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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开宝马的一样鲜明”，他的周围是一群怎样的人?
柴静纤弱的坐在那儿，松松的裤管罩着两条小细腿，她想写一本书，以至于半夜梦到书的封面竟和图书《读库》一样。
一旁的老六身体前倾，身上的衣服似乎刚刚好包裹住他，他建议柴静先看一套名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丛书。
2010年11月6日下午的北京798尤伦斯二层报告厅，宽敞明亮。
翻开这套丛书的第一分册《流亡文学》的第89页，有一个名叫黛尔芬的女性的出场——在依勒里宫的大厅，一位因受到诽谤的女人走了进来，此时在场的所有妇女都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开，给这位可怜的引人注目的女人周围，留了一大片空地，而黛尔芬却从另一头走了过来，与这个女人坐在一起——黛尔芬在这里是纯洁与高尚的化身。
这是怎样一群人
柴静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粉丝——这坐着、站着的前来参加《读库》创办5周年读者见面会的老人、小孩、妇女、年轻人、外国人，回忆起老六创办这本图书时说要让自己的读者，像开宝马的一样鲜明，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
此时的尤伦斯报告厅，在这上百人几个小时的同呼同吸下，空气已经变得粘稠。
“以塞亚·伯林说，上大学的时候开一门哲学课，能教什么?不能告诉大家怎么样当官、发财、种树、铺路，但是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人是不是一个傻瓜，不会被愚弄。”
老六没有补充，默认了。
柴静坐直身子，继续说：“《读库》就是这样的，陪伴了我们5年，还会陪伴我们以后的岁月，就是这样。”
老六应声许诺：“明年见。”
掌声，签名，活动顺利结束。
看着即将离去的人们和已黑的天色，老六又拿起话筒，嘱咐大家走时可从门口的工作人员那儿，免费领一套他精心制作的小玩意儿——10张外国电影海报小卡片，“回家可以装起来，挂在墙上欣赏”。不得不说，此时的他有些自作多情，以为自己爱的，也是他们爱的。
但是他成功了。
不仅自己主编的《读库》，包括很多衍生品：《童年与故乡》、《青衣张火丁》、《多雷插图·拉封丹寓言诗》等，都在市场上得到了很大认同。
所以，此时很多溢美之词都适用于他，就像我们听到某款车是销量冠军时，难免自然而然的想象它的外观与世界是同步的，动力是澎湃的，配置是人性与尊贵，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要知道，想读懂一个中年男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好在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如7系之于宝马，S级之于奔驰，A8之于奥迪，它们都是对自身品牌精神与品质最核心与集中的外延，那么《童年与故乡》这本漫画与散文书，则是老六在目前出版的所有图书中，最像书的一本书。
好吧，让我们试着通过这位后来在闵兴，也就是现在的德国慕尼黑，宝马的家乡，工作了一辈子的奥纳夫·古尔布兰生(01af Gulbransson，《童年与故乡》的作者)，对他20岁以前生活的描述，来靠近老六和他的书。
藏在森林里的人
有一类人用百度或者谷歌是搜不到的，而他们往往却有好听的故事。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要去挪威的奥翁根滑雪，会经过一片森林，在其中两三株松树的下，隐藏着一个暖和的茅草屋。虽然整个屋子就像是用一块木板靠在另一块木板上围拢而成，但是由于内部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报纸，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炉，就会让里面变得暖和。
两个老乞丐就住在这里，其中一个便是会说故事的克里斯坦。
古尔布兰生非常喜欢去这间小茅屋，即使这里拾掇的并不干净，但是克理斯坦可是位说故事的大家，所以常常被他吸引的心驰神往。
在为《读库》选稿时，老六不喜欢那些占据着目前媒体版面、频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专栏作家、学术明星、畅销书作者，准确的说《读库》的内容应该远离这样的“主流人群”，而应该是那些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不出，或是没有多少搜索结果的人。
这就是他所关注的大时代的小插曲，而这些故事都是老六的心头宝贝，“拿到一个好稿子后，会非常兴奋地藏起来，像是自己的一宗财宝。有时候在外面做了一天很烦心的事儿，想到家里有篇好稿子等着我去编，就觉得路上有了奔头……那种等待的感觉也是很美好的。”
在随手的两本《读库0905》和《读库1005》中，老六对照着前面的目录，一一的指着说出他们所在的城市，没有一下停顿，而这些作者也为《读库》贡献了《毛以后的中国》、《我是60后》、《卡瓦博格》等文章。
而在古尔布兰生的笔下，还有一位会讲故事的老头赫克鲁，他可是挪威著名童话作家亚里伯强恩孙的素材源泉，但是生的有些奇怪：几乎比土壤还要重，满头满脸都是头发和胡子，几乎看不见他的面孔，也看不见他的嘴巴。
他死的也很奇怪，由于浑身长满了长毛，从脸上到背部以及臀部，在贤惠的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每周都要用软肥皂为他洗澡，之后在熊熊的火边，为他梳理后背的毛发。可是太太先一步离世了，他的长毛里渐渐生了虫子，他生病了，最后不得不离开了。
张守义先生走了。
作为一位插图大师，临终前却没有出版几本像样的书，在老六看来是遗憾的。幸亏《守义·图》，这本笔记书早一年做了出来，再晚一点，他就看不到了。尽管这本书不是正规的出版物，但是这位老先生却很满意，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给他搞了一个画展，其中很多画稿，都是在潘家园当垃圾买到的。
就像是黄舒骏的歌词：你像一朵静静的睡莲，认真等待别人来获取芳心。但是有些人、有些书，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端详对方，他们就离开了，消失了。《读库》有一个任务，就是打捞这些内容。
安静的茵加及文字
老六这样看待《读库》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用了一个描述婚姻的3个状态：可意、可过、可忍——婚姻的最好状态是可意，这两个人就是可心可意的；如果不可意呢?第二个境界是可过。虽然两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整天幸福得直哼哼，但还能在一起耐心过；如果不可过呢?还有一个层次叫可忍，这样也能在一起过一辈子，最可怕的是不能忍。
古尔布兰生爱他的妻子茵加，不过茵加是安静的。
有一年他不得不出门服兵役，但是走的前一天，茵加刚刚生下他们的孩子，所以他很担心这对母子。所以在军队就不停的写信，先问她和孩子的情况，没有回信；再问是不是邮局出了问题，没有回信；那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回信；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完结了，没有回信；当他把一切苦恼用信件都发泄完了，还是没有回信。
古尔布兰生瘦了。
兵役期满，他回到家推开门第一句话便是：啊，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还是没有回答。
在《读库》5周年读者见面会上，老六问面前的泱泱读者，有多少人对这本书是可忍的?没有回答。有多少人是可过的?没有回答。那有多少人是可意的?还是没有回答。
古尔布兰生说：我早知道，她是像树 根一样沉静的，我曾同她经历过生命的危险，她那时也是不声不响的。
老六曾说《读库》的读者是安静的，果然有了上面气氛尴尬的应验，不过在一起走过5年后，他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多说什么，只要定期的拿起这本书，能够读下去，在朴实的字里行间寻找精神的共鸣，就可以了。
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王蒙蒙：我从没想到过除了阅读的乐趣以外，(《读库》)还有这样衍生的小故事。你要知道，我以前能跟这些美国同学八卦的无非就是布拉德皮特为什么要离开詹尼弗安尼斯顿投向安吉利娜茱丽，是因为她的性感的像两条小香肠的嘴唇吗。”——“曾予平：昨天我特别高兴，马上就满十五岁的儿子对我说：‘《读库》挺好看的呀。’他今年初三，正在铺天盖地的复习资料里扑腾着准备考高中，书包一个都装不下，每天出门时除了一个和背了砖头差不多的大书包，手里还提一包书和资料。孩子在这个状态下拿起了我订阅的《读库》，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了。”——“艾文儿：我不由分说从邮局这个光明正大的渠道预定了2006全年的书，心里的感觉却是在通过一个秘密的渠道跟地下党接头，透着一股莫名的兴奋。”
这里不得不提到《读库》的文字。
除了在选题上着眼巧妙、有趣并且注重力量，对于文字，老六提倡的是“不讲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安静，对高调的引导或者喧闹的争论的摒弃，他认为媒体只有“不讲理”才会好看，才会吸引人看。
所谓“不讲理”，就是少说道理，少发议论，要细节、要故事、要任务，不要观点、结论和评判。就像古尔布兰生描写不回信的茵加，只是翔实的记叙，没有华丽感性的辞藻，但是文字的力量却最直接的表现了出来。
这样的好处是，读者在读过或者反复读过之后，有了发现与思考的乐趣，而至于观点，与多数媒体主张有观点的态度不同的是，老六认可这样一句话，“根本不用你费心，观点是属于读者的”，所以，《读库》不会剥夺读者的这项权力。
4岁，6岁，一辈子
一件事情能坚持多久?
古尔布兰生4岁的时候开始画画，有一位6岁的小朋友向他炫耀自己的作品，没想到竟不如古尔布兰生画的好，一气之下，从此不再画画了。
到了后来，在古尔布兰生第一次上图画课时，就被一位名叫格尔森的希腊男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孩子们，你们看这里，你们不应该像这样画。”
因为他把练习作业水平线和垂直线，画成了横着的麻花状，只能“脸孔通红，我不知道该朝哪里看好。”
但是天分，就在这同一节课上，在快要下课的时候，古尔布兰生画好了一个别的同学都不会的咖啡壶，引得格尔森吃惊的看看他，又看看他的画，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做我的班长。”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用古尔布兰生的形容，就像一只狗一样，从这个班到那个班，从上午到下午，只上这位老师的图画课，以至在后来他还服兵役的时候，就在给两个日报供画，并且被其中一份报纸称为“大有希望的画家”，后来一直画了下去。
坚持之于老六，在辗转报社、杂志社、网站、电视台、出版社，做过校对、画版编辑、夜班编辑、记者、编辑、部门主任、主编、社长后，这十几年职业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全能编辑，他知道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在未来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这也是读者所期望看到的——2005年9月，《读库》创立。
但是困难总是有的。
有人在收到老六寄给他的《读库0800》，委婉的表示“非常谢谢，我认真拜读了，我想我大致明白你的办书理念，但是很抱歉，我想我暂时还不适合这样的书，也许过两年吧。”
也有人说这本书近两年没有以前好看了，也有人再担心在这本书的气质当中，会有对社会现实像一把刀一样扎的很深的东西，因而被一些障碍推到一边去。
对于没有选择《读库》或者后来从《读库》流失的读者，老六认为无论这些人生活中有无自己出品的这本书，他们的生活依旧充实，《读库》毕竟只是相对长篇(并非报纸、杂志、网络)而言的浅阅读，如果读者借此能开始更加精深的阅读，这是他希望看到的。
而近两年《读库》的文人趣味显然没有刚创办时的浓烈，那是在他看来生活远远比文艺重要，尤其是那些为了文艺而文字的作品。
对于“障碍”，老六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出版政策，而是每个人的耐心和面对事实的勇气。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们国人都是没有勇气来说‘这是个谎言’，更没有勇气去试图改变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的东西，一般都是顺从，视而不见，信以为真，或者转移目标，善于遗忘。
我们的书强调有种，其实有种的人并不多，并且有种的人很寂寞，只能在有限的领域把他所干的事情干得有种。我对我们的人性有很深的绝望，包括我自己，我甚至绝望到不愿意上网，去看微博。
包括我看到马世芳，他先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蒙牛的牛根生老师发明了一种牛奶，若果你肚子里喝过伊利，它就自动释放三聚氰氨，说是伊利干的。我说您在台湾，这么深的典故怎么知道的?他说看微博啊。我哑口无言。
这个世道太乱了，也许我做这些事情也是一种逃避，或者说是一种幸运。跟柴静做“面对面”的事情相比，我做的这个行业风险不大，只要认真做下去，就会有好果子结出来，这是一种幸运，也是让我的孩子以后继续做这一行的内在的很软弱的原因。
这一切，有用还是没用
在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无力?
古尔布兰生在小时候，因为没钱坐车，曾一个人独自走了40公里，只为去看一眼自己喜欢的小女孩，并且打算为她送上一只花了10个阿尔买的糖老鼠。
当他抵达这个小女孩所在在城镇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为了不打扰她的睡觉，他悄悄地躺在一张凳子上睡着了，一大清早便起来去敲女孩家的门，结果，被吵醒的女孩的叔叔生气的说：“阿丝达昨天乘火车到火克松去了!”
古尔布兰生没有继续往下写，不晓得他是如何带着早已饥饿的肚子和受伤的脚，以及没有见到心爱姑娘的落寞心情，再走一个40公里回家去的。
2008年的夏天，老六忽然想到《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拍摄已经完成10年了，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如果《读库》能在这方面做一些补救和打捞工作，是有意义的。
他迫不及待的给姜文打电话，次日便出现在了对方的工作室。姜文把当年的材料翻出来，“包括向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询问他们在中国使用过的种种语言，以及其他细节。我听了很是感慨，由衷承认他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老六知道那年他所受的委屈，“他曾经去日本搜集素材，也去靖国神社考察。结果被国内某记者写成‘姜文参拜靖国神社’，招来骂声一片。还有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遭遇的种种坎坷以及被禁的命运，都可能令他耿耿于怀。但我觉得恰恰是这些故事和遭遇，才使得我们的专题更有价值。于是，我便尝试着再次说服他。
姜文推辞不过，突然加大嗓门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做这些没用!
他的情绪有一些激动，开始问我，拍这部电影有什么用?这个时代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了吗?一些人的看法和做法，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了吗?没用，真的没用!
他的口吻有些沉痛。”
如果推及《读库》以及老六所有的作品，套用这样的句式一出这本书有什么用?这个时代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吗?一些人的看法和做法，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吗?没用，真的没用!
就像在起程时，我们怀揣美好的愿望，而结果往往是不可测、不可控，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有没有用?
你可以再回顾一下文章的开头柴静引用的以塞亚·伯林的话，再或者，如美国巴顿将军所说的更为直白：当你老了的时候，你的孙子过来问你，爷爷，二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说，孩子，我在加利福尼亚掏粪呢。
所以，老六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是和所有想做一些事情，并且期待生活更美好的人在一起。
柴静纤弱的坐在那儿，松松的裤管罩着两条小细腿，她想写一本书，以至于半夜梦到书的封面竟和图书《读库》一样。
一旁的老六身体前倾，身上的衣服似乎刚刚好包裹住他，他建议柴静先看一套名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丛书。
2010年11月6日下午的北京798尤伦斯二层报告厅，宽敞明亮。
翻开这套丛书的第一分册《流亡文学》的第89页，有一个名叫黛尔芬的女性的出场——在依勒里宫的大厅，一位因受到诽谤的女人走了进来，此时在场的所有妇女都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开，给这位可怜的引人注目的女人周围，留了一大片空地，而黛尔芬却从另一头走了过来，与这个女人坐在一起——黛尔芬在这里是纯洁与高尚的化身。
这是怎样一群人
柴静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粉丝——这坐着、站着的前来参加《读库》创办5周年读者见面会的老人、小孩、妇女、年轻人、外国人，回忆起老六创办这本图书时说要让自己的读者，像开宝马的一样鲜明，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
此时的尤伦斯报告厅，在这上百人几个小时的同呼同吸下，空气已经变得粘稠。
“以塞亚·伯林说，上大学的时候开一门哲学课，能教什么?不能告诉大家怎么样当官、发财、种树、铺路，但是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人是不是一个傻瓜，不会被愚弄。”
老六没有补充，默认了。
柴静坐直身子，继续说：“《读库》就是这样的，陪伴了我们5年，还会陪伴我们以后的岁月，就是这样。”
老六应声许诺：“明年见。”
掌声，签名，活动顺利结束。
看着即将离去的人们和已黑的天色，老六又拿起话筒，嘱咐大家走时可从门口的工作人员那儿，免费领一套他精心制作的小玩意儿——10张外国电影海报小卡片，“回家可以装起来，挂在墙上欣赏”。不得不说，此时的他有些自作多情，以为自己爱的，也是他们爱的。
但是他成功了。
不仅自己主编的《读库》，包括很多衍生品：《童年与故乡》、《青衣张火丁》、《多雷插图·拉封丹寓言诗》等，都在市场上得到了很大认同。
所以，此时很多溢美之词都适用于他，就像我们听到某款车是销量冠军时，难免自然而然的想象它的外观与世界是同步的，动力是澎湃的，配置是人性与尊贵，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要知道，想读懂一个中年男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好在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如7系之于宝马，S级之于奔驰，A8之于奥迪，它们都是对自身品牌精神与品质最核心与集中的外延，那么《童年与故乡》这本漫画与散文书，则是老六在目前出版的所有图书中，最像书的一本书。
好吧，让我们试着通过这位后来在闵兴，也就是现在的德国慕尼黑，宝马的家乡，工作了一辈子的奥纳夫·古尔布兰生(01af Gulbransson，《童年与故乡》的作者)，对他20岁以前生活的描述，来靠近老六和他的书。
藏在森林里的人
有一类人用百度或者谷歌是搜不到的，而他们往往却有好听的故事。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要去挪威的奥翁根滑雪，会经过一片森林，在其中两三株松树的下，隐藏着一个暖和的茅草屋。虽然整个屋子就像是用一块木板靠在另一块木板上围拢而成，但是由于内部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报纸，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炉，就会让里面变得暖和。
两个老乞丐就住在这里，其中一个便是会说故事的克里斯坦。
古尔布兰生非常喜欢去这间小茅屋，即使这里拾掇的并不干净，但是克理斯坦可是位说故事的大家，所以常常被他吸引的心驰神往。
在为《读库》选稿时，老六不喜欢那些占据着目前媒体版面、频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专栏作家、学术明星、畅销书作者，准确的说《读库》的内容应该远离这样的“主流人群”，而应该是那些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不出，或是没有多少搜索结果的人。
这就是他所关注的大时代的小插曲，而这些故事都是老六的心头宝贝，“拿到一个好稿子后，会非常兴奋地藏起来，像是自己的一宗财宝。有时候在外面做了一天很烦心的事儿，想到家里有篇好稿子等着我去编，就觉得路上有了奔头……那种等待的感觉也是很美好的。”
在随手的两本《读库0905》和《读库1005》中，老六对照着前面的目录，一一的指着说出他们所在的城市，没有一下停顿，而这些作者也为《读库》贡献了《毛以后的中国》、《我是60后》、《卡瓦博格》等文章。
而在古尔布兰生的笔下，还有一位会讲故事的老头赫克鲁，他可是挪威著名童话作家亚里伯强恩孙的素材源泉，但是生的有些奇怪：几乎比土壤还要重，满头满脸都是头发和胡子，几乎看不见他的面孔，也看不见他的嘴巴。
他死的也很奇怪，由于浑身长满了长毛，从脸上到背部以及臀部，在贤惠的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每周都要用软肥皂为他洗澡，之后在熊熊的火边，为他梳理后背的毛发。可是太太先一步离世了，他的长毛里渐渐生了虫子，他生病了，最后不得不离开了。
张守义先生走了。
作为一位插图大师，临终前却没有出版几本像样的书，在老六看来是遗憾的。幸亏《守义·图》，这本笔记书早一年做了出来，再晚一点，他就看不到了。尽管这本书不是正规的出版物，但是这位老先生却很满意，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给他搞了一个画展，其中很多画稿，都是在潘家园当垃圾买到的。
就像是黄舒骏的歌词：你像一朵静静的睡莲，认真等待别人来获取芳心。但是有些人、有些书，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端详对方，他们就离开了，消失了。《读库》有一个任务，就是打捞这些内容。
安静的茵加及文字
老六这样看待《读库》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用了一个描述婚姻的3个状态：可意、可过、可忍——婚姻的最好状态是可意，这两个人就是可心可意的；如果不可意呢?第二个境界是可过。虽然两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整天幸福得直哼哼，但还能在一起耐心过；如果不可过呢?还有一个层次叫可忍，这样也能在一起过一辈子，最可怕的是不能忍。
古尔布兰生爱他的妻子茵加，不过茵加是安静的。
有一年他不得不出门服兵役，但是走的前一天，茵加刚刚生下他们的孩子，所以他很担心这对母子。所以在军队就不停的写信，先问她和孩子的情况，没有回信；再问是不是邮局出了问题，没有回信；那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回信；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完结了，没有回信；当他把一切苦恼用信件都发泄完了，还是没有回信。
古尔布兰生瘦了。
兵役期满，他回到家推开门第一句话便是：啊，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还是没有回答。
在《读库》5周年读者见面会上，老六问面前的泱泱读者，有多少人对这本书是可忍的?没有回答。有多少人是可过的?没有回答。那有多少人是可意的?还是没有回答。
古尔布兰生说：我早知道，她是像树 根一样沉静的，我曾同她经历过生命的危险，她那时也是不声不响的。
老六曾说《读库》的读者是安静的，果然有了上面气氛尴尬的应验，不过在一起走过5年后，他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多说什么，只要定期的拿起这本书，能够读下去，在朴实的字里行间寻找精神的共鸣，就可以了。
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王蒙蒙：我从没想到过除了阅读的乐趣以外，(《读库》)还有这样衍生的小故事。你要知道，我以前能跟这些美国同学八卦的无非就是布拉德皮特为什么要离开詹尼弗安尼斯顿投向安吉利娜茱丽，是因为她的性感的像两条小香肠的嘴唇吗。”——“曾予平：昨天我特别高兴，马上就满十五岁的儿子对我说：‘《读库》挺好看的呀。’他今年初三，正在铺天盖地的复习资料里扑腾着准备考高中，书包一个都装不下，每天出门时除了一个和背了砖头差不多的大书包，手里还提一包书和资料。孩子在这个状态下拿起了我订阅的《读库》，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了。”——“艾文儿：我不由分说从邮局这个光明正大的渠道预定了2006全年的书，心里的感觉却是在通过一个秘密的渠道跟地下党接头，透着一股莫名的兴奋。”
这里不得不提到《读库》的文字。
除了在选题上着眼巧妙、有趣并且注重力量，对于文字，老六提倡的是“不讲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安静，对高调的引导或者喧闹的争论的摒弃，他认为媒体只有“不讲理”才会好看，才会吸引人看。
所谓“不讲理”，就是少说道理，少发议论，要细节、要故事、要任务，不要观点、结论和评判。就像古尔布兰生描写不回信的茵加，只是翔实的记叙，没有华丽感性的辞藻，但是文字的力量却最直接的表现了出来。
这样的好处是，读者在读过或者反复读过之后，有了发现与思考的乐趣，而至于观点，与多数媒体主张有观点的态度不同的是，老六认可这样一句话，“根本不用你费心，观点是属于读者的”，所以，《读库》不会剥夺读者的这项权力。
4岁，6岁，一辈子
一件事情能坚持多久?
古尔布兰生4岁的时候开始画画，有一位6岁的小朋友向他炫耀自己的作品，没想到竟不如古尔布兰生画的好，一气之下，从此不再画画了。
到了后来，在古尔布兰生第一次上图画课时，就被一位名叫格尔森的希腊男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孩子们，你们看这里，你们不应该像这样画。”
因为他把练习作业水平线和垂直线，画成了横着的麻花状，只能“脸孔通红，我不知道该朝哪里看好。”
但是天分，就在这同一节课上，在快要下课的时候，古尔布兰生画好了一个别的同学都不会的咖啡壶，引得格尔森吃惊的看看他，又看看他的画，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做我的班长。”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用古尔布兰生的形容，就像一只狗一样，从这个班到那个班，从上午到下午，只上这位老师的图画课，以至在后来他还服兵役的时候，就在给两个日报供画，并且被其中一份报纸称为“大有希望的画家”，后来一直画了下去。
坚持之于老六，在辗转报社、杂志社、网站、电视台、出版社，做过校对、画版编辑、夜班编辑、记者、编辑、部门主任、主编、社长后，这十几年职业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全能编辑，他知道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在未来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这也是读者所期望看到的——2005年9月，《读库》创立。
但是困难总是有的。
有人在收到老六寄给他的《读库0800》，委婉的表示“非常谢谢，我认真拜读了，我想我大致明白你的办书理念，但是很抱歉，我想我暂时还不适合这样的书，也许过两年吧。”
也有人说这本书近两年没有以前好看了，也有人再担心在这本书的气质当中，会有对社会现实像一把刀一样扎的很深的东西，因而被一些障碍推到一边去。
对于没有选择《读库》或者后来从《读库》流失的读者，老六认为无论这些人生活中有无自己出品的这本书，他们的生活依旧充实，《读库》毕竟只是相对长篇(并非报纸、杂志、网络)而言的浅阅读，如果读者借此能开始更加精深的阅读，这是他希望看到的。
而近两年《读库》的文人趣味显然没有刚创办时的浓烈，那是在他看来生活远远比文艺重要，尤其是那些为了文艺而文字的作品。
对于“障碍”，老六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出版政策，而是每个人的耐心和面对事实的勇气。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们国人都是没有勇气来说‘这是个谎言’，更没有勇气去试图改变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的东西，一般都是顺从，视而不见，信以为真，或者转移目标，善于遗忘。
我们的书强调有种，其实有种的人并不多，并且有种的人很寂寞，只能在有限的领域把他所干的事情干得有种。我对我们的人性有很深的绝望，包括我自己，我甚至绝望到不愿意上网，去看微博。
包括我看到马世芳，他先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蒙牛的牛根生老师发明了一种牛奶，若果你肚子里喝过伊利，它就自动释放三聚氰氨，说是伊利干的。我说您在台湾，这么深的典故怎么知道的?他说看微博啊。我哑口无言。
这个世道太乱了，也许我做这些事情也是一种逃避，或者说是一种幸运。跟柴静做“面对面”的事情相比，我做的这个行业风险不大，只要认真做下去，就会有好果子结出来，这是一种幸运，也是让我的孩子以后继续做这一行的内在的很软弱的原因。
这一切，有用还是没用
在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无力?
古尔布兰生在小时候，因为没钱坐车，曾一个人独自走了40公里，只为去看一眼自己喜欢的小女孩，并且打算为她送上一只花了10个阿尔买的糖老鼠。
当他抵达这个小女孩所在在城镇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为了不打扰她的睡觉，他悄悄地躺在一张凳子上睡着了，一大清早便起来去敲女孩家的门，结果，被吵醒的女孩的叔叔生气的说：“阿丝达昨天乘火车到火克松去了!”
古尔布兰生没有继续往下写，不晓得他是如何带着早已饥饿的肚子和受伤的脚，以及没有见到心爱姑娘的落寞心情，再走一个40公里回家去的。
2008年的夏天，老六忽然想到《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拍摄已经完成10年了，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如果《读库》能在这方面做一些补救和打捞工作，是有意义的。
他迫不及待的给姜文打电话，次日便出现在了对方的工作室。姜文把当年的材料翻出来，“包括向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询问他们在中国使用过的种种语言，以及其他细节。我听了很是感慨，由衷承认他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老六知道那年他所受的委屈，“他曾经去日本搜集素材，也去靖国神社考察。结果被国内某记者写成‘姜文参拜靖国神社’，招来骂声一片。还有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遭遇的种种坎坷以及被禁的命运，都可能令他耿耿于怀。但我觉得恰恰是这些故事和遭遇，才使得我们的专题更有价值。于是，我便尝试着再次说服他。
姜文推辞不过，突然加大嗓门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做这些没用!
他的情绪有一些激动，开始问我，拍这部电影有什么用?这个时代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了吗?一些人的看法和做法，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了吗?没用，真的没用!
他的口吻有些沉痛。”
如果推及《读库》以及老六所有的作品，套用这样的句式一出这本书有什么用?这个时代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吗?一些人的看法和做法，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吗?没用，真的没用!
就像在起程时，我们怀揣美好的愿望，而结果往往是不可测、不可控，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有没有用?
你可以再回顾一下文章的开头柴静引用的以塞亚·伯林的话，再或者，如美国巴顿将军所说的更为直白：当你老了的时候，你的孙子过来问你，爷爷，二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说，孩子，我在加利福尼亚掏粪呢。
所以，老六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是和所有想做一些事情，并且期待生活更美好的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