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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过半的时候,艺术史的大背景仍然在后杜尚时代徘徊——纵然历史前卫主义以当代之名分裂出多元的子集,但对于架上绘画存在的必要性这一问题,答案显然更加宽容。这种宽容一方面由于人类天性中对涂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绘画行为的意义边界被继续拓宽。在以材料为划分的系统中,纸本这一古老载体切合了东方人对这种自然材质亲近的记忆。