去“战败投降”遗迹的标志。日本人存在根深蒂固仇视俄罗斯的民族情怀，指责俄罗斯人不遵守中立条约而对日开战，俄罗斯人仅参战一周就获取日本大片领土；指责俄罗斯人战后初期将50余万日本人强行带到西伯利亚寒流地带劳动改造，致使数万日本人饥寒交迫中死于异国他乡；指责俄罗斯人不允许日本回到传统渔场作业，致使日本渔民被迫改变渔业区域而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指责俄罗斯非法占领日本固有领土，致使日本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心理，决定了任何日本人都不敢做出让步举措。对俄罗斯人妥协、让步，就会触及日本民族内心的深深伤痕，只有忍耐、坚持！这就是日本民族对俄罗斯人的反抗，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日本民族对待“北方领土”问题的心态。
原贵美惠提出“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要探寻这些共同起源的问题轨迹，超越现在当事国间框架，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②。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的，日本深知仅凭本国能力无法实现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所希望的结果，要想实现本国所希望出现的结果只有借助外力帮助。实际上，原贵美惠撰写本篇论文的主旨，就是要让美国人清楚，是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派生出今天“未解决诸问题”，导致出现日本“北方领土”“丧失”结果，对此，美国不应熟视无睹，该有义务帮助解决。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从当初就祈求美国插手帮助解决，希望借助美国帮助而收回“北方四岛”。如吉田茂时期，1950年3月初美国政府将“暂时备忘录”递交日本后，日本政府感到美国政府可能对将来日苏两国间领土问题采取不介入方针，所以极力试图劝说美国政府继续关注领土问题。1950年3月16日，日本政府把对这份“暂时备忘录”答复文件送到美国政府，劝说美国有关千岛群岛的最终归属“应由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对千岛群岛的定义做出规定”①。鸠山一郎内阁在1955年—1956年日苏复交“北方领土”问题交涉中，当日苏交涉出现不利时，日本政府就两次致信于美国求助，希望获得美国提供有利证据来帮助日本扭转不利局面。美国对于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的对策如何？实际上，原贵美惠也十分清楚，美国制造出“未解决诸问题”，就是要在有关国家间打下“楔子”，是完全处于本国战略利益而考虑和实施的。为什么还要求助之？也许出于无奈选择，怀有希望看在日本追随美国这么多年的“情感”上，祈求美国帮助日本渡过此“关”的侥幸心态吧。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解决，也希望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盟国的大力支持。例如，宫泽喜一时期，在美国方面支持下，1992年7月8日慕尼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里称：“我们欢迎俄罗斯宣布将依据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推行外交政策。我们信任俄罗斯这样宣布，通过解决领土问题成为日俄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基础”②。实际上，西方同盟国对于“北方领土”问题，也仅为冠冕堂皇地发表声明而已，绝不肯为该问题而得罪俄罗斯。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还在国际社会大打“悲情牌”。日本利用各种机会及手段，特别是利用每年一届的联合国大会时机，指责原苏联多么无理、非法占领“北方领土”，日本多么受超级大国欺辱、侵略等。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塑造日本正义、公正的形象，以此换取国际的广泛同情，在国际社会舆论方面塑造出谴责原苏联的气氛，以此对原苏联构成国际压力而迫其让步。但是，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之一，长期残酷地侵略行径已经在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的残暴性。因此，日本在国际社会打出的“悲情牌”很难奏效。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的观点，代表着大多数日本学者对待“北方领土”问题的认识，既感到“北方领土”问题解决的急迫性，又感到问题无法解决的无可奈何心态。对于“北方领土”问题，历史事实证明：相互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借用外力施压更是事与愿违，只能寻求相互都能接受的条件，走妥协道路。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y for Japan to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Main Points of Japanese Scholar Kimie Hara on the Problem of “Territories in Northeast Asia”
LI Fan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overseas” scholar Dr. Kimie Hara has published many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in recent years， which attract broad attentions in academia. Dr. Kimie Hara thinks that the origin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is of great relevance to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 a “wedge” which was dominated and set in between the countrie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lement its Asia-Pacific strategy in the future. On the issu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she puts forward the ?land Islands Settlement as a Resolution Model in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has attempted to conduct that her research is original in choice of subject. However， it could not be out of limitation of the Japanese scholars. It is a common choice across the Japan political spectrum to rely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rs.
Key wo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关键词：领土纠纷；旧金山和约；东北亚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01-06
关于东北亚地区领土纠纷问题，可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热门课题，近来伴随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凸现，使之关注度提升。自称日本“海外”学者的原贵美惠，近几年就东北亚地区各国领土纠纷问题，特别是日本与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并产生一定影响。原贵美惠的观点在日本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该问题，特别是对于认识该问题发展变化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背后
原贵美惠代表性专著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盲点——亚太地区冷战和“战后未解决诸问题”》一书，书中将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中所涉及的全部对日领土问题逐一列举并加以分析。如：第一章、“朝鲜”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独岛（竹岛）；第二章、“台湾”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第三章、“千岛群岛”处理——北方领土问题；第四章、密克罗西尼亚处理——“美国湖”；第五章、南极；第六章、“南沙及西沙群岛”处理——南海群岛纠纷；第七章：“琉球”处理——冲绳和钓鱼岛问题②。此书内容非常全面，将有关对日媾和所涉及到领土处理问题全面分析，并且采用最新档案资料，可以说是该问题目前最详实的研究成果。
原贵美惠在该书“序言”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地区发生许多纠纷问题。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日本和邻国间的北方领土、钓鱼岛、独岛（竹岛）、以及南中国海的南沙、西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伴随着该地区美军存在，至今该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有深刻关系。现在个别问题处理方面，都是战后对日本的处理特别是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所派生出来的。该条约规定了从千岛群岛到南极，从密克罗西尼亚群岛③到南沙群岛的广大地区的处理，但是都未明确记载每个领土问题处理的严密范围和最终归属对象，成为模糊的内容。因此，在该地区残留下各种各样‘未解决诸问题’发生的种子”①。
原贵美惠在该书中指出，1951年9月8日美国主导下起草及有关国家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是造成至今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领土纠纷的种子，即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采用同样套路分析所涉及问题，归结为从“雅尔塔构想”转变为“旧金山体制”，最终导致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即战后初期，美国方面基本按照战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达成协定，对日战后处理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起草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上，一方面严格限制日本，最大程度遏制日本恢复战前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制定的条约草案，特别有关日本战后领土条款内容，比较详细、具体，甚至采用经度与纬度说明并附带地图。但是，自1947年8月，对苏遏制理论始作俑者、美国国务院政策策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 F. Kennan），以国际冷战思维强烈批判美国国务院起草对日媾和条约草案，特别是1948年3月乔治·凯南亲自走访日本后，明确提出美国的亚洲战略核心点应该为日本，要确保日本保留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里。1949年11月，美国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希博尔特（W. Sebald）提出意见书后，美国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主导方向出现明显转变，由对日媾和“严格”处理政策，转变为对日媾和“宽大”处理政策。1950年5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 S. Truman）任命杜勒斯（J. F. Dulles）为国务卿顾问，负责主管处理对日媾和问题。杜勒斯不仅主导对日媾和条约草案内容简洁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确定日本放弃有关领土，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不规定归属对象国，最终导致出现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
原贵美惠得出结论为，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的出现，是美国政府方面“故意”设置的“楔子”，目的就是要控制有关国家间关系发展，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实际上，美国根据国际冷战思维，为维护本国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变对日政策问题，早已成为国内外学界众所周知的观点。
原贵美惠虽然自称“海外”日本学者，但并没有脱离一般日本学者所具有的局限性，书中明显表露出极力维护日本有关领土纠纷问题主张的立场。原贵美惠将日本与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问题，即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原因完全归咎于美国冷战政策。日本政府战后对外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的政策，以及对这些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采取什么解决措施，此书并没有接触到。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领土纠纷问题，首先应该说是双边关系问题，日本作为纠纷主要一方，竟然推卸责任而指责第三方美国。日本对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采取什么对策，最终还是日本政府决定，而不是美国政府决定的。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后，日本以主权国家地位与有关国家就领土纠纷问题进行交涉，并在交涉中遵循美国对有关领土纠纷的对策，是因为美国政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采用的，日美关系如何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利益。例如，1955年—1956年日苏交涉中，日本从“返还两岛”为最低线，转变为“返还四岛”为最低线，就完全可以说明该问题。日本政府对苏领土纠纷对策，并非完全站在日苏关系、日苏领土纠纷问题本身而考虑，而是注重考虑到日美关系及冲绳领土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日本国内要求最大程度收回丧失领土的普遍民族心理状态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最根本原因是日本自身问题，其它因素皆为外来者，只起到影响作用。无论这一影响作用有多么大，最终决定权还是日本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 原贵美惠将所谓“战后未解决诸问题”出现原因完全归咎于美国冷战政策，显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告诫美国方面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要勇于加入该问题解决中，希望借用美国力量帮助日本赢得有关领土纠纷问题争夺的最后胜利，这是该书撰写的核心目的。
二、多国框架内探讨解决
原贵美惠在该书中就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解决的发展趋势，做了一定的分析。此书在“序言”部分，“如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那样，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寻这些共同起源的问题轨迹，超越现在当事国间框架，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②。原贵美惠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
但是，在此书出版后4年，原贵美惠任主编《[在外]日本研究者的视角看日本外交——现在、过去、未来》论文集（藤原书店，2009年7月出版）中，对该观点做出一定答复。该论文集里，原贵美惠撰写了一篇题目为“被分割的东亚和日本外交——从历史检讨中探寻诸问题解决方法”论文。原贵美惠认为：“有关这些问题，特别是领土纠纷，也许采用多国间框架多层线索是重要的，是过去所欠缺的。探索相互能够接受的条件，发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纠纷案件构成程序上，在两国间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在多国间框架内的交涉过程中或许能发现很多可能性机会。还有，‘向对方大幅度让步’或‘交涉失败’，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对于纠纷当事国，冷战时期固定下来的政策，也许有必要重新研究。与探讨这些问题的起源一样，探索问题间的关联或合作也是有价值的。假设举例，制定北方领土、竹岛（独岛）、钓鱼岛、或南中国海纠纷间的妥协方案或领土纠纷与其它‘未解决诸问题’的联系，并进一步将这些问题与其它政治、经济、安全保障问题相结合。解决一个问题与解决其它问题相联系。现在多层次考虑，就存在将来出现新课题的可能性，存在许许多多未探索的可能性”①。
站在日本国家角度考虑，的确日本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的立场，几十年坚持固守不动摇。原贵美惠认为，日本政府最担心“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例如，日本朝野上下最关注的日俄“北方领土”纠纷问题，日本政府采取“政经不可分”政策，几十年坚持要求“返还四岛”。日本在双边交涉中，不考虑如何妥协让步对策，而是设想采取“多国间框架”内解决，无非就是希望借用外力向对方施压而已。
原贵美惠提出的所谓“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完全符合近来日本政府主张寻求国际力量帮助解决有关领土纠纷政策。自90年代国际冷战结束后，日本丧失了因国际冷战时期获得美国为首西方社会大力扶植政策，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伴随日本国家实力相对减弱，日本在处理有关双边关系问题时总爱寻求国际帮助，动辄提出构建所谓“国际包围圈”，特别是对待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纠纷、日俄之间有关“北方领土”纠纷问题。可是除了美国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小算盘偶尔对盟国日本表达一下援助之声外，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卷入日本和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纠纷。所以，日本搞得所谓“国际包围圈”政策，往往仅为日本一厢情愿，最终结果总是以日方失望告终。
三、奥兰群岛解决模式
在“被分割的东亚和日本外交——从历史检讨中探寻诸问题解决方法”一文中，原贵美惠提议日俄“北方领土”纠纷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北欧地区奥兰群岛处理方式，即寄托国际社会组织裁决处理。奥兰群岛②问题，是1917年芬兰从俄罗斯独立为契机引起的国际纠纷事件。奥兰群岛居民多数为瑞典裔人，他们希望能归属瑞典，瑞典也极力支持其拥有民族自决权，但是芬兰对此表示坚决拒绝态度。瑞芬两国围绕该事件处理导致关系紧张，为此英国出面委托刚成立不久的国际联盟负责处理。1921年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芬兰奥兰群岛自治法》决议，其决定奥兰群岛主权归属芬兰，群岛居民享有高度自治权，公用语言为瑞典语，群岛为非武装、中立地带。1921年《芬兰奥兰群岛自治法》决议实施后，经过90年历程至今各方面依然遵守，堪称解决国际纠纷的典范。
对于为什么要采取奥兰群岛模式？原贵美惠给出的理由为：第一，应换角度从探讨维护“岛上居民”利益方面寻找出路。她指出：“日俄两国之间交涉已陷入死胡同，如充分考虑居民利益、权益的话，北方领土继续驻扎俄罗斯军队，探讨‘采用多国间框架’、尊重居民的利益、‘非武装化、中立化’是值得的。这里所说的北方领土‘居民’，既要考虑到俄罗斯‘现在居民’，也要考虑到日本‘原来居民’、阿伊努人‘最早居民’，与追溯历史上瑞典籍居民占多数的奥兰群岛相比，事情更加复杂化。但是，如该问题按照日本近年推动的‘人类安全保障’思路处理的话，该政策对外具有说服力，也可以获得国内的支持与理解”①。第二，应关注两地具备的战略地位及地区安全保障问题。原贵美惠指出：“北方领土处于太平洋与鄂霍次克海出海口位置，奥兰群岛处于波罗的海与波的尼斯湾出海口位置，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这些岛屿如敌对势力设置军事基地，不仅对于当事国，而且对于地区周边国家的安全保障都构成威胁。因此，与奥兰群岛情况同样，北方领土也应非武装化，不仅对日俄两国，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都产生巨大影响”① 。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就日俄“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考虑到奥兰群岛问题处理案例，反映出作者仍然把“北方领土”问题寄希望于“多国间框架”解决的设想。实际上，两个国际纠纷事件存在许多不同点。
第一，两地所处性质不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结果，战时同盟国主要三大国首脑已达成《雅尔塔协定》割让给原苏联。无论日本如何否认其决定性，还是美国如何辩解其作用性，但是其存在是真实的，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奥兰群岛问题是芬兰刚从俄罗斯独立，群岛居民要求归属祖籍国而引发的国内纠纷问题，不存在任何国际之间协定问题。 第二，两地所处居民不同。“北方领土”由俄罗斯控制，岛屿居住完全俄罗斯人；奥兰群岛虽芬兰掌控，但居民主体为瑞典裔人，这是该事件的核心问题，也是“北方领土”问题无法比拟的。
第三，两地所处国家等级不同。无论芬兰还是瑞典都属于欧洲北部小国，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显然只能表现出无可奈何心态来接受国际裁决；“北方领土”问题，面对的是世界大国俄罗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压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不可能因“北方领土”问题对俄罗斯施压，显然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主动权在俄罗斯人手中。日本人希望通过国际裁决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但是俄罗斯人不同意，也仅为日本人一厢情愿而已。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就日俄“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考虑到奥兰群岛问题处理案例，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学者急切希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考虑缺乏现实可行性，有着过于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色彩。日本学者也许考虑如奥兰群岛那样，将“北方四岛”主体居民转换为日本人，缔造第二个奥兰群岛情景。实际上“北方四岛”问题，日俄双方争论焦点是主权问题，奥兰群岛不存在主权争论问题。如“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日本方面肯定不会接受。同样，对于俄罗斯人，一是不可能接受国际社会对其控制下领土的裁决；二是既不可能承认日本拥有“北方四岛”主权，也不可能接受日本原岛民重新返回居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针对日本朝野上下对于领土问题毫无妥协的姿态，原贵美惠解释说：对于解决有关领土纠纷问题，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向对方大幅度让步’，或‘交涉失败’，两国间交涉很容易被国内做出‘输赢’的结论，当事国政府就要考虑保住面子”②。所以，日本在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上的立场，几十年固守不变。日本政府要“保住面子”，政府的“面子”实际上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而社会舆论反映出的实际是民族心理状态。
四、日本求助美国解决领土纠纷的民族心理
“北方领土”问题长期无法获得解决，特别经历做出各种各样努力后的今天，实际上任何日本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不做出妥协根本无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为何日本不敢面对现实做出妥协？从中应该探寻出什么样的民族心理呢？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各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各种媒体势力，从来不敢面对“北方领土”现实情况，诱导国民应该如何思考才更符合实际，如何思考以最小代价换取更大利益问题，相反，却表现出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对于日本国家及国民无所谓的态度，以及日本国家或国民不惧怕长期搁置“北方领土”问题，誓死同俄罗斯人对抗到底的心态。更有甚者，日本国内许多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媒体势力，面对无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现实，竟然将其作为操纵国内政治选举的“道具”加以利用。例如，日本政府领导人多次出现乘坐飞机或军舰，进行所谓视察“北方四岛”活动，此举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无非就是要借此诱导国内社会舆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焦点问题。日本国内各政党、内阁以及他们操纵下各种媒体势力，越是对有关领土纠纷问题显示出强硬态度，越能够赢得日本国内社会舆论支持，造成各届内阁绝对不敢改变已有对外强硬立场，即“要考虑保住面子”问题。实际上，“北方领土”问题成为日本政客手中的“道具”，为其捞取大量选民支持的选票。
日本社会为何表现出这样类似“歇斯底里”的社会舆论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长谷川毅在日本《中央公论》1991年第9号发文指出，日本陷入“北方领土症状群”，“整个日本，不能超越北方领土问题这一固定思维，不能理性地考虑对苏、对俄罗斯政策。毫无疑问，这不是患上‘北方领土症状群’吗！”①
笔者认为日本陷入“北方领土症状群”，说到底就是日本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战败国”民族心态在作怪。日本自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种战败事实就深深烙刻于每一位国民心田挥之不去！日本人不敢说“战败”，更不敢提“无条件投降”，而是采用“终战”一词来掩饰，日本人“投降日”变成了“终战日”。因为“战败”、“无条件投降”已经沉重打击了日本民族心田，日本人希望越快将其忘怀越好，不敢刺激这一深深凝刻于民族心灵上的伤疤。这就是日本人对待过去侵略历史问题，对内保持“沉默”，对外“装聋作哑”，企盼所有世上人们都能够伴随时间流逝而将其快速忘怀的心态！这种挥之不去的“战败国”民族心态，成为派生出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根源之一。为了重新树立日本民族信心，就要尽快忘怀“战败”、“无条件投降”的阴影，对内努力发展经济实力，对外努力收回战败投降所丧失的领土。
日本人将收回“北方四岛”问题，作为是否能够抹去“战败投降”遗迹的标志。日本人存在根深蒂固仇视俄罗斯的民族情怀，指责俄罗斯人不遵守中立条约而对日开战，俄罗斯人仅参战一周就获取日本大片领土；指责俄罗斯人战后初期将50余万日本人强行带到西伯利亚寒流地带劳动改造，致使数万日本人饥寒交迫中死于异国他乡；指责俄罗斯人不允许日本回到传统渔场作业，致使日本渔民被迫改变渔业区域而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指责俄罗斯非法占领日本固有领土，致使日本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心理，决定了任何日本人都不敢做出让步举措。对俄罗斯人妥协、让步，就会触及日本民族内心的深深伤痕，只有忍耐、坚持！这就是日本民族对俄罗斯人的反抗，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日本民族对待“北方领土”问题的心态。
原贵美惠提出“仅在当事国间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要探寻这些共同起源的问题轨迹，超越现在当事国间框架，放置于多国间框架内探讨，探寻出解决的线索”②。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的，日本深知仅凭本国能力无法实现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所希望的结果，要想实现本国所希望出现的结果只有借助外力帮助。实际上，原贵美惠撰写本篇论文的主旨，就是要让美国人清楚，是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派生出今天“未解决诸问题”，导致出现日本“北方领土”“丧失”结果，对此，美国不应熟视无睹，该有义务帮助解决。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从当初就祈求美国插手帮助解决，希望借助美国帮助而收回“北方四岛”。如吉田茂时期，1950年3月初美国政府将“暂时备忘录”递交日本后，日本政府感到美国政府可能对将来日苏两国间领土问题采取不介入方针，所以极力试图劝说美国政府继续关注领土问题。1950年3月16日，日本政府把对这份“暂时备忘录”答复文件送到美国政府，劝说美国有关千岛群岛的最终归属“应由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对千岛群岛的定义做出规定”①。鸠山一郎内阁在1955年—1956年日苏复交“北方领土”问题交涉中，当日苏交涉出现不利时，日本政府就两次致信于美国求助，希望获得美国提供有利证据来帮助日本扭转不利局面。美国对于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的对策如何？实际上，原贵美惠也十分清楚，美国制造出“未解决诸问题”，就是要在有关国家间打下“楔子”，是完全处于本国战略利益而考虑和实施的。为什么还要求助之？也许出于无奈选择，怀有希望看在日本追随美国这么多年的“情感”上，祈求美国帮助日本渡过此“关”的侥幸心态吧。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解决，也希望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盟国的大力支持。例如，宫泽喜一时期，在美国方面支持下，1992年7月8日慕尼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里称：“我们欢迎俄罗斯宣布将依据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推行外交政策。我们信任俄罗斯这样宣布，通过解决领土问题成为日俄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基础”②。实际上，西方同盟国对于“北方领土”问题，也仅为冠冕堂皇地发表声明而已，绝不肯为该问题而得罪俄罗斯。
日本对于“北方领土”问题解决，还在国际社会大打“悲情牌”。日本利用各种机会及手段，特别是利用每年一届的联合国大会时机，指责原苏联多么无理、非法占领“北方领土”，日本多么受超级大国欺辱、侵略等。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塑造日本正义、公正的形象，以此换取国际的广泛同情，在国际社会舆论方面塑造出谴责原苏联的气氛，以此对原苏联构成国际压力而迫其让步。但是，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之一，长期残酷地侵略行径已经在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的残暴性。因此，日本在国际社会打出的“悲情牌”很难奏效。
笔者认为，原贵美惠的观点，代表着大多数日本学者对待“北方领土”问题的认识，既感到“北方领土”问题解决的急迫性，又感到问题无法解决的无可奈何心态。对于“北方领土”问题，历史事实证明：相互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借用外力施压更是事与愿违，只能寻求相互都能接受的条件，走妥协道路。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y for Japan to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Main Points of Japanese Scholar Kimie Hara on the Problem of “Territories in Northeast Asia”
LI Fan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overseas” scholar Dr. Kimie Hara has published many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in recent years， which attract broad attentions in academia. Dr. Kimie Hara thinks that the origin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is of great relevance to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 a “wedge” which was dominated and set in between the countries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lement its Asia-Pacific strategy in the future. On the issu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she puts forward the ?land Islands Settlement as a Resolution Model in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has attempted to conduct that her research is original in choice of subject. However， it could not be out of limitation of the Japanese scholars. It is a common choice across the Japan political spectrum to rely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rs.
Key wo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